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与道通：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意境

人是在世的存在。在世之人，是宇宙中具有心性的存在，人的心性可以接通自然大道。作为心性的生命体，人的生命跟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内在一体的，存在本质上的统一关系。人的小生命来源于宇宙的大生命，最后还要回归大生命。道就是生命成就自身的内在本性和构成机理，在人则为“人道”，在天则为“天道”。人的觉悟在于心与道的相通。然而，人的生命本性在现实中常常是不自觉的，生命之道的迷失使得现代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处于一种生命的无根基状态。人从自然大生命而来，本身就携带着自然之道的气息，但常常迷失了自然之道的本性，出现迷茫与苦恼，找不到生命之真谛。这种生命的无根基状态使人们迷失了生命的本性，人性的迷惘正是人的生命自觉意识缺失的表现。我们目前所处的现时代更需要对人的生命观进行反思：我们从哪里来？能到哪里去？生命本性究竟是什么？能不能找到生命的真实信仰？这就需要上升到生命的哲学层次进行生命观的澄明，让光亮照进生命的无明状态，使心性得以启蒙，从而通达生命的澄明之境。

一、心与道通的生命观

古往今来的哲学，正是人追寻自觉之生命意识的理性映现。哲学的意义正在于追问和完善生命，实现生命的觉解，追寻人生的真谛。“觉”字可理解为“学”到慧“见”；“悟”字可理解为“吾”“心”为“悟”，明心见性即为生命之觉悟。现时代，人们更多的去看生命之外的东西，身外之物使我们失去了生命自身的本性，遮蔽了自然的生命之通道，心性难以与大道接通，导致生命有隔，陷人迷茫的无明状态。作为拥有心智的存在者，人不可能忍受无意义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人从哪里来，最后要归于何处？在生死之间的人世路上，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生命？如何来超越生死界限以找寻人生的意义？这一系列的追问都需要我们用心灵去感悟，用生命去体验。从个体在世的角度来看，生命似乎只有一次，而如果从自然大化之道来看，则人的心性与道相通，不生亦不灭，是一种道法自然的大化存在。

心与道通的生命观，主要体现在如下层次：

1.人世。人世即人生在世，人存在于世界之中，要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宇宙的真相和人生的意义，需要自觉领会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问题。通常我们将世界观定义为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其核心就是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把握人生的存在方式。从哲学的层面理解世界观，“世”是人生在世的生命宇宙；“界”是人生体验的道路；“观”是以人的心性对宇宙大道的觉悟。这种观不只是“眼”观，更在于“心”观和“心”悟。心之世界观决定着人生观的视野，人的心性自觉到与宇宙大道相通则是世界观的澄明。

2.人生。人生就是人的生命，觉解人和自身生命的关系才能真实把握人生。宇宙有其生命的自然演化历史，作为宇宙大生命进化链条中的一员，人是天地之灵长、万物之精华，遵循着宇宙进化的法则，即自然大化之道。人生在世的意义重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的生命与物的生命有着质的差异，虽然在自然生命意义上具有一体性，但人的生命有着极为特殊的使命。人生观是人对自己生命的观照，在生命中寻找人生真谛并对存在意义的反思和追问。

3.人心。人在宇宙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其存在的特殊方式— 人有心性。“心之官则思”，“明心见性”，都强调了心性的重要性。人心不是作为身体器官的心脏，它是宇宙生命进化中最精妙的存在，我们现时代的科学都难以精确地把握。人心变化莫测，若要高尚起来，比神还崇高，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若要作孽，却可以禽兽不如。中国哲学特别发展了心性、良心、良知，即对人的心性的自觉修炼。人心不是某一个器官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生命之道的属性来主宰人的生命。这是因为心中有道，心与道通，心即道。道是一种宇宙自然而然的本性，“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古往今来哲学、宗教、艺术都关注的人与自我心灵的关系。身与心、灵与肉怎样达相通与和谐，达到内在的宁静与从容，这就需要人反观自己的内心，洞察心灵的奥秘。

4.人性。人性由人“生”与人“心”构成，“性”正是心与生命之道贯通的体现。那么何为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道性，宇宙之道赋予了人的心性。心的生命即“性”，就是要用心来支配和引导人的生命，找寻生命的道路。灵魂是人的本性的另一种表达，它引导着生命。没有了心性的引导，人的生命就会出现迷失。这就需要反思人性，形成哲学意义上的人性观。人心作为支配人性的本源，是人的生命中非常独特的存在。人除了拥有与动物一样的自然本能，还拥有自由，即能够支配自然生命的生命。人的心性就是用来主导人的自然生命，因此说人的心性就是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命的特殊性。只有破解人性的密码，才能获得对生命的洞察。人生在世最大的困惑是人性的困惑。人性是哲学的奥秘，哲学就是要去理解神奇和玄奥的人性。

