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友住院我借他6万，5年未还我没追问，我创业失败他却立即上门

当李伟，那个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主动联系我的老战友，提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风尘仆仆地站在我那间已经搬空、只剩下满地狼藉的加工厂门口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兄弟，我来还钱了”。

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眼里的红血丝，看着我身上那件沾了机油、几天没换的旧外套，然后用那口熟悉的、带着点乡音的普通话，沉沉地说：“峰子，我听说你这边……出了点事。走，咱哥俩先找个地方喝点。”

整整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那笔六万块钱就像一根细微但坚韧的刺，扎在我生活的某个角落。它不常疼，但你总知道它在那儿。尤其是在我资金周转不开、在银行贷款申请书上一次次签名碰壁、在深夜里对着妻儿愧疚无眠的时候，这根刺就会隐隐作痛。我从未开口问过，因为我总觉得，我们之间那过命的交情，不该用钱来衡量，更不该用催债这种方式来玷污。

可如今，在我一败涂地，连明天在哪儿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却突然出现了。

那一刻，时间仿佛被拉成了一条长长的、绷紧的线，一头是现在落魄的我，另一头，则是五年前那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接到他妻子带着哭腔的电话……

第1章 大雨里的电话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雨水特别多。

我的小加工厂正处在最好的时候，订单稳定，工人熟练，银行户头上的数字每天都在缓慢而坚定地增长。我和妻子徐静刚付了新房的首付，虽然背上了三十年的贷款，但看着儿子在宽敞的客厅里跑来跑去，心里那份踏实感，比什么都重要。

那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把整个城市浇得像个落汤鸡。我正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雨水从屋檐上汇成一道道水帘，盘算着这个月的利润能有多少结余，口袋里的手机就振动了起来。

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李伟的老家，一个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小县城。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和李伟，是睡上下铺的兄弟，是在零下三十度的边防线上一起站过岗、分过一个冻硬了的馒头的交情。退伍后，我们天各一方，各自为生活奔波，但每年过年，那通拜年电话是雷打不动的。只是这几年，联系渐渐少了，他总说忙，我也忙，男人的情谊，似乎总是不需要挂在嘴上。

“喂，你好？”我接起电话，雨声太大，我不得不走到车间里面。

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压抑的哭声，抽抽噎噎，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是……是陈峰大哥吗？我是……我是李伟的媳omer，我叫刘燕。”

“嫂子？是你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李伟呢？”我一连串地发问，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李伟他……他突发心脏病，在县医院，医生说很严重，是急性心梗，要做……要做搭桥手术，不然人就没了……”刘燕的声音在电话里抖得不成样子，“大哥，我们家……我们家这些年不顺，他爸前年看病把积蓄都花光了，现在手术费还差一大截，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就差……就差六万块钱，医生说今天晚上之前必须交上，不然……”

她后面的话，被一阵更剧烈的哭声淹没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砸了一下。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平日里壮得像头牛，能一个人扛起一整袋水泥的李伟，此刻正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

“嫂子，你别哭，你先别哭！”我对着电话大声喊，试图让自己的声音穿透她的慌乱，“钱的事你别担心！我来想办法！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现在就去银行！”

“真的吗？大哥……”

“别说废话了！快发卡号！救人要紧！”

挂了电话，我一秒钟都没耽搁，抓起桌上的车钥匙就往外冲。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豆大的雨点砸在车窗上，噼里啪啦地响，就像我此刻狂跳的心。

回到家，我直接冲进卧室，从衣柜最深处拖出那个上了锁的铁皮盒子。徐静正在客厅陪儿子搭积木，看到我火急火燎的样子，吓了一跳。

“陈峰，你这是怎么了？跟被鬼撵了似的。”

“李伟，李伟出事了，心梗，等着钱做手术救命。”我一边说，一边用钥匙打开盒子，里面是几沓用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现金，还有几张存折。这是我们准备用来提前还一部分房贷，好减轻点月供压力的钱。

徐静的脸色也白了，她快步走过来，看着我手里的存折，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差多少？”她轻声问。

“六万。”

“六万……”她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那不是不舍，而是一种现实的忧虑。她是个过日子的女人，每一分钱都盘算得很精细。六万块，对我们这个刚刚起步的小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目。这笔钱拿出去，我们接下来大半年的日子都要勒紧裤腰带了。

