1966年，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

1966年，这一年得5月30号，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社。打这开始，这个报纸就改变了声调。

第二天，也就是6月1号，这一天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要是放在之前呢，《人民日报》是会向千千万万的孩子们献上一朵鲜花的。可是，这一年的6月1号，《人民日报》却多了些许的杀气，在其头版头条的社论中，内容和国际儿童节丝毫没有关系。

反倒是迎面而来的八个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杀气腾腾。

这篇文章的定稿人，就是陈伯达。

5月31号晚上，他审定稿子之后，没有送给伟人（当时在杭州）阅定。第二天，这篇文章就被刊发了。

这篇社论带来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明确提出了所谓的“政权”问题。

或许很多人不了解这篇文章的影响力，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吧。

倘若说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个“拐弯球”，那陈伯达审定的这篇稿子，可以说是重炮直轰了。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手法，具体的说来，无论是“牛头”还是“蛇神”，描绘的都是阴间鬼卒的一种形象。但是，自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发布之后，“牛鬼蛇神”就被定性成了一种政治概念。

但是呢，这种概念，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仅仅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因此被错误定性为“牛鬼蛇神”，住进牛棚。客观的说，源头出自于陈伯达所定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

当然，“牛鬼蛇神”这个概念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在这之前，1966年的5月25号，就有人贴出大字报，里面就提到要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但是呢，那毕竟只是大字报，影响范围很局限。不像《人民日报》的社论，影响的范围涉及全国。

1980年，这一年的11月29号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理陈伯达的时候，就这篇社论还审问了他。

审判员李明贵：“1996年6月1号《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和亲自审定的吗？”
陈：“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的。”
——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原本，这篇的文章的初稿是另外一个名字，陈伯达审定的时候，觉得初稿的名字不够犀利。于是乎，他就把题目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站在被告席上的陈伯达，对于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倒是值得肯定的，没有回避，也没有胡搅蛮缠。

宣读后，陈伯达说：“听到了......这个具体经过我是忘了......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部分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
——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晚年的陈伯达，只接受了叶永烈一个人的访问。

在访问的时候，俩人也谈及过这篇社论的事。

回首往事，陈伯达的神情也不免显得有些黯淡。他承认自己过去那时候就像是发了疯一般，也承认那篇社论引起了很坏的作用，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他没有推卸责任，直言责任和过错全在于他自己，不在别人。

不得不说，很多人在面对自己不堪往事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些回避，或是顾左右而言他。陈老夫子的这个积极认罪的态度，倒是值得肯定的。

晚年的他，和叶永烈的多次接触往来中，也成了一对忘年交。

在叶永烈面前，这个老夫子倒是说了不少心里话。

他说自己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他的悲剧中吸取教训。他坦言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1981年的8月下旬，陈伯达被特批保外就医，安置在北京东郊的一栋民楼。

这栋楼总共有六层，陈家就在顶楼。因为他还处于服刑期，在陈家对门安排了一个公安住着，名叫老萧。

给陈伯达分配的房子，面积不大，有个七十平方米左右，三室一厅：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儿媳的卧室。

陈伯达自己居住的卧室，面积大约十来个平方左右。

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床上铺着蓝白色的白方格床单，还有一个很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台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毛毯。

很简单，也很简洁。

这十来平方的小地方，不仅是他的卧室，还是他工作的地方。

平常时候，儿子儿媳很少进来，也就只有那个才上二年级的7岁小孙子，能够肆无忌惮的闯进他的卧室里。

他的视力还不错，听力也还可以。

每天晚上的新闻，是他必看的节目。如果遇到电视里播放一些京剧或者是古装故事片什么的，他也喜欢看。要是碰到现代类目的电视剧，他就丝毫没有兴趣了。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书有着异常的痴迷。

他身居高位的时候，家里专门腾出三间屋子来装书。那时候，他收藏的手抵得上一个小型图书馆了，有六万多册图书。

晚年的时候，他最大的兴趣爱好依旧是读书看报。

他的邻居们也是很好，一开始并不知道陈伯达搬了进来，不过日子一久，也就晓得了。虽然知道这栋楼里住着这么一个大人物，邻居们也没什么多的想法。

每天，会有人把报纸塞进楼下的信箱。

如果陈家没人下楼取报纸，邻居也会捎带手把报纸取上去。也不敲门，就插在门把手上。

他很喜欢看书，不断地要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之前的工资和稿费，大多也用来买书了。不过，自从1958年起，他自己提出把稿费用来支援国家建设，也就不再领取稿费了。

父亲的这些稿费去了哪里，儿子陈晓农不晓得。

父亲去世后，和父亲生前的秘书聊起这事，陈晓农这才晓得。父亲1958年之后 的稿费和一部分工资，都捐给了科学院图书馆了，这事还是秘书亲自经办的。

其实，在晚年的时候，陈伯达依旧心心念念着他当年的那六万多册藏书。

他很想让有关部门返还那些藏书，但一直没有提出来。不过，在1981年的11月16号，组织上返还了他过去的一些生活用品。至于他的那些藏书，大多都找不到了，也只找到几本书返还给了他。

一直到1995年，这时候陈伯达已经去世六年了。

这一年，找到了他当年的一部分藏书，不过也就只有一小部分，总共只有1270册。

1989年的9月20号，中午时分，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着午饭，突发心肌梗塞，头一歪，碰到墙上，离开了这个世界。

9月28号上午10:20分，他的遗体告别会在八宝山简单的举行。

这场仪式没有对外宣布，也就在小范围内举行，来的人也是他生前的故友、亲属。

他的遗体火化后，暂时寄存在北京八宝山的老山骨灰堂。

1991年，这一年的2月份，陈晓农和妻子护送着陈伯达的骨灰，一路回到了老家。那个坐落在福建惠安的小山村，岭头村。

85年之前，陈伯达就出生在这个村子的老屋子里。

85年之后，兜兜转转一圈，他又回到了生命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