从人世、人生、人心和人性四个层次可以看出，生命的奥秘在于人的心性，心性是支配人的自然生命的生命，是人的道德自觉的自由生命。生命的价值需要人的创造，人如果能够创造出自由的生命，就实现了自身的潜力。人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正是由于与道接通的心性引导人生的结果。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意境阐释

中国传统哲学对生命的关注源远流长，易与儒道释都有各自独到的生命意境。儒道释的生命观是互补的，所谓“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虽然这三家都是身心兼修，但各有所侧重。用《易传》的说法，各家“同归而殊途，百虑而一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生态。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儒道释三教合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命观：儒家主张中和之道的生命观，注重人世的人文关怀；道家主张道法自然的生命观，追求超脱的天地境界；释家主张中道圆融的生命观，注重真如的本性觉解；周易主张自然大化的生命观，注重变通的阴阳和谐。它们共同构成了“心与道通”的中国生命哲学的觉悟之道，与西方注重概念化的理性思维形成鲜明对照。

（一）“中和之道”的儒家生命观

1.“天人合一”。儒家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主张天人相感相通的天人合一观念。儒家认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人道是统一的。《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的生命是自然生成的，天命赋予人的生命和本性，这样天道和人道就统一起来了。孟子从心性上解释天人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我们为什么要遵循天道？因为人源自于天，最后还要回归于天，这叫“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并非仅仅是人和自然在物质层面的统一，而深层次是指人心与天道的相通，人的生命和自然的生命在本质上达到统一。人道的根据是天道，天理良心一体，儒家认为天理良心是人最高的道德根据。程颐说“道与性一也。”（《程氏遗书》卷25）儒家的“天人合一”肯定了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具有统一性，并视这种统一性为和谐的最高境界。

2.“和而不同”。《国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史伯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和同”论辩。《左传》记载了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的思想。到儒家这里，将“和”提升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儒家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意味着君子做人做事有原则，讲信誉，有法度，胸怀远大，包容万物；而“同”意味着小人做人做事表面上随声附和，竭力求同，但实际上他们不讲原则，没有胸怀，不能容忍不同的事物。“和”是不同事物的统一，而“同”是完全一样。君子和而不同，有包容之心，能够和衷共济、和平共处；而小人一味尚同，追逐臭味相同。正因如此，“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通过“和而不同”可以看出，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丰富多彩的，生命是能够包容万物的，生命不仅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生命还在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和谐精神。

3.“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者，宜也，指做事适当、合道。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小人则因“利”弃“义”。“小人喻于利”，意味着“利”是其最高的追求，见利忘义。在儒家的观念中，“义”具有至高的地位。我们经常说的有情有义之人，是有道有德的人。在儒家看来，如果缺少仁义、道义、情义的“义”字，人就无异于禽兽。孟子认为人之所以高于禽兽是因为人有道德，讲仁义。正是由于这样，“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谓之大丈夫”，“吾善养吾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显然是体现了道义的生命观。无数仁人志士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生命看作是更高的生命。“义利之辨”中“利”和“义”实际上是统一的，“求功当求天下功，计利当计天下利”。当人们追求的功利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大众的福利，这样的“利”就是众人的“义”，“义”和“利”就统一起来了。义不在于追不追求利，而在于怎么追求利，追求到利之后怎么办，这决定了义利观的境界。儒家对义利的理解非常深刻，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中和之道”。《尚书·大禹漠》中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孔子首次提出“ 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以中庸为最高美德。《中庸》提出“君子之中庸，君子而适中”，又进一步提出“ 中和”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道是儒家的根本之道，强调的是一种生命的和谐之道。孔子认为人要畏天命，天命需要敬畏，因为人还无力改变天命，这个天命是我们的大生命。按照儒家来说“天命之谓性”，天命赋予我们以自然本性，我们率性而行就符合道。人知天命，人道就能符合天道，人心就能顺应自然，就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样就能守持生命的中和之道。

5.“天下情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很注重天下为公的文化政治，以此谋求世界大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种天下情怀感染着儒家的仁人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基于其宽广的胸怀能够容纳天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仁人志士都信奉“天下为公”。《礼记》讲到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天下大同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的这种天下情怀倡导人生在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人活着不只是为自己，还要大济天下苍生。

