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后,其子戴藏宜延续父辈轨迹,却因迫害革命志士被公开审判并处决。
妻子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匆忙逃往台湾,唯独将年仅六岁的女儿戴眉曼留在了大陆。
受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影响,这位本应出身显赫的女子,瞬间沦为被舍弃的对象。
她后来的命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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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航班在南京岱山坠毁,这位被称为“特工之王”的人物就此陨落,终年仅49岁。
周总理曾评价道:“戴笠若不死,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至少要推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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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一生情感纷繁,除原配毛秀丛外,还与多位女性有过密切往来。特工向影心有“裙带花”之称,陈华被誉为“军统一枝花”,余淑恒曾是其信赖的秘书,而他对影星胡蝶更有着长久执念。
尽管与这些女子关系复杂,或缠绵悱恻或纠缠不清,但她们无一为戴笠诞下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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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在外风流不断,真正为戴笠留下血脉的仍是结发妻子毛秀丛。
1914年,在家族安排下,17岁的戴笠迎娶了比自己大三岁的毛秀丛。
婚后二人育有一子——戴藏宜,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也是戴笠一生中唯一的亲生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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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藏宜性格酷似其父,在浙江江山任职保安乡自卫队主任期间,完全继承了父亲的冷酷手段,残害众多地下党员,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华春荣。
1949年局势剧变之时,戴藏宜携家人仓皇南逃,最终在福建浦城被拦截逮捕。
两年后,他在故乡江山接受人民审判,被执行枪决,为其所作所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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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藏宜之死使戴家陷入绝境。郑锡英独自抚养四个孩子——长子戴以宽、次子戴以宏、三子戴以昶和小女儿戴眉曼,成为孤苦无依的寡母。
她原计划带四名子女一同前往福建,再转赴台湾,然而抵达上海后才发现局势混乱,无法找到安全船只,随身盘缠也几近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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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岁的长子到10岁的小儿子,每一个都是她的牵挂。
唯有6岁的戴眉曼成了被搁置的选择,因为她尚年幼且是女孩。
走投无路之下,郑锡英决定暂时将她留在大陆,寄望日后接回,并匆忙为她改名为“廖秋美”。
她辗转寻得戴家旧日厨师汤好珠,悄悄递上一支银簪,恳请对方暂时代为照看这个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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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郑锡英辗转抵达福建,才意识到自己已自身难保。
直到1953年,靠着一位戴笠旧部暗中协助,她终于取得赴台通行证。
但因户籍手续出现纰漏,二子戴以宏的身份被人冒用,边检人员拒绝放行,只能滞留上海。
郑锡英跪地哀求工作人员通融,换来的却是冷漠驱逐。望着戴以宏含泪的双眼,她心如刀割,只得将其托付给上海远房亲戚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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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远在江山农村的戴眉曼,她实在无力兼顾,最终写下一封简信,托人送往乡下,请汤好珠正式收养此女。
汤好珠家住江山乡间,一间泥墙瓦顶的小屋四处透风,生活极为拮据。
6岁的戴眉曼从此使用母亲临时起的名字“廖秋美”,开始了寄人篱下的日子。
乡村生活异常艰苦,她每日睁开眼便面对生存的压力。
饭桌上常年只有一罐咸菜,白米饭拌着咸涩的腌菜,便是她一天的全部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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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汤妈妈对她尚算慈爱。可家中贫困,7岁的她就开始学着生火做饭,踩着矮凳勉强够到灶台,多次被飞溅的火星烫伤手背,留下水泡。
到了12岁,她已能背着沉重柴捆穿行于崎岖山路。
天未亮就出门拾柴,烈日当空时才背着满筐柴火归来,汗水湿透粗布衣衫,风吹过后冷得直打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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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时,戴眉曼已成为生产队中最出色的女性劳力。插秧时节,她弯腰劳作一整天,指尖被水田浸泡得发白起皱;收割稻谷时,镰刀磨破手掌,她便用布条缠住伤口继续干活。
年终核算工分,她一年竟挣得两千余分,超过村里许多成年男性壮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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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戴笠孙女”的身份如同无形枷锁,始终让她难以真正融入集体。
挑水经过村口时,总能听见村民低声议论,那些躲闪的目光像针尖刺入心底。
