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与诚信

引言

杨振宁，这位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他的科学成就无疑是辉煌的，但他的诚信品格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在1945年至1964年这一关键时期，年轻的杨振宁远渡重洋，在美国完成了从学生到世界级科学家的蜕变。在异国他乡的近20年里，他如何坚守诚信原则？在学术研究、人际交往、政治选择等各个方面，他的诚信表现又如何？

一

求学时期的诚信表现（1945-1948）

1.1师从费米：严谨治学的启蒙

1945年，杨振宁作为第六届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他选择芝加哥大学的主要原因是仰慕已久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教授在那里任教。费米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原本想跟随费米做实验物理学研究，但由于费米的实验室涉及保密项目，留学生身份的杨振宁无法进入。费米于是推荐他先跟特勒（Edward Teller）做理论工作，同时介绍他去做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研究生。这种安排体现了费米对学生的负责态度，也为杨振宁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与费米的交往中，杨振宁深受其诚信品格的影响。费米强调："一个人绝对不能接受自己没有独立验证过的别人的计算结果"。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烙印在杨振宁心中。多年后，杨振宁评价费米："他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也不哗众取宠，或巧语贬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

1.2博士论文：实事求是的典范

1948年，杨振宁以论文《论核反应和符合测量中的角分布》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特勒教授。这篇论文仅有13页，是特勒经手的最短的论文，但特勒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论文之一。特勒和费米都认为，博士论文的好坏和长度没有关系。

杨振宁的博士论文选题源于特勒的一个物理直觉——角分布和对称性及群论有关。在研究过程中，杨振宁展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后来回忆说："我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确要依赖美国的科研设备和条件，但是我的'规范场'理论，那是回国也可以搞的，一个人在屋里就可以写出来"。这种坦诚的态度体现了他对科学研究本质的深刻理解。

1.3实验能力的短板：勇于承认的诚实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杨振宁在实验物理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他在西南联大所学到的基本理论物理已达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标准，但动手能力却非常蹩脚。同学们佩服他的理论知识，常常要找他帮忙解决理论习题，可是大家一致笑他在实验室里笨手笨脚。杨振宁自己也用英文自嘲："Where there is Bang, there is Yang!"（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

面对自己的短板，杨振宁没有选择逃避或掩饰，而是勇敢地承认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特勒建议他："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来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杨振宁考虑两天之后，决定接受建议。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学术道路，使他从一个可能平庸的实验物理学家，转变成了一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二

普林斯顿时期的学术诚信（1949-1964）

2.1与米尔斯的合作：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1949年，在费米和特勒的推荐下，杨振宁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研究员。在普林斯顿的17年，是杨振宁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1954年，他与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Mills）合作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这项合作充分体现了杨振宁的学术诚信。他们的论文《同位旋守恒与同位规范不变性》于1954年10月1日在《物理评论》上发表。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杨振宁展现了开放的学术态度。米尔斯后来回忆说："杨振宁是一位才华横溢又非常慷慨引导别人的学者，我们不仅共用一个办公室，杨振宁还让我共用了他的思想"。这种无私分享的精神，正是学术诚信的最高体现。

2.2与李政道的合作与分歧：复杂的诚信考验

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是20世纪物理学史上最成功也是最具争议的合作之一。两人在芝加哥大学相遇后，开始了长达16年的合作，共同发表了32篇论文。1956年，他们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然而，两人的合作关系也经历了严峻的诚信考验。最突出的问题是论文署名顺序。按照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李政道Li在前，杨振宁Yang在后），但杨振宁提出了不同意见。1952年，他们合写的两篇统计力学论文出现了不同的署名顺序：第一篇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则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李政道后来在《破缺的宇称》一文中写道："第一篇论文包括两个定理，主要的部分是由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杨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他的要求十分吃惊。由于中国尊重年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但李政道后来察觉这样做不公平，因此第二篇论文的署名顺序便倒了过来。

杨振宁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那两篇论文根本就是他领衔做的，论文也是由他执笔写成，加上一直以来他始终给予李政道兄长般的关怀，所以一切事情都由他决定，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论文署名问题。

这场争论反映了学术合作中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诚信问题。一方面，杨振宁坚持自己的贡献和资历；另一方面，李政道认为应该按照实际贡献来决定署名顺序。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两人在1962年的决裂。杨振宁后来写道："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长谈，我们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后的畅快。但是这个和解并没有维持下来，几个月后，我们就永远分手了"。