总的来看，儒家注重人生在世，倡导积极人世的精神。人要活得更像德来支配人的生命，成就君子和圣人的人格。儒家注重人世或叫救世，倡导积极地行走在人世间。人不仅应当做自己的主人，还应当做社会的主人，做天下的主人，即“天民”—— 天地之子。儒家的“天民”超越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公民，这个境界是非常高的。儒家讲人爵与天爵的区别，作为天民，人获得了一种天爵，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尽心知性知天”，通过修心养性，使心性接通天道。

（二）“道法自然”的道家生命观

1.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通常理解为人要效法大地，效法天，效法道，效法自然，实质却是效法自身。自然之道是自然而然，并非放任自流、听之任之。道法自然，道就是自己主宰自己的运行，自己使自己然，自己成就自己。既然道的本性是自己成就自己，那么人应当使自己心性支配自己的生命，效法道的本性，主宰自己的生命轨迹。道法自然就是讲人要尊道贵德，从而抱道合德，用合道之心性来主宰、引导自己的自然生命。

2.天人一体。由于人道天道共通于自然之大道，因此天人在源头上是内在一体的。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一”就是大生命的自然之道，万物与人都是从道而来，因此天地人都是由道而生成即并生，一起由道化育即共生。庄子主张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跟天地万物相通。物和人虽有区别，但以道的立场来看，这都是道之大生命的生成，最后都要回归于道。庄子说的物我两忘就是天人合一，人能够与天地万物交流在一起。“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鱼在江河湖海中与水融为一体，鱼的小生命和江河湖海的大生命也融为一体，这时鱼悠然自得。庄子曾经与惠施有过“鱼之乐”的辩论。如果按照一般的形式逻辑讲，惠施说的对，但其实他们二人论道的境界不同。在庄子那里物我两忘，鱼水一体，人和鱼也是万物并生同体的。庄子是从生命境界意义上而非逻辑学意义上来看问题，他站在齐物论的境界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万物都分有宇宙大生命的道之本性，相互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

3.无为而治。老子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37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老子》2章）。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无为即无伪而合乎自然之道，就是不要违背自然法则进行人为干预，以免破坏自然的生命本性。如庄稼在地里自然生长，它需要阳光、空气、水分和各种营养等，但若是拔苗助长就违背了生命的本性。所以只有遵守生命的自然之道，事物才能够成就自己的本性。无为而治就是万物顺应自然之道的本性，从而达到知雄守雌、韬光养晦、无为而不为的境界。只有遵守自然本性去做才能无为而无所不为。

4.出生入死。道家追求逍遥自在，对生命的本性有了一种出神人化的理解，叫做“出生人死”。人的生命都是由道而来最终回归于道。在老子看来，无所谓生死，生死只是凡人的眼光，以道的立场来看，道是永恒的，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如果把大海比喻为自然之道的大生命，一滴水珠从大海里面出来最后又回归大海。出来了这个水珠就是小生命，最后它要回去，水珠只有回到大海生命之流的自然大化中才能永不干涸。道在中国文化的地位无比崇高，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同不相为

谋。”没有道就没有路，没有道就没有德，没有道就没有理。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和庄子都悟出了道的本性是不能言说的，道以无名和有名的方式存在，一个为无名天地之始的道，一个是有名万物之母的道。天地之“始”的含义是阴阳交会，生命孕育；万物之“母”的含义是大道母亲怀胎，把天地万物生出来，这时道就以在场的方式显现。但显现的有名之道与不在场的无名之道是同出而异名而已，道是很玄妙的，是生命的众妙之门。

5.超越意识。无为而治之所以能够达到逍遥自在，是因为道家有一种独特的超越意识，它是超世的。道家的超脱使其能够淡泊名利、平定是非、超脱生死，从而达到真人的境界。道家超越了名利是非，它认为名利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道家超越了生死，庄子去世前说天地是我的棺木，日月星辰是我的陪葬品，这是人生得道的大气象。按照佛教的说法，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真如本性圆满自足。修道之人要自觉以道的角度去看，知道行道，最后与道合而为一。汉代道学家严君平指出，道家的旨趣在于：“损聪明，弃智虑，反归真朴，游于太素。轻物傲世，卓尔不污，喜怒不婴于心，利害不接于意。贵贱同域，存亡一度，动于不为，览于玄妙。精神平静，无所章裁，抱德含和，帅然反化。”(《道德真经指归》卷七）

