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杨振宁先生的成就

2025年10月18日，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很多人讨论杨老先生，讨论他的国籍，八卦他的生活，争论于他的意识形态乃至各种零零碎碎的言行。

对老局而言，这些事情并不在我的讨论范围内。

当我们讨论一名科学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讨论他的工作以及他的工作有什么意义。

今天老局发一篇三年前、写于杨振宁先生百岁生日时候的旧文，希望能讲清楚一个问题：杨振宁先生的工作到底有多么重要？

普通人如何理解杨振宁的成就

想知道杨振宁有多么伟大，我们得先说说物理学的意义。

众所周知，物理学是一门基础科学。作为基础科学，物理学的使命非常硬核：探求这个世界的本质。

所以，物理学要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一种对世界的合理解释，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正确方法。

看上去很抽象吧？但意义却是非凡的。

举个例子：一把机关枪和一把西瓜刀摆在一起，现代人会选择机关枪，秦朝人会选择西瓜刀——因为机关枪这种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秦朝人的认知。

一把AK摆在眼前，连火药枪都没见过的秦朝人只会觉得这是一根形状诡异的铁棒，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多么恐怖的威力。但秦朝人看到现代工艺制造的西瓜刀却会很兴奋——因为砍刀这个东西没有超出他们的认知。

我不怀疑秦朝人的智慧，我相信经过训练，秦朝战士也一定可以熟练掌握自动武器的射击技巧。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要让他知道：这玩意儿叫机关枪，比你们的弩箭、长矛好用的多。

同样的道理，当下一个高三理科学生掌握的化学知识，可能比拉瓦锡、门捷列夫之类的先贤更强大。不是因为现在的人更聪明，而是因为那些知识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基础认知。

这就是认知的意义，也是科学的意义：提高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因此，我们大概就能对杨振宁先生的成就有一点点浅薄的理解了：

和牛顿、爱因斯坦一样，杨振宁拉高了全人类对于世界本质的认知。

具体来说，杨振宁先生做了两件事：

第一，和李政道一起提出了“宇称不守恒”。

第二，和他的学生米尔斯一起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

物理学领域，全球公认存在四种基本力：引力，电磁力，强核力，弱力。但问题是，这四种基本力的背后是四种数学体系，“找到一个方法，统一地解释四种基本力——万有理论”，是全世界所有科学家的追求。

直到今天，人们都相信：谁能为这四种基本力找到一个统一的解释，谁就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牛顿整明白了引力，让全人类掌握了宏观世界的运行规律。麦克斯韦整明白了电磁力，抽象的电磁现象有了精确的数学解释，达到了经典物理学的巅峰。

后来，二十世纪前半段的无数科学家们整明白了强核力和弱力，明白了质子和中子为什么会凝成原子核又为何会发生衰变，让人类进入微观世界，掌握了微观世界的运行规律。

在那个年代，为了探究微观世界，全世界无数科学家都在努力。但问题是，他们最终都撞上了一道“铁壁”——实验也好，计算也罢，最后的结果总是说不通。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底层逻辑。

当时，不论是美国的费曼、泡利还是苏联的朗道的底层逻辑都基于粒子和它镜像粒子的对称性，学名叫“宇称守恒”。

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当时的物理学家来说，“宇称守恒”有点像是“祖宗之法”，一丝一毫都不可以改变——毕竟，这可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础之一——朗道不敢变，费曼不敢变，泡利也不敢变。

面对这个谜团，杨振宁和李政道出手了。1956年，他们俩联合发表了一篇名为《对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认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大声质疑了这个“祖宗之法”。

这效果就好像学霸给学渣讲题，只言片语就解决了大问题。只不过，在这个语境下，扮演“学霸”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扮演“学渣”的则是费曼、泡利和朗道。

