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求索，赤子之心——致敬科学巨擘杨振宁

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杨振宁，这位以“宇称不守恒”撼动物理学界、以“杨-米尔斯理论”重塑人类认知版图的学者，用百年光阴书写了一部融合科学探索与家国情怀的史诗。

从童年的清华园、战乱时期的西南联大，再到远渡重洋成为国际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最后回到清华开拓新的事业，杨振宁的命运一直与时代变迁紧密呼应。

他的生命轨迹，如同一条横跨东西的桥梁，既承载着科学真理的永恒光芒，也映照着中华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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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可以算作一个圆”

1922年秋天，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其父亲杨武之是我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和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

1929年，从芝加哥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的杨武之受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杨振宁一家搬到了清华园，一直住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

清华园的八年童年时光，塑造了杨振宁对科学的最初认知。有一天，杨振宁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叫《神秘的宇宙》，书中讲的都是当时物理学的最新发现和理论。回到家以后，杨振宁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那一年，杨振宁12岁。

杨武之亦察觉到其子的“异禀”，但相比于“拔苗助长”，他更看重杨振宁的全面发展。初中一年级结束后的暑假，杨武之特地请人每天给杨振宁讲授《孟子》，这种“不精文史哲，何以成巨擘”的教子智慧，让杨振宁的科学之路始终浸润着东方文化的深沉。

“七七事变”后，杨振宁随家南迁，辗转至昆明西南联大。山河飘摇的战乱年代，杨振宁未曾中断对科学的求索。1938年，杨振宁在两万余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我在西南联大的七年，对我一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我的‘taste’。”杨振宁回忆。

1945年，杨振宁远赴重洋求学，几度春去秋来，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凭借其耀眼的学术成就声名鹊起。当他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作为诺奖得主发表致辞时，杨振宁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

家国情怀与科学理想锚定了杨振宁人生的两端。他曾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然而，受时代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他未能及时回到祖国。

这一心结在1971年迎来转机，冻结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以“乒乓外交”的民间交往形式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杨振宁也在此背景下，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帮助架设中美科学家之间友谊和交流的桥梁。

在杨振宁的后半生，他将工作重心放在了中国科教事业上，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2003年，81岁的杨振宁回到清华，他将自己在清华园内的住所命名为“归根居”。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我的一生可以算作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杨振宁说。

获得诺贝尔奖的“头等”

那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一代又一代杰出物理学大师崛起，杨振宁亦是其中最耀眼的科学巨星之一。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物理学家的名字，像麦克斯韦、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初建时的海森堡、薛定谔以及狄拉克。现在再要往下排的话，我想杨先生（杨振宁）的名字就要算在里面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原院长聂华桐教授曾如此评价杨振宁在物理学家中的地位。

1954年，杨振宁与米尔斯合作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理论”，这使得杨振宁成为20世纪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的又一位写出奇妙的能量基本结构方程的理论物理学家，其于1994年获得北美地区奖金额最高的科学奖——鲍尔奖，颁奖词提及，这项工作足以和牛顿、麦克斯韦以及爱因斯坦的工作相提并论。

1956年，杨振宁又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凭借这一理论，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同荣获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6年以前，宇称守恒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动量守恒定律等一样，被看成是一条普适的规律。尽管物理学界有不少科学家对此提出了疑问，但是都没有突破“原理”的桎梏。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花了大量时间计算并讨论，发表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在物理学界引发轩然大波。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郑洪曾评价道：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除了在粒子物理学中的伟大成就，杨振宁在统计力学领域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在1966年加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后，很快就提出了杨-巴克斯特方程。

杨-巴克斯特方程是杨振宁在统计物理学中的重大成就，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说：“这种代数结构在理论物理这么多领域的可解性方面起着如此根本的作用，真是不禁令人啧啧称奇！”杨振宁因此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昂萨格奖，这是一个地位仅次于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项。

杨振宁喜欢用美、妙、优雅这一类的词汇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位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为新中国科技发展搭起“桥梁”

谈到杨振宁，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起1957年那枚诺贝尔奖章。但若只是这枚奖章，无疑是对他历史角色的简化。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几个关键转折点上，杨振宁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贯穿“战略建议”“机构建设”“人才培养”三大维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进程。

1971年，杨振宁成为首位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科学家，通过学术交流，他将全球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欧美一流科研机构的运作模式以及基础科学如何转化为强大生产力的理念，系统地引介回国，为当时的中国科学界推开了一扇窥探世界前沿的窗户。

1973年，杨振宁第三次回国。同年7月12日，杨振宁第四次到北京访问，7月17日，在周培源的陪同下，杨振宁在中南海的一个书房里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陪同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总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华裔科学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此后，杨振宁多次回国访问，他还向邓小平提出了派遣留学生赴美深造的建议，并获得了支持。1981年，他致信国家领导人，指出中国科学研究“过于注重原理研究（如高能物理）或产品研究（如制造改良），而忽略了介于两者之间的‘发展性研究’（如半导体、激光、计算机等）”。他认为，“发展性研究”是“中期投资”（5年至20年见效），能快速提升社会生产力，是“当务之急”。这一建议直接影响了中国的“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推动了半导体、计算机等产业的发展。

尽管强调“发展性研究”，杨振宁从未忽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随着“科教兴国”战略拟定，我国基础研究迫切需要重大突破。1996年起，杨振宁回到清华，与王大中进行了三次深入交谈。1997年，杨振宁捐献400万美元，创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更名高等研究院）并担任名誉主任；1999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

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初期，要尽快确定主任人选，杨振宁推荐了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职的聂华桐。研究中心还先后聘请了力学和数学家林家翘、动员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全职回国工作、引进了密码学家王小云，逐渐在理论凝聚态物理、冷原子物理、理论计算机、密码学等领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也是由杨振宁一手推动成立，旨在“结合数学与基本理论物理”，研究方向包括“杨—米尔斯场”“量子可积系统”等。

在人才培育方面，杨振宁提出了“通才教育”“动手能力培养”等理念，推荐超1200名学者出国接受培训，极力为中国学者提供与世界顶尖科学家交流的机会。同时，他还设立了多项奖学金和资助计划，以支持中国年轻学者在海外的学术研究，这些奖学金和资助计划推动了中美学术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杨振宁也都有发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其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的观点。此前，杨振宁坚决反对，他认为有限的科研经费应投入到更紧迫、投资回报率更高的领域，如芯片、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不应把钱花在建造高能加速器这些非迫切需要的事情上。

纵观杨振宁的百年人生，他的贡献早已超越了一个物理学家的范畴。他所贡献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一套关于如何尊重科学规律、布局长远未来、高效配置科技资源的“战略思维体系”，这笔资源与他的科学成就一样泽被深远。

记者|杨煜 杨卉

编辑|何小桃 魏官红 杜波

校对|魏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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