道家思想的特质，正是从“道法自然”出发，强调“天人一体”，顺应自然，合乎天道，以之来规定人生，要求人顺应本性，返璞归真，使之趋向天人和谐。道家在“道法自然”基础上主张“各复归其根”（ 《老子》16章），向人的自然本性回归，过符合人的本性的本真生活，就是达“道”了天人的和谐相通。

（三）释家“中道圆融”的生命观

1.因缘和合。缘起理论是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佛教思想的基石，它奠定了佛教的世界观基础。缘就是因缘、条件；起就是生起、发起。佛教认为，宇宙人生的生发无不是依托于各种“因缘”和合而成。缘起理论表明世间万物都是一种因缘而起的和合共生关系，即“因缘和合”。认为万物的生命，都是缘起，因缘和合。因是内在的根据，缘是外在的条件，只有当事物同时具备因缘时，生命才得以生长发展。佛教的万法皆空，实际上是法无自性。法也需要因缘，因为万法就是万千的众生，这个众生即包括像人这样的有情众生，还包括像石头那样的无情众生。

2.中道圆融。大乘空宗则把中道观法视为把握世界的“不二法门”。大乘空宗中观学派的龙树提出了著名的“八不中道”：“不生亦不死，不唱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并认为此乃“诸说中第一”。《大乘起信论》以“众生心”作为最终极的根源，“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其阐发的“一心开二门”为圆融奠定了理论基础。天台宗则在判教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包容一切、圆融无碍的理论体系，所谓“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华严宗则提出了法界“圆融”思想：“法界缘起，圆融自在”、“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理事圆融”、“事事圆融”、“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弘扬圆融精神。佛教后来在中道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圆融观，圆融是佛家思想的最高理想境界。佛教认为生命之道是中道，它是圆融圆满的。佛教强调这种中道真实观法，把这种观法叫做不二法门。中国哲学叫做体用不二，不二就是合而为一。针对佛教中道圆融、自性具足的妙谛，我曾领悟出这样两句生活禅：如来如去真如圆融不一不二，非空非色无非因缘自性自然。

3.明心见性。禅宗倡导“直指内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其实，佛性就是人性，如果人能够明心见性，即人心觉悟了之后就能成就佛性，也就是说人觉悟了就是佛：一念之觉悟即为佛，一念之痴迷即为凡夫。修心养性，明心见性，觉悟之后就可以觉解人的本性，就是成佛。因此佛是觉悟的“人”而不是“神”，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佛之真如本性，都可以修炼到大彻大悟，都可以超越生死。

4.平等慈悲。大乘佛教认为，一切法都是真如佛性的显现，万法万物皆有佛性，人人皆可能成佛。因此，不仅人与人应当平等，而且人与万物都应当平等，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幻妄与自我中心主义的执迷，主张包括有情（人）无情（物）的众生平等。如果人觉悟到人人都拥有真如本性，就会有平等之心，产生慈悲为怀之心：慈就是无缘大慈，悲就是同体大悲。正是相信众生平等，才大慈大悲，普渡救世。《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乘空宗的《心经》开篇即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无论是“四谛义”、“八正道”，还是“六度”、“ 四摄”，表达的都是佛教为众生救苦救难的慈悲救世情怀。

5.真如本性。真如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与真理，佛教旨在把握宇宙人生的真谛与真如，真如即如其本来面目。生命是一体的，众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人心感同身受。整个人类是同源的生命，甚至天地万物，生命都是一体的。佛教强调“色空不二”，《心经》认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真如本性不在外面，就在人的本性之中，所以说“色空不二，无色不空”。人的真如本性要在人生的红尘中经过磨炼，去掉无明才能觉悟，觉悟之后就能看破红尘，祛除虚妄之相，把握到真如本性。只有“看破”之后才能“放下”，只有“放下”才能“ 自在”。总的来看，佛教主张一种因缘和合、中道圆融的生命观，从修心开始来建构起整个世界的和谐相通。

中国文化是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儒家着重人世的道，调节人际关系，孔子的理念对于人生在世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高僧也不排斥孔子的言论。以道治身，修身养性，修炼自身。以佛治心，让人明心见性。陶渊明有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悲。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的这种感悟写出了对生命之道的理解：每个人流浪在宇宙生命的大化之中，我们不必对生命的得失感到悲伤，该走的时候潇洒的走，不要像庸人自扰那样多愁多虑，这显然是得道的气象，因而在人世他才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从中可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四）周易“ 自然大化”的生命观

