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上空30秒》：“二战”美国空军详述轰炸日本的秘密行动

我对战争题材的书或影片都特别感兴趣。战争是人类生存的极端状况，人性的光明和阴暗都被放大。不忘历史，你就会更明白和平来之不易，更懂得“吾辈当自强”的分量。

《东京上空30秒》被视为“亲历二战的士兵写过的最好的战争回忆作品之一”，作者罗森自愿参加1942年4月对东京的秘密轰炸行动，为此身受重伤也没什么后悔的。

▲ 书本封面。

任何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可以轻描淡写用几句话说完：

我协助实施了1942年4月18日对东京的轰炸。我的飞机在中国海域坠毁。我从那些语言不通的男人和女人那里充分领会了“联合国”的深刻意义。我看着一个伙计把我的左腿锯下，最终我乘飞机、轮船、担架，几乎环绕了世界一周，才回到了我妻子的身边。

1943年，《东京上空30秒》出版，畅销一时，1944年拍成电影，罗森还担任影片的技术顾问。1945年，罗森退役，所获勋章包括飞行优异勋章和紫心勋章等。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为多个航空航天项目担任顾问，他继续驾驶飞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 泰德•威廉•罗森，Ted W. Lawson（1917-1992）

入行

这本书的细节非常详实，现在就从头说起。

1937年到1938年，罗森白天学习航空工程，晚上在道格拉斯公司的飞机制造厂工作，他一直都对飞机充满兴趣。

由于对飞机以及这一行业中的图纸之外的东西充满兴趣，我报名参加了民用航空的飞行培训，并加入了陆军航空队。
在此期间，我母亲对此提出了反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她并没有错。我放弃的工作每周有36美元的薪水，而公司即将收到海外大笔的战时订单。而新工作月薪只有75美元，况且可能有生命危险。
但吸引我的恰是这样的经历。我想接触各种不同的飞机，并了解它们是如何工作的，陆军手里便有这些飞机。

罗森于1940年4月在加州的空军基地受训，1940年11月拿到飞行执照。之后，他奉命加入第17航空队第95飞行中队，驻扎在华盛顿州的空军基地。

1941年秋，他们感到战争在步步逼近。9月的第一周，飞行中队即将出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9月5日深夜，他和艾伦仓促结婚领证。

两天之后，我们的队伍去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森。9月8日晚上，我们已经身处一场模拟战斗，但与真实的战争也相差无几了。

演习十分艰苦，他练习与坦克协同作战、反坦克作战；与卡车协同作战、反卡车作战；学习轰炸、也被轰炸；还有不断进行长距离侦查作业，需要带回正确的报告。

1941年12月7日早上，罗森从广播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个消息，感觉相当奇怪。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丢下的每一颗炸弹，不管是实弹还是面粉袋；我们的每一发机枪子弹，不管是实弹还是空包弹；每一次侦查、每一次演习，都是以德国为假想敌。我在梦中对抗的飞机，全都是德制的梅赛施密特。而现在却是日本！

▲ 日本偷袭珍珠港历史照片。

在罗森驾驶过的所有飞机之中，B-25是适应力最强的。他们每架飞机都安装了一个六十加仑的油箱，显然不是为大西洋上空的巡逻任务而设计的。没过多久，炸弹舱里又安装了另一个油箱。

我当时不知道，在华盛顿、太平洋沿岸、檀香山、中国和其他某些地方，轰炸日本的计划已经展开。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海报（1944年）。

秘密训练

新油箱安装和飞机大修接近完成，有一天，戴维和中队队长约克上尉会见所有军官，总共二十四人。

戴维说，去哥伦比亚的任务取消了，现在有一项特别任务，看谁有意自愿报名。他唯一能说就是这项任务危险，而且需要出国两三个月。
“去哪里？”有人问道。
“抱歉，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了，”戴维说道，“我能说的已经说了。现在，有谁自愿报名？如果不报名也没什么，这得完全是你们自愿。”
我们全都举了手。