尽管存在分歧，杨振宁始终称赞李政道是自己一生中最成功的合作者，他引用苏东坡写给兄弟的诗句来缅怀这段兄弟之情："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这种豁达的态度，体现了他对学术合作的深刻理解和对诚信原则的坚守。

2.3与爱因斯坦的交往：谦逊与诚实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期间，杨振宁有幸与爱因斯坦成为同事。1949年后，爱因斯坦曾做过五场学术演讲，当时还是年轻博士后的杨振宁场场不落。195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发表的统计力学论文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关注，爱因斯坦让助手询问是否可以和他们谈谈。

在这次会面中，爱因斯坦对杨、李的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起身握着他们的手说："祝你们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杨振宁后来回忆这次会面时说："我很荣幸地有机会跟爱因斯坦近距离接触了一个半小时，但回想起来，我没有得到什么智慧"，原因是"我不大听得懂他的口音。他说起来话声音很低，而我陷入了一种因为与长久崇拜的一位伟大物理学家如此接近而带来的强烈情绪之中"。

这种坦诚的自我剖析，体现了杨振宁的谦逊品格。他没有为了抬高自己而编造与爱因斯坦的"深刻交流"，而是诚实地承认自己因为激动和语言障碍，并没有从这次会面中获得太多物理学上的启示。这种诚实，正是诚信品格的最好体现。

2.4与奥本海默的师生情：信任与尊重

奥本海默对杨振宁的评价极高，称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年轻人"。他甚至开玩笑说："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能像杨振宁一样"。1965年，奥本海默私下告诉杨振宁，他预备退休，将向高等研究所的董事会建议，请杨振宁接任空缺下来的所长之职。

这种信任并非无缘无故。杨振宁曾回忆："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奥本海默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和他很熟识"。在长期的交往中，奥本海默看到了杨振宁的诚信品格和卓越才华。

然而，杨振宁也展现了自己的原则性。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次物理教授会议上，奥本海默提到想邀请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加入研究院。杨振宁当场表示："默里很棒，但是如果他来我就会走"。杨振宁后来解释："盖尔曼是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但我没有信心和他同在一个屋檐下相处，与其事后发生不愉快，不如事先说出来"。

这种直率的态度，体现了杨振宁对人际关系的诚实。他没有为了迎合奥本海默或维护表面的和谐而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这种"君子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正是诚信品格的体现。

三

社会交往中的诚信品格

3.1与邓稼先的生死之交：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在西南联大时期就相识，杨振宁比邓稼先高两级，邓稼先说："振宁兄是我的课外老师"。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两年后，邓稼先也赴美，在杨振宁的建议下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

1950年，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投身于中国的核武器研究。而杨振宁则继续留在普林斯顿从事理论物理研究。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后，杨振宁成为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这次访问中，他最想见的人就是邓稼先。

在与邓稼先的会面中，杨振宁问了一个关键问题："外国人是否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邓稼先回答说据他所知没有，但需要向领导证实后答复。就在杨振宁结束中国之行即将返美的前一天，他收到了邓稼先的信。信中，邓稼先十分肯定地写道，经过向上级了解，没有外国人参与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信末，他写了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当时，杨振宁没看懂这句话的深意。直到多年后，他才明白好友的期望。2021年，在百岁生日演讲中，杨振宁深情回应："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这种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体现了杨振宁对友谊的忠诚。他用一生的行动，回应了挚友的期望，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3.2面对政治压力：坚持真理的勇气

在冷战时期，作为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1971年首次访华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求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

面对这些压力，杨振宁没有退缩。他说："在中国，我的父亲、母亲、弟妹们——我的亲属们都在那里，我的许多朋友在那里，我想念他们，所以我要去看望他们，这并不触犯美国的法律！"这种理直气壮的回答，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勇气。

更可贵的是，杨振宁不仅自己坚持访华，还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讲，介绍新中国的情形。他的演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美国华人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他还在197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作证，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全面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

1977年，杨振宁组织成立全美华人协会并担任会长，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2月27日，他以全美华人协会的名义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标题，呼吁美国政府尽快与中国建交。这种公开的政治表态，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3.3学术交流中的诚信：促进中美科学合作

杨振宁在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展现了高度的诚信。1978年，他在美国创建中美教育交流基金会（CEEC）。在他的推动下，1000多名中国学者得以赴美深造，归国者中有多位日后当选中国两院院士，例如著名核物理学家陈佳洱、杨福家，以及数学家谷超豪。

