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曦遗孀申请补偿金遭拒：台湾称其为叛乱

1999年，聂曦遗孀高秀娟携幼子向台湾当局申请刑事补偿金遭拒，理由为聂曦所涉“叛乱罪”不在补偿范围。这一事件折射出台湾地区白色恐怖时期司法救济的局限性，以及政治案件受难者家庭在体制夹缝中寻求正义的艰难历程。

五十年代那阵子，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司法档案就那么堆在案头，聂曦的名字卷进了“中共台湾省工委案”，军法部门直接上门逮人，1951年军事法庭一开，判决就是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惩治叛乱条例》刚出来没多久，像“颠覆政府”这种帽子一扣，直接就是死罪，聂曦不是个例，那段时间上万人都有类似的遭遇，光是1950到1954年，军事法庭处理的政治案件就有两万九千多件，牵连了十四万人，那个年代审判节奏特别快，辩护的权利基本谈不上，证据什么的也不需要那么严谨。

后来高秀娟去申请补偿，1959年倒是出了个《冤狱赔偿法》，条文里写着，羁押期间只要最后没被起诉或者判了无罪，就可以向官方要补偿，可问题是第二条给堵死了，说要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就不赔，实际操作起来，政治犯多半被认定成“自愿承担风险”，补偿款根本拿不到，这条款一直到2010年，司法院有个释字第670号，说它违宪，理由是没具体看行为的性质和责任，一刀切全都不给补偿不合理，不过这个解释对聂曦这种早就判决执行的案子，也没什么用了。

刑事补偿的制度后来一步步在变，2011年《冤狱赔偿法》名字都改了，叫《刑事补偿法》，以前那个排除条款给删了，补偿的范围也大了些，不管是羁押，还是做鉴定时被留置，甚至是刑罚执行了，都可以申请，新法还给了个口子，说以前的案子可以在两年内申请重审，可真操作起来，像高秀娟这种情况，想找证据太难了，年代隔得太久，好多档案都找不着，很多案子根本达不到那个“发现新事实”的条件，台湾地区文献会的数字摆在那，2015年以前，跟聂曦差不多的案子，补偿申请通过的还不到三成。

聂曦这个案子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叛乱罪”的政治标签，白色恐怖那会儿，“匪谍”这个词到处飞，成了官方镇压的工具，1950年《中央日报》的社论直接就讲，“台湾是反共抗俄基地，与奸匪勾结者死有余辜”，那种舆论下面，司法打击都变得好像天经地义，等到九十年代台湾民主化了，成立了“补偿基金会”，补偿的标准又吵得厉害，有人说全额补偿就是“否定反共历史”，有人又批评补偿一部分是“虚伪的和解”。

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签了之后，好像又有了新的路子，2009年那个《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开始生效，协议第三条写了罪赃移交可以合作，到2014年之前，大陆法院还真帮了十八个台湾居民，返还了二百多万人民币的财产，可政治受难者的补偿问题，根本没放进司法互助的范围里，敏感的历史评价问题一直都绕着走，大陆那边看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更多是当成一种民族伤痛，主张通过历史研究来还他们一个公道，而不是走司法程序。

高秀娟碰到的就是这种典型的转型正义困境，2005年她还去参加台北市文化局办的“白色恐怖墓冢勘查活动”，想推动历史正名和补偿，可行政体系那边一句“法不溯及既往”，补偿的事还是没戏，这种案子，就是民主社会处理历史罪责时的两难，守住了法律形式主义和制度稳定，可道德上的救赎又没法实现，台湾有个学者王晓波就说过，“六张犁乱葬岗那201座墓碑，每一座都是制度性暴力的证据”。

聂曦的案子，不单单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它更像一个观察法治跟政治怎么博弈的样本，《冤狱赔偿法》一路走到《刑事补偿法》，能看到台湾地区在清算历史上走了几步，但还远远不够，两岸对白色恐怖这段记忆，讲的故事也不一样，在统独的话题下面，记忆政治变得特别复杂，高秀娟2010年就病逝了，补偿金到最后也没拿到，她儿子聂守仁后来不做别的了，专心搞学术研究，用这种方式保存他父亲的记忆，从司法上的抗争，转到了文化上的传承，或许这才是另一种跟历史和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