“我知道这钱……”我看着她，语气有些艰涩，“但那是李伟，当年在雪地里，他把最后一个馒头分给了我一半，要不是那一半馒头，我可能就撑不到换岗了。这条命，有他的一份。”

我很少跟徐静讲部队里的事，男人之间的生死情谊，很难用语言去描述。

徐静沉默了。她蹲下身，帮我把散落的几张零钱捡起来，然后抬起头，眼睛里虽然还有担忧，但已经变得很坚定。

“去吧，”她说，“救人要紧。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就是担心，这笔钱借出去，什么时候能还……”

“等他好了，肯定会还的。李伟那个人你放心，最讲义气，也最要面子。”我拍了拍她的手，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我拿着存折冲进雨里，直奔最近的银行。在柜台前，我毫不犹豫地把六万块钱转了过去。办完手续，我给刘燕打了个电话，告诉她钱已经到账了。电话那头，她哭着说了一连串的“谢谢”，说我是他们家的大恩人。

我说：“别说这些，照顾好李伟，等他手术做完，给我报个平安。”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睡踏实。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收到刘燕的短信，只有简短的几个字：“手术很成功，谢谢大哥。”

看着这几个字，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李伟会康复，会像以前一样给我打电话，我们会像从前一样，在电话里吹牛、骂咧咧，然后等他手头宽裕了，会把钱还给我。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通报平安的短信，竟然成了之后五年里，我收到的关于李伟的……最后一条消息。

第2章 沉默的号码

时间是最好的稀释剂，也是最残酷的过滤器。

李伟手术后的第一个月，我没好意思打电话去问。我想，他刚做完大手术，肯定需要静养，家里也肯定乱成一团，我这时候打电话，反倒像是催债一样，不合适。

第二个月，我还是忍住了。我想，大病初愈，恢复总需要时间，经济上肯定也紧张，再等等吧。

半年后，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李伟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要自动挂断的时候，被接了起来。

“喂？”是李伟的声音，但听起来有些虚弱，中气不足，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洪亮的大嗓门。

“李伟？是我，陈峰！”我心里一喜，“你身体怎么样了？恢复得还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他有些含糊的声音：“哦……峰子啊。还行，恢复着呢。最近……有点忙。”

“忙点好，说明身体没事了。”我干笑了两声，想说点什么，却发现我们之间好像突然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以前那种张口就来的熟络感，消失了。

“那个……你……”我本想问问他家里的情况，钱够不够用，但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

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抢先说道：“峰子，你那六万块钱……兄弟我记在心上。等我这边缓过来，一定……一定还你。”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和……窘迫。

“嗨！说这个干嘛！”我立刻大声打断他，“钱不急！你先把身体养好最重要！咱们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

“嗯。”他轻轻地应了一声。

那次通话，总共不到三分钟，就在这种尴尬又客气的氛围中结束了。挂掉电话，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觉得李伟变了，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变了。

从那以后，我又等了一年。

这一年里，我的加工厂规模扩大了一倍，徐静也怀了二胎。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我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那六万块钱，我偶尔会想起，但生活的洪流推着我往前走，没给我太多时间去纠结。

过年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想给李伟打个电话拜年，却发现他的手机号码已经成了空号。

我心里一沉，又打给他妻子刘燕的手机，同样是空号。

那一刻，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涌上心头。他们换了号码，却没有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是想躲着我吗？

徐静看出了我的异样，轻轻叹了口气：“算了，陈峰。可能人家有难处。就当那钱……我们拿去积德了吧。”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喝了一杯闷酒。我不是心疼钱，我是心疼那份情谊。难道我们之间过命的交情，就这么被六万块钱给冲垮了？我不信。李伟不是那样的人。

接下来的几年，我彻底断了和李伟的联系。

我把他的旧号码从手机里删除了，也努力不去想那笔钱。我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难处，我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也许他真的遇到了天大的坎，迈不过去。

生活还在继续。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也越来越难。市场竞争激烈，原材料价格飞涨，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利润被挤压得越来越薄。为了接到订单，我不得不垫付大量的资金，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低声下气地去求人。