他们依旧前往哥伦比亚，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在哥伦比亚，罗森有了新的机组搭档。

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也被找去谈话，自愿参加了这一秘密行动。他们也并不比我们知道得多。
我没有意识到，我选择的这个机组将和我一起前往东京。
我们在哥伦比亚一直待到1942年2月下旬，对飞机进行检查，进行50小时的飞行测试。我们等得都有点焦躁不安了。我们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大事，而且我们都身处其中，但我们一丝准确的消息都没有。

之后，他们奉命飞往彭萨科拉的艾格林基地。约140人集中在基地的作战室，吉米•杜兰德开始说话。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觉得，这不是自己一辈子做过的最危险的事，那么连训练都别参加了。你现在就可以退出。如果谁坚持不下去，根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如果你们现在有人要退出，没有任何问题。”

有人问能否提供任务信息，杜兰德说不能讲。

“现在，我要强调一点，整个任务必须保持机密，甚至连你们的妻子也一个字都不能说，不管你们在这里看见什么，或者做了什么。如果你对我们在这里的行动有所猜测，那么连你的猜测也不能说。我指的是你们每一个人，你们互相之间也不许谈论。现在，有没有人要退出？”
没有人退出。

第二天，他们又集中在作战室，几个高级别的陆军军官经过窗外，杜兰德立即停止讲话，可见此事的机密性。

“我要你们保密的原因在于，如果你们出去乱说，放出传闻，会危及到其他许多人的生命。”杜兰德对我们说道，“在这件事上，牵扯到的不仅是你们的生命，还有其他许多人在为行动工作。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断送一切。”
“有没有人和你们接触并打听这件事？”他问我们，“我是说基地上的人？”没有人回答。于是，他继续说道：“这样吧，如果有人接触你们，弄清楚他的名字，我把他交给联邦调查局。”

接下来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们要练习快速起飞技术，包括大量的夜航训练。

负责的军官总是对我们要求严格，随时检查我们的飞机是否处于最佳状态。我们必须保证救生艇工作正常，我们必须对仪表进行反复的检查，我们必须测试指北针的灵敏度，因为我们得到警告，声称这项任务需要十分复杂的导航。

有一天，罗森发现有人在机身一侧写了字，他也找人来机身上画画，成为“惊鸭号”。没过几天，许多本来无名无姓的B-25轰炸机就有了五花八门的名字：威士忌彼得、愤怒天使、无常天命……有人还在飞机上画了TNT炸药的分子式。

▲ “惊鸭号”，《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罗森知道很快要搭乘舰艇去什么地方，因为会议向他们说明海军的礼节，介绍大量航海术语等等。

不论轰炸行动何时何地以及目标何在，一定是低空投弹。到达艾格林十天左右，我们得到通知，底部的枪台将会拆除，我们随即猜到了这一点。这样一来，每架飞机就能减重六百磅。在空出来的地方，我们将装上了一个四十加仑的防弹油箱。
接着，每架飞机上的诺登投弹瞄准器也被拆除。上面给了我们两个原因。第一条相当严肃——“有些飞机将不可避免地落入敌人手中。”这是杜兰德告诉我们的。投弹手则立刻明白了第二条原因：在我们在执行任务的高度上，诺登瞄准器起不到什么作用。

杜兰德经常去华盛顿，他显然不信任电话或电报。

这时，杜兰德再次给出他们退出的机会，有一个家伙退出了，低空轰炸、疾速起飞这些都让那家伙承受不住。

在训练的后期，我们进行了不计其数的飞行，主要是为了测试工程师的计算，以求最小油耗条件下的最大航速。

最终，他驾驶的惊鸭号被吊上了大黄蜂号，米勒上尉叮嘱他们什么都不要和海军说。但实际上也没什么可说，任务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总共十六架飞机幸运入选。

