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兰,从今天起,这间屋子,你住东边那屋,我睡西边这屋。饭,各做各的;钱,各花各的。除了这张结婚证还在抽屉里,咱俩,就当是合租的陌生人。”我点上一根烟,烟雾缭绕中,看着对面沙发上那个和我过了四十年的女人,一字一句,说得平静又清晰。她正磕着瓜子看电视,闻言动作一滞,瓜子壳掉在茶几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没回头,只是冷哼一声:“赵建华,你退休了两个月,是把脑子退糊涂了吧?发什么神经!”我没理会她的嘲讽,只是自顾自地走进西边的小卧室,“哐”的一声关上了门。门板隔绝了客厅里电视剧的吵闹声,也仿佛隔绝了我和她前半生的所有纠缠。我知道,门外的她肯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过两天气消了就好了。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扇门,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而压垮我这头老骆驼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仅仅是三天前,我那盒珍藏了三十年的茶叶。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叫赵建华,今年六十二,从一个半死不活的国企单位退下来两个月。退休金一个月五千八,不算多,但在我们这个三线小城市,省着点花,足够我安度晚年了。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也没什么大爱好,就好两口小酒,品一口好茶。那盒大红袍,是我三十年前出差去福建,一个老战友送的,一直没舍得喝。对我来说,那不只是茶叶,那是我的青春,是我这辈子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可三天前,我午睡起来想泡一壶,打开柜子,茶叶不见了。我问刘秀兰,她头都没抬,指着阳台说:“哦,前两天你小舅子来,说他领导喜欢喝茶,我就让他拿去了。不就一盒茶叶嘛,你再买就是了。”就是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破了我心里最后一个还在硬撑着的气球。四十年的婚姻,四十年的委屈和忍让,在那一瞬间,全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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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刘秀兰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我二十出头,在厂里当个技术员,她是个售货员,长得白净,说话也敞亮。我觉得挺好,处了半年就结了婚。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虽然苦,但心里是甜的。我每个月工资就几十块钱,除了家用,剩下的我都交给她。我觉得,一个家嘛,男人负责挣,女人负责管,天经地义。可我很快就发现不对劲。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连买块肉都要算计半天,可她娘家那边,却总是光鲜亮丽。她弟弟结婚,彩礼钱是我们俩东拼西凑,几乎掏空了所有积蓄;她妈生病,住院费是我们出的;她侄子上学,学费也来找我们“借”。这个“借”,从来没有还过。我不是没说过她,我说:“秀兰,咱们自己也要过日子,你不能总这么没个底线地往娘家掏啊。”她眼一瞪,就开始哭:“赵建华,你什么意思?我家人有困难我能不管吗?你是不是觉得我娘家是累赘?没良心的东西!”吵到总是我妥协。我想着,夫妻嘛,总得有一方让步,家和万事兴。为了这个“和”,我让了四十年。
年轻的时候,为了多挣点钱,我拼了命地加班,跟着单位天南地北地跑项目。我在外面啃馒头喝凉水,她在家里把我寄回来的钱,大包小包地送到她娘家。儿子赵博出生后,家里开销更大了,我更是加倍地干。我总想着,等我退休了,就好了。等我们老了,孩子们都成家了,我们俩就能安安生生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了。可我没想到,退休,才是真正让我看清现实的开始。退休前,我忙得脚不沾地,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和她见面的时间都少,很多矛盾都被忙碌掩盖了。退休后,天天二十四小时待在一起,那些被我忍了半辈子的鸡毛蒜皮,被无限放大,变成了扎在我心上的一根根刺。我喜欢清静,早睡早起,她偏要拉着一帮老姐妹在家里打麻将,吵得我头昏脑涨。我让她声音小点,她就当着外人的面数落我:“老头子就是屁事多,不就打个牌嘛,碍着你什么了?”我喜欢养花种草,把阳台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转头就把洗过的拖把、脏袜子搭在我的兰花上。我说她,她振振有词:“阳台不就是晾东西的吗?你的花能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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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寒心的,还是钱。我退休金五千八,她退休金三千二,加起来九千块,按理说我们老两口的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可每个月,她都跟我喊穷。家里的水电煤气、买菜钱,全都是从我这边出。她的钱呢?她从来不说。直到上个月,我高血压犯了,头晕得厉害,想去医院看看。我跟她说,让她把她的医保卡给我,我的一时找不到了。她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才不情不愿地拿出来。我去医院一查,卡里余额只剩下几块钱。我当时就懵了,她单位效益不错,医保卡里每个月都会打进不少钱,她身体比我好,平时很少去医院,怎么会没钱?回家后我追问她,她看瞒不住了,才跟我说了实话。原来,她弟弟的儿子,也就是她大侄子,要买婚房,首付还差十万块。她就把自己攒了大半辈子的私房钱,连同她医保卡里的钱,全都取出来给了她侄子。她还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我弟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帮谁帮?用我的钱帮我侄子,天经地义,你管不着!”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那是她的钱吗?那里面有多少是我年轻时拼死拼活挣回来的血汗钱?她瞒着我,把我们这个家的根基,一点一点地搬空了,去填她娘家那个无底洞。人心,怎么能偏到这种地步?