为了筹集资金，杨振宁付出了巨大努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透露，杨振宁甚至曾在发高烧的情况下，自己开车前去募捐，"因为那些有钱人来了，他得赶紧过去跟人家要钱"。这种为了祖国科学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正是诚信品格的体现。

同时，杨振宁也积极投身中国高等研究机构的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他帮助创建了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等4个高等学术中心及60多座物理实验室。1978年，在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倡议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成立。杨振宁建议少年班设置计算机专业，邓小平那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至理名言便由此而来。

四

诚信理念的形成与传播

4.1 "宁拙毋巧"：一生的座右铭

"宁拙毋巧，宁朴毋华"是杨振宁一生最喜欢的格言。前四字讲的是科学精神，后四字说的是人格特征，这一直是杨振宁为学、为人所遵从的规范。

2009年，87岁高龄的杨振宁在重庆八中演讲结束后，应邀为中学生题词，他提笔写下"宁拙毋巧"四个大字，并解释道："我今天之所以写这几个字，就是希望从你们年轻一代开始，学会诚实。投机取巧是没有前途的，做学问必须诚实，脚踏实地的，才会成功"。

杨振宁的学生翟荟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宁拙勿巧'是一种科研态度，一方面是说做科研不要投机取巧，做学问必须诚实；另一方面是说做学问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翟荟还强调，他的学生有"两条红线"绝对不能碰：一条是学术诚信红线，另一条是科研经费的政策红线。

与杨振宁共事、交往近半个世纪的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葛墨林院士记得："他常和我们说，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取巧，老老实实地弄熟了，才能谈到巧。要朴实的东西，不要表面的东西"。这种理念贯穿了杨振宁的整个学术生涯。

4.2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

杨振宁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2010年6月14日晚上快11点，时任《中国物理快报》主编的朱邦芬收到杨振宁的一封电子邮件，涉及一篇稿件的评审问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清华高等研究院一名博士生向《中国物理快报》投稿，署名只有他一个人。编辑部组织两位同行评审，其中一位评审人给予完全正面的评价，而另一位评审人则要求作者引用3篇与论文内容毫无关系的文章。杨振宁在了解情况后明确判断，第二位审稿人要求引用的这3篇文章"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XX's work"（与XX的工作完全无关），并指出这是审稿人在滥用其特权而谋取利益。

朱邦芬院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当行为，目前在学术界经常发生，许多人熟视无睹。杨先生'管闲事'，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不当行为，值得我钦佩"。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杨振宁对学术诚信的坚守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4.3诚信理念的文化根源

杨振宁的诚信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他曾明确表示："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基本是儒家的"。儒家的做人标准与道德观念，既是指导杨振宁的做人原则，也是他评判他人与择友的标准。

在评价西方物理学家时，杨振宁经常以儒家标准作为重要尺度。例如，他高度评价费米具有儒家先贤的风范，称他为"标准的儒家君子"。杨振宁认为，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信"、"义"等价值观在中国传统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他说："中国传统文化里很重要的一元，叫作'太极'。再看一看中国的传统里面，代替西方的Ten Commandments（十诫）的，也是几个字：'忠'、'孝'、'信'、'义'、'福'、'禄'、'寿'、'气'、'韵'"。

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杨振宁在异国他乡依然能够坚守诚信原则。他曾说："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这种文化认同，成为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诚信品格的精神支柱。

五

同时代科学家的评价

5.1费米的影响与评价

虽然目前没有找到费米对杨振宁的直接评价，但从杨振宁对费米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费米对他的深刻影响。杨振宁说："我在做学生时，受到费米的影响非常之大"。费米强调的"一个人绝对不能接受自己没有独立验证过的别人的计算结果"，成为杨振宁一生遵循的原则。

费米不仅在学术上影响了杨振宁，更在人格上为他树立了榜样。杨振宁认为费米"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这种品格深深影响了杨振宁的为人处世。

5.2特勒的高度评价

特勒作为杨振宁的博士导师，对他的评价极高。特勒认为杨振宁13页的博士论文是他经手的最短但最好的论文之一。1982年，特勒在文中指出，杨振宁因为创建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应再次获得诺贝尔奖。特勒还把杨振宁誉为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建立一代风格的物理大师。

特勒的评价不仅限于学术成就，更包括了对杨振宁人格的认可。作为"氢弹之父"，特勒阅人无数，但他对杨振宁的评价始终是正面和高度的，这从侧面反映了杨振宁的诚信品格。

5.3赛格瑞的赞誉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 Segre）对杨振宁的评价更是不遗余力。他称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其他二位分别是爱因斯坦和费米。赛格瑞还评价杨振宁是"20世纪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物理学全才"。