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些训练了那么长时间却被淘汰的伙计们。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一点胃口，我们也没有什么安慰的话可说。还有一些人也将奉命参加行动，但只是作为替补，他们的心里就要好受一些。

罗森和两位海军少尉合睡在一间很小的舱室，他当时的军衔是中尉，比少尉高，但海军没有把这个放在眼里，他们爬上自己舒适的床，示意他睡帆布床。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任务解密了

第二天早上，杜兰德把他们集中在空荡荡的餐厅，谜底终于揭开了。

他清了清喉咙，说道：“你们如果有人还不知道，或者依然在猜测，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正直接前往日本。我们将轰炸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和名古屋。海军将把我们带到尽可能靠近的地方，当然，我们将从甲板上起飞。”

他们听到这番话如释重负，任务明确而实在。

杜兰德继续说了下去，“这将是一次艰难的任务，但一切都已经做了最好的计划。中国政府将与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将在中国沿海不远的小机场降落。我们在这些小机场加油——航油已经准备好——然后起飞前往重庆。我们将在这艘航空母舰上等待很长时间，不过，起飞之前，你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再次给了我们退出的机会，这也是他带上替补的原因。但是，显然没有人会这么做。

海军尽一切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消息也在船上传开了。

第二天晚上，当我回到舱室时，那两个少尉和我握手，还坚持要我今后就在比较软的一张床上睡觉。

计划十分周密，有军官给他们上课。

他介绍了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并进一步详细说明了两国的政治架构、日本军人和农民阶级的差别、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心理差异，以及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着装、制服和身体外貌的区别。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他们不分昼夜在大黄蜂号上工作，有很多测试项目和学习任务。他们开始记忆行动沿途计划使用的城市和地理标志，还要牢记五座城市的航拍照片。

杜兰德允许我们选择愿意轰炸的城市。轮到我说话时，我说我们几个想去东京看看。我仔细研究了四个可以降落加油的中国机场。认定最好的选择是浙江处州丽水机场，离海岸线约一百英里。
我们的轰炸任务相当复杂。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投放三颗五百磅炸弹，要求造成最大的军事破坏，用时尽量短，而且尽量要处于一条直线。

罗森选定了三个距离较近、大体处于同一直线的目标，开始记忆其地貌特征。他们可以带上几张地图，但没有照片，地图上不能有任何修改标注的痕迹，以防落入敌人手中会对海军实施报复。

第二天开会，杜兰德在回答提问时指出，不会轰炸皇宫。他说轰炸一座炼钢厂或者一座坦克制造厂更有价值。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学习了所有已知的日本飞机的外形、大小、轮廓和性能。

所有轰炸计划都是以夜航为条件。

我们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余时间都扑在飞机、机枪、仪表、图表、地图和讲座上。
海军简直把我们当成了行将处决的犯人，顿顿都给我们吃好的，甚至有鸡吃。我们大多数人都增加了体重，而且几乎没有人晕船。
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在岸上的时候，我们都认为飞机的状态完美无瑕。但现在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又发现了一百零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他们逐渐明白，这个计划规模之大，让人无法想象。

他们要考虑很多问题。譬如，他们用过的油罐不能一路丢弃，会留下线索指向航空母舰，要一次性丢弃；他们不能携带和海军相关的物件，以防被敌人俘获把海军暴露出去。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顺利实施计划

他们原计划是4月19日星期天傍晚起飞，轰炸目标城市后，在夜间飞完剩余的路程，黎明后降落在中国。航空母舰将在夜间调头，撤离现场。

罗森的脑袋充斥成千上万的细节，但没想到4月17日是他们在大黄蜂号上度过的最后一天。

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杜立德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再一次给了我们退出的机会，没有人这么做。约克上尉询问所有的第一飞行员：是否有人希望更换机组？其中一位更换了他的副驾驶。从十名替补中挑选了接替的人手。