家里的老二出生了，是个女孩，很可爱，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沉重的经济压力。房贷、车贷、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父母的养老……每一项都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开始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徐静看着渐憔悴，总是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想说什么。那六万块钱，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一笔能“算了”的小钱了。如果当时没有借出去，至少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现在的燃眉之急。

有一次，我们因为一笔货款迟迟收不回来，发生了争吵。

“当初我就说，那么大一笔钱借出去，总得有个字据，或者问清楚什么时候还吧！”徐静红着眼圈，“你总说兄弟情义，兄弟情义！可人家把你当兄弟了吗？换个手机号就人间蒸发了！现在好了，我们自己被钱逼得走投无路了！”

我被她的话刺痛了，一股无名火冲上头顶：“你懂什么！那是救命的钱！我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吗？你要是觉得我做错了，那钱算我自己的，跟你没关系！”

“陈峰！”她哭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太傻了！你把人家当兄弟，人家把你当什么了？冤大生头！”

那场争吵，是我们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以沉默告终。

我知道，徐静说的有道理。从现实的角度看，我确实太“傻”了。但我心底里，始终固执地保留着一丝幻想。我相信李伟，相信那个在雪地里把馒头分给我的人，他一定是有苦衷的。

这丝幻想，就像黑暗中的一点微光，支撑着我，让我不至于对那段记忆彻底失望。

然而，现实的巴掌，很快就扇了过来，比我想象的更重，更响。

第3章 压垮骆驼的稻草

压垮我的，不是一根稻草，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寒冬，以及一个合作了三年的老客户的背叛。

那是一家规模比我大得多的公司，一直是我们厂最大的订单来源。为了维持住这个大客户，我几乎把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押在了他们的订单备料上。他们的付款周期虽然长，但信誉一直很好。

可就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毫无征兆地宣布，因为公司战略调整，要将所有订单转移到一家成本更低的南方工厂。而之前欠我的那笔将近五十万的货款，则以各种理由拖延着，说要走漫长的内部流程。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五十万的货款收不回来，意味着我的资金链彻底断裂。我没钱给工人发工资，没钱付供应商的材料款，更没钱交下个季度的厂房租金。

我像疯了一样，每天堵在那个客户公司的门口，从低声下气地请求，到后来近乎绝望地哀求，换来的只是对方采购经理冷冰冰的一句：“陈总，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你再这样，我就要叫保安了。”

那一刻，我所有的尊严都被踩在了脚下。

我开始变卖工厂的设备，那些我当初像宝贝一样一件件淘换回来的机器，如今被当成废铁一样，以一个屈辱的价格卖掉。买家来拉设备的时候，我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去看。我怕看到那些机器被吊车吊起，就像我这几年的心血被活生生掏空一样。

我遣散了所有的工人。最后一个跟我干了五年的老师傅老张，走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眼圈红了。

“陈老板，你是个好人。这几年，跟着你，我心里舒坦。”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塞到我手里，“这是我老婆让我给你的，不多，两千块钱，你先拿着应应急。别嫌少。”

我死活不肯要，把他推了出去。关上办公室的门，我再也忍不住，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创业失败，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它摧毁的是一个男人的自信、尊严和对未来的所有想象。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垮了。白天，我强打精神，四处奔波，希望能找到一点转机。晚上回到家，面对妻子担忧的眼神和孩子天真的笑脸，我心如刀割。我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很快就堆得像个小山。

徐静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没有再抱怨，也没有再提那六万块钱的事。她只是默默地把家里所有能省的开销都省了，开始在网上找一些可以在家做的手工活，补贴家用。

有一天深夜，我从噩梦中惊醒，发现身边是空的。我走出卧室，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悄悄推开一条门缝，看到徐静正戴着老花镜，在台灯下，用手机一个一个地联系她以前的同事、朋友，问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可以介绍给我。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恳求：“……对，他以前是做机械加工的，管理经验也有……什么都行，只要能有份稳定的收入……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的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

我默默地关上门，回到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为了这个家，为了爱我的妻子和需要我的孩子，我必须重新站起来。

清算完工厂所有的资产，还清了银行和供应商的欠款后，我手里只剩下不到两万块钱。新房的房贷是还不上了，我们商量着，准备把房子卖掉，搬回以前那个狭小的老房子里去。

办理卖房手续的那天，阳光很好，但照在我身上，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我站在房产中介的门口，看着墙上挂着的那些房源信息，每一个数字都像是在嘲笑我的失败。