1.自强不息的大化日新精神。“易”是中国古人对“太极图”日往月来、阴阳转化之自然运转的意象把握。《说文解字》释“易”为`：旧月为易，象阴阳也。”我们透过太极图阴阳鱼的交互运转，可非常直观地理会“易”的本义：上为日下为月，寓意阴阳变易转化。从《周易》到以后“易”的演化中，有以下四重含义：（1）“易生”：“生生之为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世界由阴阳矛盾推动，处于生生不已的创生转化之中；（2）“易变”：“大易流行”、“太虚本动”，阴阳二象轮回运转，注人自强不息的动变活力；（3）“易通”：“极则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阴阳变通，大化日新，实现通达平衡；（4）“易和”：“阴阳交感”，“天人和合”，对立面在相即相离的演化中实现新的和谐统一。以上含义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思维贯通天地人一体的大易流行、生生不息、阴阳转化、变易致和的“易”思维本色，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易”思维特质——“创生转化论”。

2.厚德载物的和谐融通精神。《易经》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和”的内涵博大精深，主要有如下四重含义：（1）“和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在多样性统一的“和”中才能化生万物；（2）“调和”：“相反相成”，“以他平他谓之和”，在系统中使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实现和解，维系着事物的有序运转；（3）“中和”：“适度中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乃“天下之达道”，有适度制衡的动态功效；（4）“和合”：强调“天人和合”与“阴阳之序”，阴阳矛盾在对立中达到统一，促成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变易的阴阳矛盾在创生转化、对立冲突、协调融合的过程中通达新的和谐。透过太极图那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我们对“和”的本义有了更直观的意会：“和”就是太极图的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和生”、“调和”、“中和”、“和合”所体现的“和谐融通”理念正是“和”的本质，构成了承载中国哲学的“和”思维特质。

3.自然大化的“易和”之道。“易”与“和”形成“易和”之道，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以来推演万物流变、对立和谐的矛盾系统。“易”为世界的动变活力，通过阴阳矛盾注人永恒的创生能力，展开宇宙大化变易的运行历程；“和”为世界的构成法则，成为阴阳矛盾演化的整合秩序，在相互依存中和谐运转。“易和”之道用系统整体思维看待生命的运转：“易”意味着进步，“和”意味着秩序；“易”追求发展，“和”守持稳定；“易”为变革的力量，“和”为维系的力量。易道广大，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生命的本性在于：阳刚之气生生不息，阴柔之气厚德载物。以道的视角来观察，人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被大道母亲所隐藏，重新回到道的怀抱。回归大道之后又参与自然大化，可以产生新的生命——一粒种子种下去的时候，种子就死了，死意味着新生，它上面就长出了新芽。这个新芽进一步生长，变成了植物的杆。最后它开花了，花落了之后才能结果。生命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当孔子看到大河就自然涌现出生命大化之流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命之流永不停息。这是“出生人死”的大化与“归根复命”的回归，能够回到母亲大道的怀抱。

三、理解生命的不同思维方式

（一）科学生命观：以观物的方式观人

科学生命观主要是一种以观“物”的方式来观人，以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把握人的本源。科学生命观认为人的生命从自然生命中演化而来，只要理解宇宙万物本身，那生命之间没什么本质区别。科学通过一种认识“物”的方式达到了对人的生命的认识，也就是以观“物”的方式来观人，而最后得到的并非真实的人性，而是物的本性即物性。整个科学对人的生命的理解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最早是自然哲学的研究，那个时候人们就有了认识自身的欲望，但只能从外在找到一个更高的物来解释人自身。中国人将其认识自身的方式称之为天道，天道产生了人道。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随着物理学、化学的发展，出现了生物学，人们开始了解身体这样一个有机体。生物学研究人的生命，达尔文的进化论以观“物”的方式来认识人，将宇宙生命的演化定义为一个完整的链系。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视角，将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人的生命界的链条打通，描述了生命的自然进化历程，不仅揭示了人类的起源与形成过程，更让人们认识到生命原来是一体同源的。在生物学研究的视野中，人与天地万物都是从一个生命链条进化而来的，但我们无法通过生物学看出人性独特的内涵，因为生物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是以一种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人”的，即把人理解成某一种特殊的物。比如说人是一种会说话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直立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等，这些描述虽然有不同的修饰语，但其本质上都把人当作物。科学对人的认识，后来在生物学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社会学，认为人的个体生命来源于社会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的生命的延续，个体生命只有在人群中才能存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没有人可以脱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群体而独自生存，所以说人通常把自己生命的本性隐含在社会群体中。人的文化是从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本性是从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寄托于社会历史性。

