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视察广东，得知很多人逃港后感叹：我们政策有问题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邓小平到广东后，广东省主要领导同志把当时愈演愈烈的“逃港”作为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向他作了汇报。

邓小平

所谓“逃港”，就是从1951年到1980年，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新中国成立后“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从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邓小平听了广东省领导的汇报后，却显得出奇的沉默，他连着吸了几根烟，眺望着窗外的羊城街景，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事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两边的差距太大了！”

邓小平的这几句话，让不少领导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谁又管得了？

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他说的那番句话仍然没有揭开谜底。不过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不久以后，他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的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万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的日收入为60至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难怪在广东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逃亡香港。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了邓小平那番话的意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罗芳村逃过去的！

吴南生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他敏锐地认识到，“逃港”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群众觉悟的高低，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艰难的民生。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1978年7月，刚到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次视察，便来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考察了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书记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显得繁华热闹；而属于宝安的这边却是破破烂烂，杂草丛生，萧条冷落。有不少老百姓都过境去买东西，还有的过去了就不再回来了。

70年代的宝安县汽车站

如此强烈的对比，使书记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当天晚上，书记来到了莲塘临时收容站，他看到里面关着许多被抓住的偷渡者，就问其中一个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

偷渡者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穷，收入也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站在一旁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书记，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很快就寄钱回来，他们的家人一两年就可以盖上新房。

这次视察对书记触动很大，他亲身体验到了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此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率先向中央提出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他们还提出了几条新措施：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吸收外资搞些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广东省领导鼓励当地干部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我们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1980年8月26日，经党中央批准，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最先建立，由此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中国大变革的洪流从此一泻千里， 困扰了广东几十年的逃港偷渡现象，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