就在我准备进去签字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和我当年打给李伟的那个归属地，一模一样。

我的心，猛地一跳。

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瞬间攫住了我。是怨恨吗？有一点。是期待吗？也有一点。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事到如今，一切似乎都无所谓了。

我划开接听键，把手机放到耳边，没有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久违的、却又无比熟悉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arle的喘息和紧张。

“喂……是，是峰子吗？”

是李伟。

五年了，他终于主动联系我了。

第4章 帆布包里的秘密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发不出一个音节。

“峰子？你在听吗？是我，李伟。”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急切。

“……我在。”我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一样。

“我听咱们一个老乡说，你……你的厂子关了？”他问得小心翼翼。

我的心猛地一抽，像是被人狠狠攥了一把。失败的羞耻感和被窥探的难堪，瞬间涌了上来。我几乎是本能地反驳：“谁说的？瞎传！我就是……就是想休息一段时间。”

男人的自尊心，有时候就是这么可笑又可悲。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一种近乎请求的语气说：“峰子，你在哪儿？我想见你一面。”

“见面？”我冷笑了一声，“五年了，你现在想起来要见面了？”积压了五年的委屈、不解和愤怒，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我知道……我知道我对不住你，兄弟。”他的声音更低了，“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儿，我……我已经在你这边的市里了，刚下火车。”

我愣住了。他竟然已经来了。

最终，我还是把加工厂的地址告诉了他。那个已经搬空，只剩下我失败残骸的地方。或许，我是想让他亲眼看看，我如今有多落魄。

挂了电话，我没有去房产中介，而是调转车头，回到了那个让我心碎的地方。

我在空荡荡的厂房里，找了一块还算干净的台阶坐下，点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往事一幕幕地在眼前浮现。从接到他妻子电话时的毫不犹豫，到后来一次次拨打电话的失望，再到与妻子争吵时的心力交瘁。

我不知道待会儿见到他，该说什么。是该质问他为什么消失五年？还是该像个怨妇一样，哭诉自己如今的困境？

或者，什么都不说，就等着他把那六万块钱拍在我面前，然后我们两清，从此再无瓜葛？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了厂房门口。

他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头发白了大半，稀疏地贴在头皮上。人也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地凸起，眼窝深陷，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唯一没变的，是那双眼睛，依然透着一股军人的执拗和坚毅。

他手里提着一个很旧的帆布包，包的边角已经磨破了。

他就是李伟。

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先开口。空气仿佛凝固了，时间也慢了下来。

最终，还是他先打破了沉默。他走到我面前，没有坐下，就那么站着，看着我。

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他说：“峰子，我听说你这边……出了点事。走，咱哥俩先找个地方喝点。”

我没动，只是抬起头，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刻满风霜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苦笑了一下，把那个帆布包放在了我身边的台阶上，拉开拉链。

我以为，里面会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六万块钱现金。

然而，我猜错了。

包里没有钱。只有一沓厚厚的、用塑料文件夹包好的病历，还有几个药瓶子，以及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小小的骨灰盒。

我的瞳孔猛地收缩，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这……这是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

李伟没有回答我，他只是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小小的骨灰盒捧了出来，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他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这是我儿子，小名叫石头。他要是还活着，今年该上小学了。”

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

“你……你什么时候有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

“就在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年。”李伟抬起头，泪水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滑落，“是个早产儿，生下来身体就不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跟你嫂子……一个毛病。”

我彻底呆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峰子，”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那六万块钱，是救了我一条命。但我的命救回来了，我儿子的命……没救回来。”

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那消失的五年。

原来，他那次心脏搭桥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早已负债累累。他只能在老家打点零工，收入微薄。

就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刘燕怀孕了。他们本不想要这个孩子，怕养不活，但医生说刘燕的身体状况，如果，以后可能再也无法生育。他们咬着牙，把孩子生了下来。

没想到，孩子遗传了母亲的心脏病，而且更加严重。从出生那天起，就成了医院的常客。保温箱、呼吸机、各种昂贵的药物……就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