生物学注重找到生命进化的链条，而社会学、历史学进一步指出了人的个体生命的本质在于社会历史性，但人作为人的独特本性还是没有呈现出来。心理学进一步揭示人的心理和精神活动，探讨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但是心理学对人的探讨主要还是一种科学认知的方式，也就是用一种实验方式进行研究，来把握心理现象和规律。现代心理学如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层次上来揭示人的独特性，为人类理解生命的奥秘作出了贡献。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本质划分为三层结构：本我，即人的本能，靠这个欲

望来引导，这是人的自然本能；人还有一个超我，即理想中的我，每一个体不满足于自我的当下，总是希望把自己改造成希望的那样，这个理想中的我叫超我，自我在超我的引导下最后实现自我。自我是矛盾的存在，向上接近于神，向下接近于物，但人的生命本能又使其回到起点的欲望之中，所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存在，将自我解读为存在于超我与本我的夹缝中。但是这些还都是揭示了人的演化过程，提供了研究人的生命的源头等知识，虽然它们都为理解人的生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并没有揭示出人性的本质与奥秘。

（二）神学的生命观：以观神的方式观人

神学生命观以观神的方式来观人，把人理解为一种接近神的超越性存在，是一种超越论的思维方式，因此对人的理解过于理想和纯粹。早期人类认为自身由神创生而来，是神的后代，所以理解了神就理解了人，这是宗教神学的思维方式。宗教神学源于原始神话思维，在那个时候人由于无法认识自己便以其崇拜对象来理解自身，因此每个原始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图腾的出现正是因为人认识不清自己将自己对象化并神化，所有的原始部落都认为自己是神的后代。神是怎么产生的？很显然神是人创造出来的。人之所以创造神是因为神就是人对自然具有化生生命的神奇能力的隐喻。神实际上是人对自然大生命本性的人格化寄托，形成一种自然神论。人的小生命由宇宙自然的大生命而生，最后小生命在死亡之后又回到其中，即道家所讲的“出生人死”、“归根日静”，人即回归、静即归道，返璞归真。

对宇宙大生命的奥秘的理解，中国人称之为道。但在原始思维中，自然力量就是神，是世界万物生命的奥秘。因为原始人无法解释天地万物包括人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人的生老病死是怎么一回事，大自然的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于是，人们将自然生命的奥秘赋予神，人创造了人格化的神，但是神有自己的真实基础，那就是宇宙大道生命本身和人的超越性。道家并不讲人格化的神，而是以道为万物的根据。佛家也不讲神，讲真如本性。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讲人格化的神。基督教主张上帝创世说，而上帝

就是一个人格化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这是人在那个时候为理解生命的奥秘而创造出的神灵论。上帝本质上就是自然大生命本身，因为说上帝创造世界，实质上是自然产生万物，所以神就是宇宙生命的化身。伊甸园的传说，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拥有了智慧和理性，却遗忘了宇宙大生命的一体性。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原先没有是非善恶之心，意味着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但是人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就意味着人开始有私心杂念，人变得“聪明”，这样上帝的惩罚就来了。这就是说人违背了那个自然大生命的一体性，只为自己小生命着想，这时就要遭到自然之道的惩罚。佛教认为人不仅仅只有在世这一段，相反生命是有轮回的，也是可以往生的。在佛教看来，佛性这样一种真如本性赋予了我们生命，人要在世间修行来去掉生命的蒙蔽获得清净的本性。真如本性就是生命之真谛，真如本性的觉悟就是与宇宙大生命同在。而神学的生命观究其本质，是将人的超越性发挥到极端，把人神化，赋予人以神性。“神”实乃自然大生命的奥妙。神学通过超越性的神来理解人的超越性的生命本质。

（三）哲学的生命观：以观人的方式观人

哲学是以人的方式来认识人，它不同意科学以认识物的来认识人，也不同意宗教神学以认识神的方式来认识人，而是追求以符合人性的方式来观人。在哲学看来，人性是一个二重化的矛盾的存在。人有物性，人是从自然生命那里来的；人同时还有神性，人有超自然的生命。高清海先生认为，人的生命是“超自然的自然生命”，是具有“自然生命的超自然生命”。人的心性，人心与人性，就是支配自然生命的超越性之所在。人是顶天立地的存在，头顶着理想的蓝天，脚踏着现实的大地，是在天地之间的一种真实存在。中国古人讲天地人“三才同德”，就是从哲学生命观的角度找到理解人性的结构，即人性其实既有神性的理想的层面，也有物性的世俗的层面。人既不能被物化，这样人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然而人也不能被神化，因为人就是人而不是神。人是宇宙大生命自然大化的产物，当人不理解宇宙大生命之道时就称其为神。