这种将杨振宁与爱因斯坦、费米并列的评价，不仅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肯定，也间接反映了他在科学品格上的高度。在科学界，只有兼具卓越才华和高尚品格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崇高的评价。

5.4奥本海默的欣赏

奥本海默对杨振宁的评价充满了个人情感。他称杨振宁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年轻人"，甚至说："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能像杨振宁一样"。1965年，奥本海默甚至打算退休后让杨振宁接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之职。

这种高度的信任和欣赏，源于奥本海默对杨振宁多年的观察。作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奥本海默阅人无数，但他唯独对杨振宁青睐有加，这充分说明了杨振宁的人格魅力。

5.5其他科学家的评价

除了上述直接交往的科学家，还有许多同时代的科学家对杨振宁给予了高度评价：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评价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戴森还说："杨振宁高高地飞翔在诸多小问题构成的热带雨林之上，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在这些小问题里耗尽了一生的时光"。

•杨振宁的老同学黄昆说："他并不认为那些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天才，但杨振宁是天才，他衷心佩服"。

•施一公评价杨振宁"亦师、亦友、亦同道"，认为他的学术成就、家国情怀、科研品味，特别是对科学极致之美的追求，都是自己仰望的榜样。

这些评价虽然角度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杨振宁的品格。正如杨振宁的同事所说："杨先生的为人，凡是与他接触过、共事过的人都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六

诚信品格的历史影响

6.1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推动

杨振宁的诚信品格对中国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71年，他成为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为中美科学交流打开了大门。周培源评价他："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

杨振宁不仅自己回国，还带动了大批华裔学者回国。林家翘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他们都是受了杨振宁回国的启示和鼓舞，才决定到新中国去的。在他的影响下，许多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献计献策。

6.2对青年学子的教育意义

杨振宁对青年学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2004年秋季学期，82岁高龄的他主动为清华物理系和数学系8个班200余名大一新生讲授了一学期的"大学物理"课。在课堂上，他不仅传授知识，更传递了科学精神和诚信理念。

他的"宁拙毋巧"理念成为许多学生的座右铭。据统计，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杨振宁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中华诗文典故竟有200条之多，恰到好处，语义精深。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的诚信理念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6.3对学术风气的净化作用

杨振宁对学术诚信的坚守，对净化中国学术界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坚决反对学术不端行为，曾在《中国物理快报》稿件事件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审稿人的不当行为。这种"管闲事"的精神，为学术界树立了正气。

在清华高等研究院，杨振宁倡导的"永远学术为先"的态度深入人心。他的学生翟荟说："项目、经费、帽子、论文……现在学术界在强调'破五唯'，在高研院，从一开始就只有'一唯'，那就是'唯留得下来的学术成果'"。这种纯粹的学术氛围，正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

七

结语

通过对杨振宁早期在国外近20年经历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诚信品格上近乎完美的科学家形象。从1945年赴美留学，到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杨振宁始终坚守着诚信原则，在学术研究、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展现了高尚的品格。

在学术上，他师从费米，深受其"独立验证"精神的影响；与米尔斯合作提出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展现了开放分享的学术精神；即使在与李政道的分歧中，也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人际交往中，他与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科学巨匠的交往，体现了谦逊和诚实；与邓稼先的生死之交，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面对政治压力，他坚持真理，勇于发声。在社会活动中，他积极促进中美学术交流，创建基金会帮助中国学者，体现了对祖国的忠诚和对科学的热爱。

"宁拙毋巧，宁朴毋华"不仅是杨振宁的座右铭，更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诚信是最宝贵的品质。正如他所说："投机取巧是没有前途的，做学问必须诚实，脚踏实地的，才会成功"。

杨振宁的诚信品格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时代，他的精神提醒我们：真正的成功不是靠投机取巧，而是靠诚实劳动；真正的友谊不是靠利益交换，而是靠真诚相待；真正的爱国不是靠空洞口号，而是靠实际行动。

杨振宁曾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对诚信理念的倡导和实践，同样增强了中国人在道德品格上的自信。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可以在科学上取得世界一流的成就，在道德品格上同样可以达到崇高的境界。

正如邓稼先信中所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愿我们都能在诚信的道路上，与杨振宁先生"千里共同途"。

源点小编共同缅怀一代大师杨振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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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潘敬明、张镓铟等

编辑：源源

校稿：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