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引喻失义，李善长理屈词穷骂朱元璋：天子应该与谁共天下？

朱元璋大封功臣，除了公爵、侯爵、伯爵，还给了他们另外的荣誉称号，比如徐达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李善长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刘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

有人说刘基刘伯温在明朝地位并不高，只是个“御史中丞”，还进不了朱元璋的核心决策圈，那可能还不知道刘基在担任御史中丞的时候，还有另外四个职务，那就是弘文馆（后改为弘文阁、文渊阁）学士（洪武年间学士为馆阁主官）、太史令、资善大夫（正二品或正三品）、上护军（正二品勋）。

刘基是“资善大夫”，也是太子朱标的“赞善大夫”，清人修《明史》旷日持久，但还是有很多语焉不详，这两个“大夫”是不是一回事可以换一篇文章再聊，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看看《山河月明》中胡惟庸与刘伯温两番关于“天子与谁共天下”的言论——李善长未必是真坏人，刘伯温在民间的形象更是十分高大，但他们说的那些话，却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我们引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话来说，刘伯温和胡惟庸举的例子都是“引喻失义”。

胡惟庸是这样忽悠太子朱标的：“赵宋礼敬士大夫数百年，恭宗降于临安，文山、东江拥幼主而不降，崖山兵败国灭之时，数万军民蹈海而不染膻腥。殿下，天子应与百姓共建天下呀。”

宋恭帝赵㬎（xiǎn）降元后受封开府仪同三司、瀛国公，文天祥自号浮休道人、文山，陆秀夫字君实、号东江。

要不是知道文天祥陆秀夫这两个人并查了他们的别号，笔者还真不知道胡惟庸推崇的这两个人是说，看起来《山河月明》编导的水平，还真非寻常人可及。

胡惟庸的话，让太子朱标想起了刘伯温，因为刘伯温说得更详细：“陛下（指朱元璋）以为国之根本是民，臣不敢妄议。然司马氏善待读书人，衣冠南渡之后，才得以存半壁江山；赵宋养士百年，靖康之难之后，国脉才得以延续。所以臣以为，士大夫、读书人，这才是国之根本哪。”

回去的马车上，太子朱标点拨一脸懵圈的燕王朱棣：“老四，你要记住了，所谓察其言观其行，察其言可比观其行难上太多，有时候他想告诉你的，恰恰是他没有说出口的，有时候他跟你说的，恰恰是他希望你以为他事情就是这样的。”

朱棣满脑门官司：“太累了，大哥，父皇这些年都是这么过的？那以后你（朱标插话：我还用以后吗？现在就是如此啊。）…………还好我不用当皇帝，要不然以后光猜这些，就得累死个人！”

朱标笑骂：“臭小子，这种话也能随便说？”

朱棣当然可以随便说，因为朱元璋常年在外征战，包括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在内的所有弟弟，都是朱标一手带大的，只要朱标活着，他最喜爱的四弟朱棣，就只能当征北大将军，为大哥开疆拓土，兄弟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隔阂芥蒂，朱棣自然是想说啥就说啥，朱标也只会一笑了之，绝不会起疑心。

放下朱标和朱棣的兄弟关系不提，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胡惟庸和刘伯温哪两番话如何引喻失义：赵宋确实是“不杀士大夫”，但是赵构却能杀岳飞并剥夺韩世忠兵权，士大夫们“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另一面却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怎么成了刘伯温口中的正面典型？

刘伯温有没有可能说这番话，我们还得看看他的“出身”——这个元朝进士（还有人说他是状元，但笔者没查到出处）在《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列传第十六》中的传记：“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起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论御史失职，为台臣所阻，再投劾归。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为元帅府都事。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沮。”

通过刘伯温的履历，我们发现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士大夫、读书人，而且在元朝的官阶还不低，镇压起义的时候也挺积极。

刘伯温会不会真的以为晋代和宋朝最好，我们还得看看他写的《郁离子》。在《规执政》中有这样一段话：“农夫之为田也，不以羊负卮；贾子（商人）之治车也，不以豕骖服（不用猪帮着拉车）。知其不可以集事，恐为其所败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入官，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不问其系族，惟其贤，不鄙其侧陋。”

刘伯温在《论史》中，更是把人严格分成圣人和常人两等：“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庶人不知焉，不能执其权，用其力；而遏其机，逆其气，暴夭其生息，使天地无所施其功。故曰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非徒取其物，发其藏而已也。孔子作春秋，为贤者讳，故齐桓、晋文皆录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在刘伯温眼里，“圣人”做错了事也是不能批评的，一种人天生就是要保另一种统治的，那就是老百姓与士大夫不可逾越的鸿沟。

刘伯温有一点可能没有说错，那就是晋代和宋朝的读书人待遇极高，但晋代和宋朝在历史上处于怎样的地位，“衣冠南渡”还有另一个说法是什么，读者诸君都知道，笔者也就不多解释了。

胡惟庸和刘伯温都是读书人，他们向往的朝代就是晋宋两朝，他们的“愿望”在明朝末年还真变成了现实，文管集团把武将压得死死的，甚至连宦官集团也被打了下去，结果如何，大家当然也知道——杀毛文龙的袁崇焕，其实就是个文人士大夫，他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进士，正经的“科班出身”。

天子是应该与士大夫共天下，还是该与百姓共天下，这样的争论贯穿了整个明朝，最后似乎是前者占了上风，要不然明朝也不会亡得那么快——天下百姓都反了，高官士大夫却不愿意捐出钱粮镇压，最后都留给了李自成。

刘伯温说的那番话是不是反话，需不需要朱标观其行察其言并做出相反的选择，读者诸君可以按自己的标准揣测，接下来李善长在大殿上骂朱元璋那番话，就更有意思了。

李善长为欺男霸女强占田产的淮西勋贵辩解，朱元璋威严沉稳地驳斥：“老百姓叫官员什么？叫父母官！天底下哪一个父母去舍得抢自己儿女的果腹之物、保命之田？魏征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朕和全天下的官员都在这一条船上，得罪了老百姓，朕也好，士大夫也罢，都是舟覆人亡！我大明朝是天子与百姓共天下，非与士大夫共天下！不管是勋贵也好，士大夫也罢，只要寻机聚敛，残民以逞，朕就不会容他！”

李善长被朱元璋的长篇大论震惊：“陛下，你说什么？”

朱元璋再次强调：“朕说，天子，当与百姓共天下，非与士大夫共天下！”李善长理屈词穷，气急败坏地连骂三声“独夫”后拂袖而去。

看了《山河月明》这一段，笔者一直没想明白：朱元璋坚持天子与百姓共天下，怎么就成了独夫？

很多人不喜欢明朝，说朱元璋杀了很多功臣，但是不问一问那些功臣在功成名就之后，除了享受高官厚禄之后还做了些什么——有些开国名将的所作所为，比元朝文臣武将还要过分，如果这样的人也不杀，估计有些人就要换一个角度来骂朱元璋了。

当然，上面的对话都是电视剧里的故事，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山河月明》是一部历史剧，出现的也大多是历史人物，所以刘伯温、胡惟庸、李善长的话应该不是凭空捏造，这就给读者诸君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您看来，朱元璋和这三位“顶级文臣”的不同政见，哪一方更正确？如果您穿越到明朝并坐在朱元璋的位置上，又会与谁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