4月18日，他们发现一艘日军巡逻船，他们解决了，但必须假设那艘日本巡逻船已经向国内发出警告。他们计划是奇袭，因此轰炸要提前了。

这天清晨紧张忙乱，大黄蜂号的加速也到达极限。

这实在是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将比计划多飞行四百英里。但当我坐在驾驶舱中，慢慢向起跑线滑行时，我却如释重负地想到，这次行动至少不会像夜间飞行那样撞上防空气球了。这显然是一次白天的空袭。因为此时刚过早上八点。

这时，罗森才想起他们的机组还没吃早餐，但回去拿些食物又怕时间不允许。罗森的机组是第七个出发。

在任务完成之前，没有任何集合的计划。因为油耗的限制，先起飞的飞机无法在航空母舰上空盘旋，等待编队飞行。这项任务是单兵作战，每架飞机只能各自打算。事后回想，这一战术还往往让人难以置信。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罗森的神经几乎绷到极限，在低空低速的条件下，驾驶飞机非常累人。到了下午两点，他看到日本海岸线了。他看到海滩旁停泊很多小船，他们直接从他们头顶飞过，有些还朝他们招手。

他们遇到六架零式战机排成V字阵型，从他们透明的机头上方飞过。有一架突然脱离编队，向他们俯冲下来，他们紧张等待着，但又看不见了，推测那架战机回到编队了。

进入东京湾上空大约两分钟后，我们几乎同时朝右侧看去。离我们几英里远的地方停着一艘我们见过的最庞大、最臃肿的航空母舰，抛着锚，而且似乎周围没有任何人。
这时候改变飞行路径，朝它丢一颗炸弹，实在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但是，我们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知道我们的四颗炸弹该如何使用，况且东京就在眼前。我决定继续朝既定目标前进。

罗森进入东京后找到第一个目标，按照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将飞机爬升到了一千五百英尺的高度。

爬升、平飞、打开炸弹舱、短短的俯冲、投下第一枚炸弹。仪表盘上的红灯闪了一下，我便知道一枚五百磅的炸弹已经落了下去。

他开始加速，红灯一闪，第二枚炸弹投下，紧接着是第三枚，第四枚燃烧弹投下后，他看到钢铁厂的四壁都炸向空中。

我对炼钢厂的轰炸结果十分满意，希望其他炸弹也一样表现出色。我无法确切地判断，但我相信，东京那天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我们的轰炸行动本身，从投下第一个炸弹到最后的俯冲，用了不到30秒。

他确定所有炸弹都已投下，开始来回蛇行，随时等候日本战机出现，但是没有。他们维持低空飞行，一路没有遇到阻拦。

漫长的下午，他们在烈日中飞行，大家很疲劳。大约下午五点，他们已跨越了半个东海，这样轻而易举逃离空袭现场，未免有些不可思议了。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返程遇险

按照计划，他们返航将回到处州丽水机场。但是雷雨来了，天气越来越恶劣，他在浓雾中穿行，情况令人非常紧张。

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维持低空飞行，寻找记忆中的地标或着陆点；二是爬升到云层上方，依靠仪表继续向西飞行，直到两翼机油箱用完，跳伞逃生。
第二条路意味着失去飞机。但惊鸭号对我的意义太重大了，而且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如此。

燃油越来越少了，这样飞行下去什么都找不到。此时，罗森发现下面有个海滩。

他降低高度，沿着海岸检查海滩，没有发现可能划破机腹的木桩，海滩看样子可以承受飞机的分量，于是他做出决定，在海滩上降落。如果可以，他们就在飞机上过夜，天亮之后重新起飞，再寻找丽水机场。

说到底，他热爱这架飞机，如果在空中把它丢弃、任其坠毁，他绝对无法接受。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意外发生了，降落时飞机两个引擎忽然失去动力，他们落入水中，离海岸还有大约四分之一英里。

随着飞机慢慢下降，两个主起落架首先触及海面的波浪。我出于绝望和失落的本能诅咒声，很快便淹没在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可怕的噪声中。
暴雨之中似乎伸出了一双大手，抓住飞机，把它捏得粉碎。
然后便是寂静，决然而安详的寂静，这种安详的感觉十分怪异。