西方早期自然哲学，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思维方式，认为找到世界的本源就能揭示人的奥秘。早期希腊哲学家将“逻各斯”作为世界的本源。“逻各斯”类似于中国的天道，像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根源在于世界的本体，本体是不动的，不变的，柏拉图称其为理念，这就是理念论。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而上学，要找到世界的最后的本体、最高的原理、终极的存在，并对其作出终极的解释。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本体论的认识方式，是一种本质还原论意义上的思维，在观人时却观到了非人，认为人的生命不在其生命之中，而在于一个外在的高于人的理念或本体，这就是还原论思维方式，以人性外投的方式来认识人。这显然是离开人的生命本身，离开了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的真实联系，以人性外投的方式来理解人，结果失落了人的本性。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到近代转向了认识论，人成为认识的主体，世界万物都是客体。客体围绕主体而旋转，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主体形而上学。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发展了理性演绎的认识方式。到康德那里世界被划分为物自体和现象，而人的理性只能认识现象，把握不了事物本身，这就存在着二律背反的矛盾。但事实上从大道生命观来看，生命是内在相通的，人为地进行主客二分就把完整的生命世界给封闭和隔绝了。现代哲学对生命本性的理解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要理解生命就要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回到人的生命本身和生活实践活动，这开创了一个新的生活世界的转向。

（四）中西哲学生命观的区别

对生命的理解上，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需要进行深人的对话和会通。包括易与儒释道等的东方哲学，在领悟人的生命时强调一种直观的悟性思维，主张要靠心去悟，把人放到实验室里不可能得出人的生命的奥秘，当然也不能按照认识神的神学思维方式来认识人。这种悟性思维以体悟、感悟、证悟等方式来领会人性的奥秘，核心在于主张心与道的相通，这是东方特有的悟觉思维。与之相比，西方哲学思维就是注重概念化的理性思维，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理性，主张对人的生命的认识要靠理性的思维，也就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科学并不能解决心性、信仰与意义问题。科学主要是对事物做出一个事实判断，它难以给出价值判断，科学无法告诉人应该怎样生存，无法洞悉心性的奥秘。而东方的生命哲学，特别强调开发人的心灵，通过开启人的心智，在人的生命中筑起心法，以接通大道的心性来引导人生，实现生命的觉悟。总之，东方哲学更注重于心智，而西方的理性思维更强调理智。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人们认识生命和世界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非常发达，近代以来一直领先。东方的悟觉思维，对人的生命奥秘的理解具有独特和深刻的意义。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东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需要进行深层次的会通。

四、生命之道的自觉与生命的澄明之境

（一）双重生命观

以前所说的生命观大多是单一的，要么是物的生命观，要么是神的生命观。而人的生命观是双重性的，人既有物的属性，又有神的属性；人有超越性，人还有世俗性，人因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存在。人让物尽其性，人尽其才。人有物的尺度，同时人还有自身内在固有的尺度。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己，让生命变成自身审美的对象。生命的双重观就是人用超自然的心性生命或者自由生命去统率自身的自然生命，让自然生命释放出它应有的潜能，让生命之花灿烂绽放。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源于生命的内在一体性。宗教和哲学都反复强调，生命是独一无二的和宝贵的，是有着独特的使命的。按照儒家的说法，民胞物与，人都是我的同胞，物都是我的朋友，这是一种博大的生命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生命在自然进化过程中进化出人来，人睁开心灵之眼，让宇宙通过人心看到自身。人在这个世界上肩负着极其神圣的使命，若生命没有绽放，那就是生命的夭折。“天”字上面一横偏了就变成夭折的“夭”，夭折就不是天然的，不是自然生命的自然实现。

生命的逻辑在于：人的生命是自然和自由的统一。从哲学层次来讲，人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人从天地那里得到了自然的生命，人利用这种自然的生命之道，来证成自己的自由生命。比如说，一个艺术家有他的艺术生命，一个运动员有他的体育生命，一个政治家有他的政治生命，一个文学家有他的文学生命，等等，而这些才是人所要实现的价值。人利用宝贵的自然生命，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自由生命。自由生命是以自然生命为基础的，但又要靠生命之道引导自然生命，这就是生命的心性。