“那几年，我不是没想过联系你。我无数次拿起电话，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告诉你，不是兄弟我不想还钱，是实在还不上了。”李伟的声音哽咽了，“可我没脸啊！峰子，我没脸！你救了我的命，我却连累你，我有什么脸再跟你开口？”

“我只能拼命地干活，什么脏活累活都干，白天在工地上搬砖，晚上去给人家看大门，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就想着能多攒点钱，先把孩子的救命钱凑够，然后再把欠你的钱还上。”

“我们换了手机号，是因为原来的号总有催债的打电话来。我们不敢告诉你新号码，怕你打过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去年冬天，石头他……还是没撑过去。走的时候，才四岁。”

李伟低下头，肩膀剧烈地颤抖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看着他，看着他怀里那个小小的骨灰盒，看着那沓厚厚的病历，心里那根扎了五年的刺，瞬间被一股巨大的悲伤和愧疚融化了。

我怨了他五年，猜忌了他五年。我以为是六万块钱让我们兄弟情断，却不知道，他在这五年里，背负的是远比六万块钱沉重千百倍的命运。

我站起身，走到他身边，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兄弟，”我的声音也哑了，“你受苦了。”

第5章 酒杯里的往事

我们没有去饭店。

我带着李伟，回了那个即将要被卖掉的家。路上，我去小卖部买了两瓶最便宜的二锅头，又切了半斤猪头肉，买了几个馒头。

徐静看到我领着一个陌生又憔悴的男人回来，愣了一下。

“这是……？”

“我战友，李伟。”我介绍道。

徐静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不自然，她看了看李伟，又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探寻和一丝戒备。

李伟显得很局促，他把那个帆布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对着徐静，深深地鞠了一躬。

“弟妹，这些年……给你们添麻烦了。”

他这一躬，让徐静所有的防备和怨气都烟消云散了。她连忙上前扶住他：“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进屋坐。”

饭菜很简单，一盘猪头肉，一盘徐静刚炒的土豆丝，还有一碗花生米。

儿子女儿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叔叔，李伟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两张皱巴巴的十块钱，塞给孩子，说：“叔叔来得急，没给你们买礼物，拿着买糖吃。”

我把孩子打发回房间，给他和自己面前的杯子倒满了白酒。

“峰子，”李伟端起酒杯，嘴唇哆嗦着，“这第一杯，我敬你。当年要不是你，我坟头的草都一人高了。救命之恩，我李伟这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

说完，他仰起头，一饮而尽。辛辣的白酒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

我没劝他，也端起杯子，一口喝干。酒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

“第二杯，”他又倒满，“我为这五年，给你赔罪。我不是人，躲着你，让你担心，让你误会。兄弟做错了，我认罚。”

他又是一杯下肚。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心里堵得难受。我抢过酒瓶，给他又满上。

“这第三杯，咱俩一起喝。”我端起杯子，和他重重地碰了一下，“为了咱们还能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喝酒。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别再提了。”

我们都喝干了杯中酒。

三杯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聊起了在部队的往事，聊起了那个大雪封山的夜晚，我们俩缩在一个哨所里，分享着最后一个馒头。聊起了那次演习，他为了掩护我，脚踝被扭伤，却一声不吭，硬是背着我走了五公里山路。

那些记忆，都还那么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徐静默默地坐在旁边，听着我们说话，时不时地给我们添点菜。她的眼圈，也渐渐红了。她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借出那六万块钱。因为我们之间的情谊，是用生命和青春浇筑的，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酒过三巡，李伟的情绪也渐渐平复下来。

他看着我，认真地问：“峰子，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厂子……真的就这么没了？”

我苦笑了一下，把这半年来遭遇的变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从客户的背叛，到资金链的断裂，再到变卖设备、遣散工人，最后准备卖房还贷。

我说的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因为最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李伟听完，沉默了很久。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小小的客厅里很快就烟雾弥漫。

“这么说，你现在是……一无所有了？”他问。

“差不多吧。”我自嘲地笑了笑，“不过还好，人还在，老婆孩子还在，比你强。”

我说的是实话，和他失去孩子的痛苦相比，我这点事业上的失败，又算得了什么。

李伟没有接我的话，他掐灭了烟头，突然站起身，把那个帆布包拿了过来，从里面掏出一沓东西，放在桌上。

那不是病历，而是一沓图纸和一份写得密密麻麻的计划书。

“峰子，你看看这个。”