到了婚嫁年龄,她容貌清秀,发丝自然卷曲,即便穿着补丁衣服也能整洁得体,但因出身问题,村中青年无人敢上门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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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出现在她20岁那年,村里来了位修理农机的青年谢培流。
他沉默寡言,做事却踏实勤快,每次来都主动帮汤妈妈劈柴挑水。
有人悄悄提醒他:“她是戴笠的孙女。”但他毫不在意,认为过往并非她的选择,也不该由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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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频繁接触,感情逐渐升温。
谢培流会把省下的白面馒头留给她吃,戴眉曼则细心缝补他磨损的袖口。
1960年秋天,没有聘礼,没有宴席,他们在汤妈妈的小屋里结为夫妻。
新婚之夜,戴眉曼握着丈夫粗糙却温暖的手掌,泪水悄然滑落,那是她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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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生活清贫却安稳。夫妻租住一间土坯房,谢培流靠修农机换取工分,戴眉曼仍在生产队劳动,夜晚还替人缝补衣物贴补家用。
1967年,大儿子谢明出生;两年后,二儿子谢平降临;1972年,女儿谢佳丽也来到世间。
孩子的笑声填满了小屋,生活的担子也随之加重。
为了让孩子多吃些营养食物,她清晨去河边捕捉鱼虾,寒冬顶着刺骨寒风挖野菜,家中仅有的细粮全留给孩子们,自己依旧以咸菜配饭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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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汤妈妈病危临终前,拉着戴眉曼的手,断续讲述了她的身世真相,并将当年郑锡英留下的那只藤箱交予她手中。
箱内并无贵重财物,只有几件旧衣和一张泛黄照片——照片上的郑锡英年轻温柔,怀抱着襁褓中的她,笑容恬静。
那一刻,积压多年的委屈喷涌而出,她抱着照片痛哭整夜,既怨恨母亲当年的离弃,又理解她在乱世中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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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生活逐步改善。谢培流购入一辆二手拖拉机从事运输,戴眉曼则在村口摆摊售卖瓜果蔬菜。
孩子们懂事孝顺:大儿子谢明早早辍学随父跑运输,二儿子谢平学习汽修技术,女儿谢佳丽考入纺织厂担任统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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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两岸关系趋于缓和,戴眉曼意外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
寄信人是二哥戴以宏,他早已在上海定居多年,历经多方打听终于寻获妹妹踪迹。
信中提及母亲郑锡英仍健在,一直思念两个留在大陆的子女;大哥戴以宽与三弟戴以昶也在台湾安度晚年。
看到信纸上熟悉的“戴眉曼”三字,她泪流满面,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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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戴眉曼终于踏上赴台之路。
在台北一家医院病房里,她见到了卧床的母亲郑锡英。
80岁的老人患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病,面容憔悴,早已不见昔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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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重逢,四十载分离化作无声泪水,郑锡英紧紧握住女儿的手,反复抚摸,仿佛确认这不是梦境。
数日后,戴以宏从上海赶来,兄妹四人齐聚母亲病榻前,这是阔别四十载后的首次团聚。
这次相会化解了戴眉曼心中多年的结,她终于明白,母亲当年并非无情抛弃,而是被时代洪流裹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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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她专程前往南京岱山,欲祭拜爷爷戴笠。
然而现场荒草蔓生,墓碑无存,连确切位置都无法确认。她伫立风中,轻声叹息,似在哀叹命运赋予她的特殊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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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江西上饶后,她的生活愈加宁静。儿女均已成家立业,孙辈常来探望,家中充满天伦之乐。
2011年,郑锡英在台湾辞世,享寿98岁。
因健康原因,戴眉曼未能亲赴送别最后一程,只能对着母亲遗像默默垂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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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记载,戴眉曼于2016年离世。
遵照其生前遗愿,葬礼未设灵堂,骨灰盒中安放三件物品:
半块从台湾带回的桂花糕,丈夫谢培流生前常用的扳手,以及一本1958年的工分簿,上面清晰记录着她当年挣得的两千工分。
戴眉曼的一生始于动荡与遗弃,在咸菜佐饭的岁月中顽强成长,最终在平凡烟火中寻得了属于自己的温情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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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
【1】中国军网——《24小时,南京改天换地》
http://www.81.cn/js_208592/16306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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