等罗森反应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坐在驾驶座，搁在水底的沙床上。他解开了座椅的绑带，充气救生衣将他托上了水面。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中国救援”

罗森受伤严重，整张脸都打瘪了，他记得当时摸脸，下唇已经撕裂，皮肉都掀开了，牙齿和牙肉掉了不少下来，说话含糊不清。

机组人员终于聚集在海滩上，都受了伤，撒切尔伤情最浅，后来也只有他能够行走。

他们冷得发抖，搜集木板堆在矮崖下面点起了火。他们躺了大概半小时，有中国人发现了他们。

他们把我们带到一间低矮的茅草屋前，我们走到几码之外近在眼前的地方才看清楚。墙是用土块垒砌起来的，屋子呈长方形，中间有一扇门，里面透出微微的亮光。我们痛苦地呻吟着，进了屋子。

当时罗森闪过一个念头，这些人会不会把他们交给日本人？他们没法和中国人沟通，大家的情况都很糟糕。

一个中国女人用陶碗和瓦罐给我们端了一些热水，我们身上这床已经浸透鲜血的被子，就是她给我们送来的。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有个自称叫查理的人检查他们的伤势和表明身份的标记，但查理只会几个单词，依旧无法沟通。他们猜想救他们的是渔民，查理估计是个当官的。

罗森和同伴们左思右想，推测飞机的坠毁只有一个答案：当飞机向海滩迫近时，起落架撞上了一个浪头。当时飞机以110英里的时速向前冲，就像撞上了一堵石墙。

4月19日清晨，有个老头子出现了。

他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但似乎最关心我的嘴。他在松垮的口袋里翻找了一通，拿出些东西，然后轻轻地将我的脑袋往后推。
我的脸对着那昏暗的稻草房顶，他将我嘴上撕裂的皮肉归回原位，接着在上面放了一张看似宣纸的东西。当血浸透了纸张，他就在出血的部位撒上一些粉末。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也一语不发。
直到今天，我依然说不出他究竟是谁，从哪里来，施行的是什么疗法。他一定是查理派来的。
血、纸和粉末粘合在一起，形成一层壳，既维持了我嘴的形状，而且也让出血的情况大为好转。

那天早上大约七点，查理带人回来了，造了简易担架，把他们抬出渔民家的小屋，走到一栋看似比较现代的大屋。罗森注意到有两百个看似游击队的人，因为他们有枪。

人群中有个老练的人把一根点着的烟塞到他的嘴唇。

我试着朝他抱以微笑，但却更像哭。也许是如释重负，也许是震惊，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闭上眼，知道自己不管身在何处，围绕我身边的都是好人——他们和我为了同样的目的而战斗。我们落在他们手中，而他们便伸出援手。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罗森机组人员的“中国历险记”从侧面也印证了当时的中国有多落后、人们生活有多艰难、日军有多猖獗。

他们靠人力担架、船运，4月20日凌晨来到一个村子，到了一栋干净的小楼，墙上贴着英文招贴China Relief（中国救援会）。

然后，他听到有人说英语，虽然带着中国腔，但说得不错，这是他这几天听到最美妙的声音。

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有文化的中国人从里面出来，和我们握了握手。“我们将尽全力救助，”他说道，“我们知道你们都做了什么。”

这个救援会只有绷带、一些食物和水，没有药物和医生。护士用热水给他们擦洗了身体，让他们舒服一点。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4月21日早上，C医生来了（这是陈慎言医生，这本书出版时“二战”还没结束，为了保护所涉及的中国人员和城镇，许多人民和地名都被隐去）。