最搞笑的是泡利，他本身就喜欢赌博，还戏称愿意拿任何东西来赌“宇称守恒”绝对成立，当得知杨振宁成功之后，泡利马上就说幸亏我没真的打赌。

朗道就比较离谱了，他的学生其实也写过一篇关于“宇称不一定守恒”的文章，但朗道觉得太离谱，看都不看就直接把学生的论文给扔了。

由于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这篇论文过于惊艳，一年之后，杨振宁和李政道因为这篇论文获得了诺贝尔奖，创造了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快获奖速度的记录。

这一年，杨振宁才35岁。

回到那个终极问题：“万有理论——找到一个方法，统一地解释四种基本力”。

作为物理学界的“最高级任务”，这个问题自然会吸引无数英雄前去挑战。但很遗憾，至今都没有人成功过。在向这座“物理最高峰”发动冲锋的人潮里，有两个人最接近目标：一个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另一个就是杨振宁。

爱因斯坦试图统一引力和电磁力，虽然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分别绝妙地解释了电磁力和引力，但距离统一解释四种力还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爱因斯坦几乎花了他下半辈子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直到1955年去世，他也没有成功。

然而就在爱因斯坦去世的前一年，杨振宁和他的学生米尔斯一起提出了著名的“杨-米尔斯理论”。

这个理论过于抽象，我也看不懂，但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可以了：“杨-米尔斯理论”是第一次有人用严谨不可辩驳的数学方式，建设了一个可能用来概括四大基本力的模型。

关于这个理论，有一个小故事：以前的科学家们喜欢做“归纳”，先做实验，从实验结果来归纳规律。杨振宁则反其道而行之，用逻辑和数学推导出一套漂亮的规律，然后预测未来的实验结果。

而杨振宁之所以喜欢用数学的方式解决问题，可能是因为他动手能力有点差——小时候拿泥巴捏了一只公鸡，结果家人一看说“你这个莲藕捏的还行”。

后来在留学美国做实验，杨振宁所到之处简直是一片“鸡犬不宁”，人送外号“爆炸杨”。杨振宁在那个实验室里待了20个月，结果啥都没搞出来，被迫只能放弃。

后来，朋友对他说：这是实验物理的幸运。

的确，杨振宁最伟大的成果就是“杨-米尔斯理论”，到今天他也没有搞出“万有理论”，并且他后来觉得老是搞这个没意思，直接换了另一个研究方向。

但这个理论的重要性却在今后的几十年里被反复证明：如果诺贝尔奖不加限制，凭着这个理论，杨振宁本人至少能再拿7次诺贝尔奖——因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有7个诺贝尔奖是直接根据“杨-米尔斯理论”获得的，还有另外几十个诺贝尔奖是从“杨-米尔斯理论”发展出来的。

除此之外，由于“杨- 米尔斯理论”本质其实是一种数学上的解释，所以，在“杨-米尔斯理论”的基础上，又产生了6个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奖）。

“杨-米尔斯理论”简直就是一台“诺贝尔奖量产机”。

事实上，杨振宁和他的学生米尔斯研究出来的这套理论直到今天都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决最前沿的物理学问题。

2004年，在“杨-米尔斯理论”发表五十周年的时候，杨振宁被授予美国鲍尔奖。在授奖词中杨振宁的研究工作被认为是排在了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

有的科学家为自己工作，有的科学家为祖国工作，而有的科学家在为全人类工作。

杨先生显然属于第三种。

杨振宁对于中国科学的贡献

很多人攻击杨振宁的点在于他当年为什么没有跟着钱学森、邓稼先他们一起回国，然后据此认为杨振宁贪图美国享乐，不愿意回国吃苦，只想到最后摘桃子。

殊不知，这个话题早几十年就已经有定论：

钱学森、邓稼先......这些“两弹一星”的元勋从学科上来说大多都属于“应用科学”的优秀人物，而杨振宁则属于是“理论科学”。

应用科学，解决的是非常具体、现实的问题，是一门研究“怎么搞”的学问。 理论科学，解决的是非常抽象、底层的问题，是一门研究“为什么”、“是什么”的学问。

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北边有苏联的钢铁洪流，东边有美国的第七舰队，我们迫切的问题是“求生存”，我们需要尽快武装自己。

