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老师回归成都：一个城市有自己的历史学家是一种幸运

在“柏林客厅”看王笛老师在远家的活动直播，谈他的新书《茶馆2》。

他经常回成都做分享，过去两年，光是有杏书店就来了四次。作为读者和书店主，我都非常感谢他。

这次回来和以往有一些不同。我看到另一张海报，他要在四川大学发表一个“讲席教授”的就职演讲——30多年之后，他又回到川大历史系了。

王笛在川大读完硕士就留校了，很快成为学术新星，他是全国最年轻的历史学副教授之一。如果留在川大，他在90年代就会成为教授。

他选择辞职，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这毫无疑问是选了一条困难的道路。但是，如果一直留在川大，他也不可能写出《茶馆》《街头文化》《袍哥》那些杰出的著作。

在霍普金斯大学他跟随城市史大家罗威廉做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研究思路。他开始关注城市和城市中的人，从宏观转向微观。

这让他对成都的研究别具一格。在成都写这这个城市的人多了去，但都是一种“内部视角”，是在成都看成都，而王笛是一种“世界视角”，在“内部”和“他者”之间切换。

他至今不能讲标准的普通话，而是一口“川普”。在成都话和英语之间，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2017年王笛老师已经在澳门大学任教，那时他在腾讯大家有一个关于成都的专栏，那时候我和他取得了联系。后来他每一次回成都，我都会去听他的讲座。

如果说对成都的历史研究奠定了他作为国内一流历史学家的地位的话，他这些年的公共表达，包括讲座和接受媒体采访以及一些视频节目（如十三邀），则让他成为最受人关注的“公共史学家”之一。

在这一点上，他对成都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

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学家”。能研究好一个城市已经很难得，而自觉有一种公共表达的责任，面向普通大众讲述学术成果和普及常识，在当下更是罕见。

我还记得疫情中他回成都的一次讲座。在幸福梅林的敦壩，超过140人坐在那里听他讲话，从晚上7:30到10点，王笛以为讲座结束，准备给一些书签名。主持人灵子告诉他，等会儿是问答环节，现在是“中场休息”。

他站起来准备去卫生间，“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啦。”那天的活动，持续到接近晚上12点。

送他回酒店的车上，他说，在澳门，一个讲座和读书会，来不了多少人。

而成都则完全不同。他熟悉这里的街道，这里有父母、亲人、发小。有一次他来有杏，向我介绍陪同的朋友，“这是我哥哥。”

和自己哥哥一起去书店做讲座，这真让人羡慕。流沙河先生还在世的时候，在一个讲座上看着王笛说：“王老二现在了不起”，那种长辈的眼神也让人动容。

沙河先生是看着他们兄弟长大的，而在这样的场景中我看到的则是一种叫做传承的东西——文化，是真实存在的。

每次回成都，在有杏书店讲座，王笛都是喝盖碗茶，他仍然钟情于“三花”。尽管在成都已经有很多高级的茶了。

他是属于成都的，而成都也属于他。每次见到王笛老师的时候，我都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河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