C医生检查了他们伤势，让十二个苦力抬着六顶轿子马上出发，要把他们抬到浙江临海。日本人已经在浙江沿海四处搜查，寻找他们的踪迹。

经过漫长的跋涉，他们终于到了临海，来到C医生父亲的医院。说是医院，但没什么药物，这是不小的打击。

罗森的腿一天天坏下去，到了五月的第一周，他要锯腿了。

我也得到了查理的消息，不知通过什么方式，他给我送来了一张名片，上面一角还贴着一张相片。他捎来话说，日本人把岛上一些帮助我们的村民抓去了，对他们施以非人的虐待。

五月中旬，当地木匠做了一副拐给他。5月18日，他们离开这所小医院。临行前，C医生给他看一副新棺材，也是替他做拐的木匠的作品，“这本是为我预备的。”

▲ 《东京上空30秒》电影剧照（1944年）。

他们不停赶路，轿夫、人力车、几乎没有减震的卡车……他的“后脊梁几乎已经可以感觉到日本兵的呼吸”。

我们身后不断传来爆炸声，而且间歇很均匀。我能说话时，就问C医生那些到底是什么。
“啊，罗森先生，”他悲哀而又清醒地答道，“日本人太近了，所以中国人等我们过了，就把路炸掉……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一路都是坏消息：

到达处州丽水，这就是本来他驾驶惊鸭号降落的地方，没想到这里没有飞机，中国人被迫炸毁机场，阻止日军飞机在此降落。

到达南昌，南昌机场也被中国驻军摧毁了。

到达吉安，这里的机场也不复存在了。

他们住进了空军美籍志愿大队的招待所，飞虎队已经离开了吉安，有个飞虎队的翻译和他们闲聊。翻译说，日本人轰炸上海时，专炸大学和中学，罗森说这不是浪费炸弹吗？

“不，那些日本人很聪明，他们知道教育里头出领袖。所以他们想掐死我们的领袖之源——我们的大学和中学。”

他们继续赶路，到达衡阳。为了防止日本飞机降落，这里的机场跑道上设了障碍。

他们在衡阳上了火车，到达桂林，前往飞虎队的招待所。他们在那里终于喝上了咖啡，更重要的是，那里还有完好的机场。

第二天，飞机来是来了，但却不是该来的那种。十二架日本轰炸机排着紧密的阵型飞过，轰炸了桂林城和机场。
它们的到来并未出乎我们的意料。虽然有时随便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中国人却有一套很有意思的防空警报系统。我们正吃着早饭，第一次警报就拉响了。说是警报，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人用一根棍子敲着一个汽车的旧碟刹。我们明白这种声音的意思，纷纷从桌旁站了起来。

后来罗森才知道，敲碟刹的声音越快，代表飞机飞得越近。

▲ “飞虎队”历史照片。

6月3日，飞机终于来了，罗森可以回国了。

罗森后来了解到其他飞行员的情况，原先参与行动的八十人中，有十一人被俘或牺牲，他们失去了所有飞机。

16架飞机中的15架以及80人中的75人都到达了中国，正如先前的公报中所说的那样。在空袭行动中，没有一辆飞机被击落。这是一场出色的战斗，充分体现了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背后所进行的计划有多周密。

▲ 从航母上起飞前往日本本土的B-25轰炸机。

日本人一开始谎称美军没有击中任何军事目标；之后又吹嘘事先得知空袭消息，承认大约四千人丧生并损失了三架飞机。

“你觉得值吗？”6月4日凌晨，当我们即将就寝时，一个小伙子问我。
我想了一会儿，试着从客观的角度整体考虑。当我最终说出“我觉得值”的时候，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日方遭受了多大的损失，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得到了鼓舞。他们由此确信，不管日本离得多远，我们都能对付他们。

他们在6月4日早晨五点从桂林的小机场起飞，仅仅过了一小时，他们得知日本人刚刚轰炸了机场，这是最惊险的一次化险为夷。

他们在上午九点半抵达昆明，一些飞虎队的成员也在机场。

他们告诉我如何与日本飞机作战，而日本鬼子的飞行员则如何不带降落伞上飞机，或者拒绝使用降落伞。他们看见好多敌机受到攻击，飞行员直接就跳了出去。
他们还指给我看机场旁边那排我以为是P-40的飞机。他们说那是纸糊的假货，是中国人为飞虎队制作的，日本人在那些东西身上浪费了大量炸药和子弹。