当时中国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让导弹上天？”，是“怎么让原子弹爆炸？”，是各种现实的工程学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物理学概念。

如果当时杨振宁先生回国，帮忙固然是可以帮忙的，但未必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相比起他后来的贡献，如果回国搞原子弹反而会“因小失大”。

据说，钱学森先生的贴身警卫员也像我们一样问过钱学森“为什么杨振宁没回来？”钱老的回答很简单：是国家要他留在国外，他在外面的作用远比国内大。

1971年，随着中美关系逐渐稳定，美国将中国移出了“不可前往的国家”名单。当年，杨振宁便返回了祖国，后来甚至因为频繁来中国而遭到了CIA的调查。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杨振宁作为世界顶级物理学家，给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物理学界带来了最新版本的知识，引导了正确的研究方向。

另外，1971年杨振宁回国之前专门写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写满了之前他曾经认识、这次打算见面的科学家的名字。而当时，很多科学家正在遭受着不公待遇——名单上的第一人，杨振宁的幼年好友、中学同学、科研上的同僚、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正在青海基地里“挨批斗”。

可以说，如果不是杨振宁当时准备了那么一份名单，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中，或许很多科学家都会遭受进一步的伤害。

同为“两弹一星”元勋，中科院院长周光召认为：杨振宁为中国至少培养了10个以上的中科院院士和5个大学校长。

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认为：杨振宁将清华三个物理研究领域提高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没有杨振宁，就没有清华物理系的今天。

除此之外，杨振宁还捐出了数百万美元的个人财产，在国内各大高校兴建了60多个物理实验室，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物理学研究的硬件水平。回到清华之后，杨振宁有时甚至亲自为本科生授课。

如果一定要明确杨振宁做了些什么，那么我认为，杨振宁先生领导了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发展——在一片迷雾之中，杨振宁手把手地带着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理论物理学界跟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在杨振宁主要研究的凝聚态物理领域，清华大学已经毫无疑问地位列世界顶尖梯队之中。

你问我杨振宁对中国科学的贡献？

他至少带动了中国科学界往前走了十年。

尾声

有句话虽然已经被说烂了，但却不得不承认其中的道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这句话，从最现实的角度来看，可以这样理解：

当下的中国，不论是芯片还是航空发动机，距离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坚信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就会追平这样的差距，但在那之后，我们很可能就要进入“无人区”了。

想在“无人区”继续深入下去，那就需要从最基础、最底层的理论进行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早些年没有人讨论“基础研究”而最近几年“基础研究”的意义被各方面广泛强调。

因为我们真的已经走到“需要基础理论突破来支撑发展”的阶段了。

我相信即使没有杨振宁先生的贡献，我们依然可以取得今天的成就。

但我们不能只看眼前——因为如果没有杨振宁先生的贡献，我们在基础物理理论的进展或需要落后一大截——这个层面的落后，或许并不会影响咱们研制六代机、航空母舰、弹道导弹，但却可能让我们在可控核聚变或者高温超导等未来科技上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

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杨振宁先生的成就，显然应当被归类于“全局”这一档的。

这个世界，总要有人去思考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总要有人来提高全人类的认知，总要有人来“以人类的名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即便是在剑拔弩张的冷战时期，苏联的尤里·加加林也得到了大量来自西方国家的赞美和歌颂——因为征服太空这件事的意义，不应该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束缚，这是一件属于全人类的成就。

杨振宁的工作也一样。

杨振宁的研究领域太过于高深莫测，甚至仅仅只是想了解一些皮毛就得要求你至少要有个985硕士的水平。 他和所有过去的、当代的、未来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样，他们的使命不应当简单地被按照国籍进行分类，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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