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外号“猛张飞”，脾气火爆，上与邓小平叫板，下骂哭未过门儿媳

“老刘，你那年真掀过桌子？”——1979年暮春，中央军委某康复院的茶室里，王震半开玩笑地问。面对老战友的调侃，已满头银发的刘昌毅只是嘿地一笑，端起粗瓷茶碗，自顾自喝了一口。那只握杯的手，虎口依旧鼓起，里面仍残留着两枚抗战时期没能取出的弹片。

他的外号“猛张飞”并不是战场上喊出来的，而是战友们在饭桌边、操场旁一点点喊出来的。火爆、直率、不拐弯，这是最直观的标签。可要追根溯源，这份性格是被贫寒、硝烟和屡次死里逃生硬生生浇铸出来的。

1914年冬，鄂豫皖交界处冷得透骨，刘昌毅出生在一个庄稼汉家。穷得连鞋底都塞不住稻草，他还偏偏记性好，书读得快。然而三个月的私塾结束后，学费成了奢望，他转而去裁缝铺当学徒。谁也没想到，那位踩着缝纫机的师傅是一名地下党员。夜深人静时，师傅绘声绘色讲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小学徒听得两眼放光，心里像点着了炭火。

15岁那年，黄安发动青年参军，刘昌毅偷偷在家门口刻下“从军报国”四个歪歪扭扭的字，然后背起铺盖去了苏区。这一去，他在枪林弹雨里连着翻了三道坎，每一道都够把命留下。

第一道坎是1933年的川北。张国焘以“肃反”之名刀光剑影，许多红军干部被错杀。刘昌毅那时是三十六团二营长，深夜被绑，手腕勒出血槽。行刑号令差点就下达，幸好团长余天云拍马赶到，扯着嗓子一句“先打仗再说”把人抢了回来。绳索刚解，他没多问缘由，直接领兵上阵。有人后怕，他却一句话：“活着就继续干，死了也当交学费。”这话听着硬，可部下心里踏实。

同年秋攻草坝，火力网像铁帘子。刘昌毅胳膊中弹后仍往前爬，想摸清对面机枪暗堡的准确方位。一发炮弹在十米外炸开，刹那间碎石与泥土吞没了他。警卫员把他抬回后方，军医宣布无生命迹象，战友甚至写好了讣告。棺材板刚合，他的手指忽然抽动。那场“诈死”让他从此多了句口头禅：“马克思那边排不上队，我还得留在人间。”

第三次临门一脚是1946年息县阻击战。五颗子弹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穿过他的肩背，大夫缺器械，只敢用止血钳夹出浅层弹头。刘昌毅疼得汗珠直流，却咬紧牙关吼：“胆子再大点，用刀挖！”主刀医生潘世珍连做三次手术，仍有两颗铅头残留体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常在凌晨被高烧折腾醒，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一摸床头的驳壳枪，以确认自己还活着。

三道坎过后，“猛张飞”的名号彻底坐实，但暴脾气并不只冲敌人。1948年底，淮海战役告捷，三纵队端掉了黄维兵团。庆功宴上，邓小平举杯时随口一句“你们那天嚯嚯掉五百斤猪肉”，原本就是调侃。刘昌毅脸一沉，啪地把酒盅拍翻，桌子跟着掀起半尺高，汤汁四溅。会场瞬间寂静，没人敢吭声。邓小平却摆摆手，让众人继续。散席后有人劝，邓小平笑道：“刘昌毅那火，还像炮弹，炸响就完事。”

1955年授衔，刘昌毅被授予中将。颁奖台上，他挺胸敬礼，台下士兵私下议论：“猛张飞不发作了？”事实证明，火爆只是暂时收敛。一次铁路整风，两名军管干部在列车上拒补票，还动手推搡乘务员。总参给华中军区下了通报批评。刘昌毅认为底下人不会干这种事，腿伤未愈就策马几十里赶去总部，揪着相关处长问到底，折腾得高层哭笑不得。刘伯承出面解释，他才拄拐回师部。

外界常说将门虎气要传家，到自家小辈身上就得放软，可刘昌毅偏不。七十年代初，他三儿子带未婚妻赵荣光回家。姑娘出身军旅世家，落落大方，自觉应付得来未来公爹。饭前，刘昌毅把她叫到书房，条分缕析讲了“做人、行军、处世”三点要求，语速极快带浓重方言。姑娘紧张，连半句都没领会，只得老实回答“没听懂”。一句话点燃导火索。刘昌毅猛地一拍桌：“没听懂？是心不在焉！”声如炸雷，赵荣光眼泪掉个不停，厨房炊烟都被这哭声压住。家人左右劝，最后姑娘一边啜泣一边复述，算是过关。这段插曲后来成了刘家酒桌上的经典笑料，老人却始终维持严肃：“对部下宽，对家人严，才是真公私分明。”

火爆背后也有柔软。任福州军区副司令期间，刘昌毅常暗中帮老区子弟进军校，从不留名。军史馆的一份名单显示，仅1960—1964年，他写过七十多份亲笔推荐信。有人劝他低调，他回答：“我欠黄安那片土地的账，多做一点算一点。”

1998年，刘昌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护士听见他含糊地说：“弹片还在，有点烫。”那两颗铅头伴随他半个世纪，似乎也在提示：火爆脾气未曾消散，只是沉入骨髓。不少老兵闻讯从各地赶来，他们站在灵堂前不约而同想起一句老话——“猛将横刀立马，也得真心护兵。”

这就是刘昌毅，一个被战火塑形、被误解锤炼、被敬畏簇拥的“猛张飞”。他的脾性或许与时代格格不入，却又恰恰代表了那个年代钢铁般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