罗森听说C医生得到命令，立即前往重庆，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C医生。

我从来都没能说声再见，也没能感谢他。他是我见过的最忠实的人。在L和路上的那几个星期，他为了我们，没有不愿做的事。他不分昼夜地照顾我们，毫无怨言。他没有得到过一分钱，也不曾想过要钱。
后来，战争部要求我们提供一份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中国人名单。我想在信中竭力表达我对C医生的感激和尊敬，但没有什么文字可以写得出我真挚的感情。

顺便说一下，后来美国政府在中国找到了C医生，并将他接到美国接受医学培训，C医生回国后还扩大了父亲医院的规模。

▲ C医生即陈慎言医生（年轻照片）。

驳斥日本谎言

罗森几乎绕了地球大半圈才回到美国：新德里、卡拉奇、巴格达、开罗、尼日利亚、贝伦、特立尼达、波多黎各、佛罗里达基地……

1942年6月16日，飞机在波林基地降落，罗森在医院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和修整手术，嘴和下巴做了整形手术，手术时还听到医生说：“老天，他那里面还有些海滩上的沙子！”

杜兰德去医院探望罗森，鼓励他应当保持头脑和身体的忙碌，说了一句了不起的话：“有落才有起。”

1943年4月20日，美军正式公报1942年4月18日空袭日本的全貌，里面提到：

每架飞机的投弹目标一一完成。坦克工厂、停泊着一艘巡洋舰的船厂、飞机制造厂。爆炸和燃烧弹引起的大火摧毁了钢铁厂、火药厂、机械厂、铁路车场和轨道、码头、武器库和油库。另外还直接击中了一艘正在建造的巡洋舰或战列舰。

在中国被日军俘虏、带回日本的美国机组人员都被野蛮处决。

这些都是令人丧气的倒霉事。但我相信，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有机会选择死亡抑或做日本人的俘虏，我们一定会选择死亡。如果惊鸭号在东京上空被防空炮火或敌机击中，我一定会驾机向最有可能的目标俯冲。我飞机上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其他人也会这么做。

日方谎称他们有意轰炸非军事设施，并蓄意向平民开火。

我们所有投下的炸弹中，只有四枚没有瞄向军事目标，而在如此之近的投弹距离下，没有不中的道理。
在空袭之后的一年间，我们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和信件，小心地作了互相求证。唯一没有执行轰炸计划的伙计是布里克•霍尔斯通。他在与一队零式战机交战时机枪出了故障，他不得不将四颗炸弹丢进了海里。

他们知道，不论轰炸得多么小心，敌人总会指责他们炸到教堂和医院。从日本泄露的报告显示，许多人因为当地缺乏合适的防空洞而丧生。

如果我们真要轰炸其他目标的话，我们一定会把皇宫炸成碎片，或者摧毁大量学校、神社和医院。我们的轰炸目标清楚地印在脑子里，甚至有时做梦也会梦到。

▲ 美国海军编号2144号传单：给日本下达最后通牒。

从结果来看，这次空袭是史上最伟大的心理战之一，日本人措手不及，信心开始崩溃。

然而，战争的代价从来都是沉重的，罗森痛恨日军的斩尽杀绝，毫无怜悯之心。

我们的兄弟被杀，其他人则可能遭受虐待，这是让人难以承受的消息。而同样让我们心情沉重的是，蒋总司令那里传来消息，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中国人遭受了日本鬼子的系统性屠杀。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这些屠杀有多么系统性，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中国人又有多少被杀戮。

空袭一年后，八十人中的五十五人或继续投入其他地区的战斗，或回到美国。

我不断地想着那些勇敢、坚忍、忠实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些人会回去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一丝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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