我疑惑地接过来。图纸画得很专业，是一种新型的农用机械配件。旁边的计划书，从市场分析、技术优势、成本核算，到营销策略，都写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

“这是……？”我惊讶地看着他。

“这是我这两年，一边打工一边琢磨出来的东西。”李伟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丝光亮，“我以前在部队不就是机修兵吗，这几年在老家，跟农机打交道最多。我发现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农机配件，设计不合理，容易坏，还死贵。我就想着，能不能自己设计一种更耐用、成本更低的。”

“我研究了很久，画了上百张图纸，这是最终的方案。我还托人找了大学的教授看过，他说这个设计，技术上完全可行，而且很有市场前景。”

我翻看着那份计划书，越看越心惊。这份计划书的专业程度，远超我的想象。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能写出来的。

“你……你怎么会懂这些？”

李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石头生病那两年，我在医院陪床，没日没夜的。除了照顾他，也没别的事干。医院里有网，我就在网上自学，看了很多关于机械设计和企业管理的书。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不然人会疯掉的。”

我拿着那份沉甸甸的计划书，手都有些发抖。我无法想象，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病床边，在工地上，一点一点地构思出这个蓝图的。

“那你今天来找我……”我似乎猜到了什么。

“峰子！”李伟的眼神变得无比炽热，“我这次来，一是为了给你赔罪，二就是为了这个！我听老乡说你厂子没了，我就想，这可能是老天爷给咱们的机会！”

他从帆布包的最底层，掏出一个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布包。他一层层地打开，里面是几沓大小不一的钞票，有百元的，也有五十、二十的，甚至还有很多十块、五块的零钱。

“这是我这几年攒下的所有钱，加上卖掉老家房子的钱，还有一些亲戚的借款，总共是……十二万。”他把钱推到我面前，“六万，是还你的本金。另外六万，算是我给你赔罪的利息。”

我看着那堆零零散散的钱，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

我知道，这十二万，是他用血汗，甚至是用他儿子的命换来的。

我把钱推了回去。

“李伟，这钱，我不能要。”我摇着头，声音哽咽，“当年的钱，是救你命的。现在，这笔钱，是你的……是你们娘俩下半辈子的命。”

“不！”李伟的态度异常坚决，“峰子，你听我说完！”

他指着桌上的图纸和计划书，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我有人，有技术，但是，我没有你懂管理，没有你懂市场！咱们老家那边，人工、场地都便宜。你把这十二万拿着，不是让你花的！这是咱们的启动资金！我们回我老家，把厂子重新开起来！你当厂长，管经营，我管技术，负责生产！我们兄弟俩，一起干！”

他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光芒。

“峰子，你敢不敢，跟我再赌一把？”

第6章 崭新的地平线

李伟的话，像一块巨石，投进了我早已死寂的心湖，激起了千层巨浪。

再赌一把？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却异常明亮的眼睛，看着桌上那份凝聚了他血泪和希望的计划书，又看了看旁边一直默默流泪的妻子徐静。

我失败过，跌倒过，甚至想过就此认命，找个安稳的工作，了此残生。但是，我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那份对事业的渴望，其实从未真正熄灭过。

只是，我缺少一个机会，一个火种。

而现在，李伟，我失联了五年的兄弟，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不仅带来了谅解，还带来了这个火种。

“你让我想想。”我没有立刻答应，这件事太大了。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还关系到我的家庭，也关系到李伟赌上的全部身家。

那天晚上，李伟就在我家的沙发上将就了一宿。我和徐静躺在床上，一夜无眠。

“你怎么想？”徐静轻声问我。

“我不知道。”我望着天花板，心里一团乱麻，“去他老家，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这里的一切，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而且，这是他全部的家当，万一再失败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可是，”徐静翻了个身，面对着我，“如果不去呢？你甘心吗？你甘心就这么卖了房子，然后去找个工作，每天看人脸色，拿一份固定的死工资吗？陈峰，我认识的你，不是这样的人。”

她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我怕……”

“我知道你怕。”徐静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很暖，“我也怕。但是，今天听了李伟大哥的故事，我觉得，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跟他们经历的比起来，我们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至少，我们一家人还整整齐齐的。”