（二）道的位置

道不在遥远的彼岸，不在极乐世界、不在天国，不在天堂。“道不远人，人是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就在人的生命之中，道就是人的心性，道与心同在，心与道相通。道就是心性、良知、良能，道不在外面，而在人的生命之中，也就是道在万物之中，是成就万物的生命本性。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花的种子就在大地里边隐藏着。春天来了，春风一吹，就自然的发芽了，生命就苏醒了。这时候使得花儿绽放的内在力量，就是花的自然生命之通道，即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花草自然的生长，但是如果人为地把它拔了或者人为地给它施化肥农药，这其实就违背了花的自然本性。现在有诸多违背生命本性的现象，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下，人食用的粮食里大都含有农药等有害物质，吃的食品大都放了添加剂，不天然也就不自然了。这就违背了自然而然的生命本性。人对自然过度的开采开发，大自然会对人类进行“报复”。这实际上是自然之道在起作用背道就不得正果，顺道就通达顺利。道就在生命之中，有道的人能主宰自身的命运，也就是说遵道的人才能不随波逐流，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

（三）生命的澄明之境

只有对生命的本性与生命之道有了自觉的意识，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思考开启生命的澄明之境。生命的澄明相对于生命的无明，无明就是黑暗。因此，人要想达到澄明就要打通自己的心性，通过修心养性、致虚守静、明心见性，让道照亮生命世界。

一是觉与证。修养心性，既要知道，又要行道，这就是觉与证。要觉悟道，又要证道，即通过生命去验证道，去展现道。这就是知行的统一。中国哲学强调知行合一，佛教也强调觉证一体。若有了道但却没有在生命中修行，那么道还不能贯通，不能住留心性。因此，必须要修行并重。觉和证的关系，就是不但要“知道”，而且要“行道”，达到觉悟和修证的统一。

二是诗与思。古往今来的诸多思想家、艺术家都在思考生命。那些伟大的文学著作、伟大的诗歌，都是指向生命、感叹生命、觉悟生命，其目的都是寻求生命的真谛。《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作品，它里边蕴涵着深厚的儒道释意境，不了解儒释道就难以读懂《红楼梦》。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事实上，古往今来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感悟生命，追寻生命之道，但我们传统的哲学史中却鲜有诗人和诗性的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思想认识格局是很有局限性的，不足以把握生命的恢弘与博大气象，把诗性引人思想才可能是完整的。人不光需要理性，还需要情感，诗与思的对话才可能觉悟完整的人性。诗与思都是对生命之道的一种感悟，诗意之思将开启现代人诗意栖居的人生态度。

三是心与性。知人要知心。中国哲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心性开显出来，中国文化也是注重心性的文化。心和生合起来就是性，就是用心去引领生命，以符合道的本性。如何处理好心性与生命的关系，这是个永恒的哲学主题，也是永恒的人生主题。得道之人用心性驾驭生命，而失道之人则是丧失心性的指引。道是方向，是理想的指引，而路是现实的具体的开显。因此说，没有道就没有路，有道才有路。人要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真实的观照，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可能找到所想要的，但在大多数时候人们往往把虚假的欲望满足当做真实的生命需要。这就凸显了心性之于生命的重要性。

四是迷与悟。人生总是处在迷和悟之间。悟就是觉之光明，可以照亮迷之黑暗。如果已经意识到了迷，那就意味着离悟不远了。这说明人可以调整自己生命的姿态，向着合适的道路前行。人生的辩证法就在于，只有经过苦才能找到乐，经过迷才能找到悟。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之后，才能感知生命的甘甜。一个民族只有经历了诸多的苦难才能够成熟起来，才能有自己的文化道统。人与人的交往，最贵于交心，达到心灵的相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有神圣的心性与道性，通过天地神人的会通，可促进人内在本性的觉醒，从而达到“泰然自若”和“虚怀敞开”的生命通达之境。

人要体悟生命的澄明之境，就要修心养性，明心见性，通过心与道的接通，永葆“自然率真的心性”，体悟“生命一体的情怀”，怀抱“寄托天下的气度”，追寻“逍遥自在的境界”，活出“乐观通达的人生”。这就是心与道通的生命之道，也是我们现代人所要开启的生命澄明之境。

（文章来源：《哲学基础理论研究》2010年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