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刘思齐谈到毛岸英时，仍旧一往情深：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他

1950年10月25日凌晨，北京城里秋风发紧，协和医院三层的一盏壁灯亮到通宵。刘思齐刚做完阑尾手术，疼痛还在，可她记住的却是丈夫推门那一刻的急促脚步声。毛岸英额头覆着细汗，脱口一句“明天我要出个远门”，却没给出任何细节。她只当又是一趟保密的公务差，顺势叮嘱了几句家常，小夫妻在病床前谈到深夜。谁也没料到，这段话成了诀别。

他们的相识要追溯到1948年初春。那年刘思齐18岁，在西柏坡随中央机关学习俄语。毛岸英比她大8岁，抗战和留苏的生活磨去了少年意气，留下冷静沉稳。两人在翻译课上第一次配合默读《列宁文选》，一个抬头，一个低头，短短几分钟却留下深刻印象。不久，毛主席批准了长子与这位烈士遗孤的恋爱。1949年10月16日，新中国刚刚诞生半个月，两人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婚礼。新郎26岁，新娘19岁，没鞭炮，没请柬，围观的都是忙碌的工作人员，可两人笑得很灿烂。

婚后一年，毛岸英的行踪变得频繁而神秘。刘思齐习惯了这份隐秘——在革命年代，保密就是安全。她靠读书与速记打发日子，还每周去向公公汇报生活。毛主席虽公务繁重，却必留出一刻“听孩子们说话”。一次闲谈，主席轻拍茶几：“小刘，把身体养好，一切都有岸英。”那一声叮咛，后来成了老人家最沉痛的回响。

10月26日，毛岸英随志愿军指挥机关抵达安东（今丹东），随后进入朝鲜境内。此时的志愿军总部刚刚组建不久，需要懂俄语、熟西方军事史的翻译，他成了不二人选。11月25日，他随彭德怀指挥二次战役，白天校对文件，夜晚反复研究敌军空情图。12月初，美军开始大规模空袭后方。1950年12月25日11时许，飞来一组F-80战机，一排凝固汽油弹吞没小树林。毛岸英与参谋高瑞欣来不及转移，在火海中牺牲。此时距他跨过鸭绿江，仅40天。

噩耗通过密电发往北京。叶子龙按总理指示把电报压在抽屉里，想等主席心情稳定再说。雪落得愈发厚重，直到1951年1月初，毛主席亲自翻阅作战简报才发现长子已殉国。那天深夜，他在灯下写下一行钢笔字： “岸英已尽孝于国，吾当忍痛前行。”写完放回抽屉，整整坐了两个时辰。

对于刘思齐，这份悲痛被延迟告知。她继续每周赴中南海，替公公整理报刊，有时递上一碗亲手熬的排骨汤。主席强作欢颜，不敢让泪意溢出。拖到1953年初，一道再无法延缓的选择摆在面前——说，还是继续隐瞒。那天午后，勤政殿静得连落针都响。主席望着这个刚23岁的孩子，低沉开口：“岸英，他……已为国家牺牲。”短短十几个字，像重锤击在胸口。刘思齐呆坐良久，嘴唇发白，随后捂脸几乎昏厥。

沉重的哀痛伴随她多年。1955年，她被送往莫斯科大学进修外语。异国长冬的漫长夜晚，她常独坐窗前，揣摩丈夫过去写给自己的那封寥寥两页信。里面只有几句问候，却被她读到纸角发黄。朋友劝她重新规划人生，她只是淡淡一句：“不急。”这一份执念，持续到1962年。

转机来自毛主席的一次“家里事”。老人家知儿媳孤身难捱，嘱咐空军副司令刘震物色合适青年。几番接触后，曾在苏联空军学院学习航空工程的杨茂之进入视线。杨家世代渔民出身，家风质朴。经过近一年交往，刘思齐点头同意。1962年9月，两人在北京举行简朴婚礼。当晚，毛主席召见小两口，笑称：“从今往后，岸英也有人替我照顾你。”一句温言，化开几年的沉雪。

婚后，刘思齐调入军委工程兵政治部，杨茂之任空军强击机教研室教员。夫妻俩先后诞下两女两男。孩子们长到能读懂历史时，母亲把那枚志愿军烈士纪念章拿出来，轻声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大舅，也是妈妈年轻时的全部青春。”孩子们肃立无言，家中多添一份庄重。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朝鲜政府多次邀请烈士亲属扫墓。1985年清明节前夕，刘思齐第三次踏上平壤。志愿军烈士陵园松柏苍劲，她轻抚墓碑，喃喃一句：“我来看你。”同行战友记得，她站立许久，没让泪滴下来，仅把一束黄色菊花插在墓前。

1993年深秋，北京卫戍区组织一次老同志座谈。已63岁的刘思齐在会上被问及往事，她顿了顿，只答十七字：“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他。”这句话如同宣言，道尽四十余载情感沉淀。

岁月推移，刘思齐与杨茂之先后离休。她把更多精力投入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常被请去学校讲述志愿军故事。每逢讲到“火海中的岸英”，声音总会低下去，却从没有避而不谈。她说过：“苦痛也是财富，能让孩子们懂得今天的和平是怎样来的。”

毛主席生前把刘思齐称作“女儿”“儿媳”兼“同志”。这种特殊身份，让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承担三重情感：父辈的期望，丈夫的遗愿，以及自己的未来。晚年翻看旧影，她依然能准确报出毛岸英的生日、入伍日期、牺牲时刻。那份精确，像一条清晰的时间轴，证明记忆从未模糊。

至此，63岁的刘思齐已走过漫长人生，却仍把“毛岸英”三个字放在心头最柔软处。有人问她为何如此执着，她轻轻摇头，并未多言。对她而言，一句“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他”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