“而且，”她顿了顿，继续说，“我相信你，也相信李伟大哥。你们都是从部队里出来的人，有情有义，有本事。你们俩联手，一定能行。”

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给了我巨大的勇气。

第二天一早，我看到李伟已经起来了，正在客厅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盒。晨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他的侧脸，写满了沧桑，也写满了坚韧。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李伟。”

“嗯？”他抬起头。

“我跟你干。”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李伟的身体猛地一震，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几下，却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眶又红了。

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豪言壮语。男人之间的约定，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点头，就足够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我取消了卖房的合同，跟中介赔付了违约金。然后，我用最快的速度处理掉了这边所有的事情。徐静也辞去了工作，开始打包行李。

李伟则先一步回了老家，用那十二万里的一部分，租下了一个废弃的小学校当厂房，又去二手市场淘换了一些最基础的设备。

半个月后，我们一家人，告别了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踏上了前往李伟老家的火车。

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心里百感交集。这里有我奋斗的青春，有我成功的喜悦，也有我失败的痛苦。而现在，我将带着所有的过去，去奔赴一个未知的未来。

我转过头，看到李伟正抱着他儿子的骨灰盒，安静地看着窗外。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许，他在告诉他的儿子，他们要回家了，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们的新工厂，就在那个小县城的郊区。虽然简陋，但很干净。李伟给它取名叫“兄弟机械厂”。

开工的第一天，没有鞭炮，没有剪彩。只有我和李伟，还有他通过关系找来的两个当地的老师傅。

我们四个人，站在空旷的厂房里。李伟从他的帆布包里，拿出了两瓶二锅头，和四个碗。

他给我们都倒满酒，自己端起一碗，洒在了地上。

“这碗酒，敬咱们的过去。敬所有吃过的苦，流过的泪。”

然后，他重新倒满，高高举起。

“这碗酒，敬咱们的未来！兄弟们，开干！”

“开干！”我们齐声呐喊，将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创业的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艰难。资金紧张，设备老旧，人手不足。我和李伟，既是老板，也是工人。我负责跑市场、拉订单，他负责带着师傅们在车间里搞生产、攻克技术难关。

我们常常为了一个技术细节，或者一个市场策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争论过后，我们会一起坐在厂房门口的台阶上，抽着最便宜的烟，看着天上的星星，聊着未来的蓝图。

徐静成了我们厂里唯一的“后勤部长”，负责给我们做饭，管理账目。她把我们的生活和厂里的开销，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那段日子很苦，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希望。

一年后，我们生产的第一批改良型收割机配件，成功地推向了市场。因为质量过硬，价格又比大厂的便宜，很快就打开了销路，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工厂的规模，一天天扩大。工人从最初的两个，增加到了二十个，五十个。我们换了新的设备，盖了新的厂房。

三年后，“兄弟机械厂”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我们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有了可观的盈利。我把父母和岳父母都接了过来，徐静也重新找了一份她喜欢的工作。

那天，是李伟儿子石头的忌日。

我和李伟，带着一瓶好酒，一束鲜花，来到了县城公墓。在小小的墓碑前，李伟把那份我们创业之初的计划书，和一张工厂盈利的财务报表，一起烧给了他的儿子。

火光映红了他的脸，他笑着，眼泪却不停地往下流。

“石头，看到了吗？爸爸和你陈峰叔叔，我们做到了。你在那边，放心吧。”

我站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回去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峰子，”李伟突然开口，“那六万块钱，我一直没还你。现在厂里有钱了，我明天就转给你，连本带利。”

我笑了笑，摇了摇头。

“不用了。”

“那怎么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那笔钱，你早就还了。”我看着远方的地平线，轻声说，“从你提着那个帆布包，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还了。而且，还的远远不止六万。”

是的，他还不止是金钱。他让我明白，真正的兄弟情义，不是一帆风顺时的花团锦簇，而是在你跌入谷底时，那个愿意向你伸出手，拉你一把，并告诉你“我们一起再赌一把”的人。

那六万块钱，五年前，它救了他的命。五年后，它以另一种方式，救了我的心，也成就了我们两个人和两个家庭的未来。它不再是一笔债务，而是一枚勋章，见证了我们这段在岁月和苦难中，被反复淬炼过的，真正的兄弟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