那件事之后,我跟她冷战了半个多月。我想了一宿又一宿,离婚的念头不是没动过。可转念一想,都六十多岁的人了,折腾个什么劲儿?离了婚,房子怎么分?财产怎么算?到了这个年纪,再去跟人为了三瓜两枣吵得面红耳赤,太难看了。再说了,儿子赵博和女儿赵悦知道了,会怎么想?亲戚朋友知道了,会怎么看?我赵建华这辈子,就图个安稳,图个脸面。临到老了,不能让自己活成一个笑话。不离婚,日子就这么熬下去吗?看着她那张越来越陌生的脸,听着她那些越来越尖酸刻薄的话,我只觉得窒息。我觉得我不是在过日子,我是在服刑,一个以“婚姻”为名的无期徒刑。直到她把我那盒茶叶送人,这件事成了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那盒茶叶,是我精神世界里最后一点念想,是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她连这个都不肯留给我,毫不犹豫地就拿去讨好了她娘家人。那一刻,我彻底死心了。我明白了,指望她改变,比登天还难。既然改变不了她,也离不了婚,那我就只能改变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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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我宣布“分居”的第二天,刘秀兰以为我还在赌气,故意在客厅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饭也只做她自己的。我没理她,自己去厨房,给自己下了碗面条,卧了两个鸡蛋。吃完,碗一洗,就回自己屋里关上门,拿出字帖练字。一开始,她还会在门外骂骂咧咧,说些难听的话。后来见我铁了心不搭理她,她也觉得没趣,就消停了。儿子赵博打来电话,问我们怎么了。电话是刘秀兰让他打的,想让他来给我“做思想工作”。我对儿子说:“你别管,这是我跟你妈之间的事情。我们不离婚,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我只是想换个活法。”儿子叹了口气,也没再多说。他从小看着我们吵吵闹闹,心里跟明镜似的。几天后,家里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租客,泾渭分明。她用她的锅,我用我的碗。她买她的菜,我买我的米。她看她的电视剧,我听我的收音机。我们之间唯一的交流,就是她偶尔会敲我的门,说:“老赵,该交水电费了。”然后我就从门缝里把钱递出去。
这样的日子,在外人看来可能很可悲,但对我来说,却是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清净和安宁。我不用再为她的无理取闹生气,不用再为她补贴娘家而心疼,不用再费尽心思去维持那份早已名存实亡的“和睦”。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公园里溜达一圈,跟几个老伙计下下棋,聊聊天。上午去书店看看书,或者在家练练书法。下午睡个午觉,起来后就去菜市场买点自己喜欢吃的菜,慢悠悠地给自己做顿晚饭,再小酌二两。我的退休金,刨去给家里的公用开销,剩下的都由我自己支配。我给自己买了一根新的鱼竿,一套好点的文房四宝。这些东西不贵,但那种只为自己花钱的快乐,我大半辈子都没体会过。我甚至还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加入了我们小区的“夕阳红徒步群”,周末跟着大家去郊外走走,拍拍照片。我的世界,一下子开阔了。以前,我的世界只有那个乌烟瘴气的家,现在,我的世界有山有水,有朋友有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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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兰看我过得有滋有味,她反而不自在了。她开始尝试着跟我说话,有时候会端一盘她做的菜敲我的门:“老赵,今天这鱼烧得不错,你尝尝?”我总是隔着门说:“不用了,我吃过了,谢谢。”她大概是想缓和关系,觉得我气也该消了,日子总得回到从前。可她不明白,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我不是在赌气,我是真的放下了。我不再对她抱有任何期待,也就不再有任何失望和愤怒。我对她,只剩下作为一个“合租室友”的客气。也许有人会说我自私,冷漠。但我想问问,我为这个家,为她,付出了四十年,忍让了四十年,我自私过吗?临到老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我想为自己活一次,过几天舒心日子,这有错吗?与其两个人捆绑在一起,互相折磨,彼此消耗,直到生命尽头,不如像现在这样,保持距离,互不打扰,各自安好。这或许不是最好的结局,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唯一能让我平静度过余生的方式了。现在,每天晚上,我在我的小屋里,听着窗外的风声,闻着书桌上的墨香,心里一片安宁。我终于明白,人生下半场,最高级的活法,不是拥有多少钱,不是儿孙多有出息,而是拥有一颗平静的,不被人打扰的内心。至于那张还锁在抽屉里的结婚证,就让它静静地躺在那儿吧,它只是一个符号,再也捆不住我向往自由的灵魂。大家评评理,我这么做,过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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