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吴思汉（同一个家园 同一首壮歌）

蓝博洲（台湾）

蓝博洲《寻找祖国三千里》简体版 资料图片

在抗日战争中，有这样一群台湾青年，他们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毅然决然地奔赴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斗争，用实际行动彰显中华儿女的赤子情怀。今天，让我们跟随台湾作家寻找一位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青年，倾听两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编者

一

这个夏天，为了协助摄制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纪录片，时隔近40年，我又再度来到以莲花闻名的台南白河小镇，寻访吴思汉的老家及其亲属。

吴思汉本名吴调和，1944年，为了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舍弃日本京都帝大医学部学业，易名吴思汉，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地，历经一年三个月艰难而曲折的跋涉，抵达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台湾，1950年因为参加中共台湾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牺牲。

1987年3月，我因参与《人间》杂志专题制作，采访林书扬先生，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吴思汉的名字及其传奇经历。此后，我被他那流星般灿烂的生命传奇所吸引，开始循着他生前的脚踪寻访他的传奇之旅。仅仅靠日据时期台南二中毕业的几位前辈提供的讯息，我几次来到位于阿里山余脉的莲花之乡，终于在中山路口找到了吴思汉的父亲吴匀开设的匀和汉药房，打听到吴思汉最小的弟弟还住在那里。但是因为没有认识的人介绍，我怕惊扰了他，只好在药房对街徘徊，不敢贸然登门拜访。我走到不远处，吴思汉曾经就读6年、原日据时期白河公学校的操场，在同样的天空下，想象着当年的殖民地孩子是怎么度过他们的童年。后来，我辗转从他的姊妹与同学那里得知，他是在他爸爸开药店那年入学的。少时的他，健康聪明，文静乖巧，但择善固执，曾因反抗野蛮的日本人老师而遭暴殴却不屈服。

二

这次拍摄，凭着记忆与老照片，我带着摄制人员来到中山路口，但遍寻不着当年就已经褪色的匀和汉药房招牌。我走进过街另一家招牌比较陈旧的中药房询问，经过一番讨论，确定了旧址的位置，然后按照指示走回中山路口，来到已经盖了大楼、应该是原药房的骑楼下，询问几名卖衣服的商贩，知不知道原药房的屋主，一个两个三个都摇头。还好，第四个商贩说原屋主搬到两三百米远的小区，并指引我们去路边一家诊所询问确切的住所。可当我们顶着午后酷热的阳光来到那家诊所，却因假日休诊而欲问无方。

诊所旁边遮阳棚下，恰好有几个闲坐聊天的中年男子。我走上前询问，随即遵从指点，穿越马路，来到对街一家租书店，吵醒了柜台后面打瞌睡的一名老妇人。她听了我的询问后起身走到隔壁，叫醒另一名在藤椅上午睡的年纪更大的老者，转达了我的来意，然后就讨论起来，最后确定匀和汉药房是日据时期吴匀开设的，最小的儿子卖了药房后，搬到对街巷弄深处最里面一家居住。他们又说知道吴匀有几个小孩，但是就没听过吴调和，更不知道他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后来被枪决的事情。

1943年6月，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威胁利诱下，被迫改为日本姓名的台湾人已达十万之多。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他怀抱着“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的唯一愿望来到日本。当他进入京都帝大医学部求学时，虽然日军已在战场呈苟延残喘之势，但是日本学生依旧傲慢，经常压迫欺凌在京都求学的一大批台湾学子。他悲愤不已，竭尽全力寻找回归祖国、为抗战贡献心力的途径。1943年底，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还中国”。彼时，作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学生，终于也被强征到前线充当炮灰了。还没接到征兵令的他，毅然决定即刻前往祖国大陆，加入抗战行列。1944年4月5日，历经曲折的寻找与筹备之后，他终于通过同学协助，易名吴思汉，假借探亲名义，搭上火车，从日本踏上归国的旅途。

我们又折回对街，从那几名闲聊男子身旁的巷弄进去，找到一家廊前小铁门开着、挂有“春生堂”小招牌的公寓。我向纱门里头问了几声“有人在吗”，无人响应，于是按照招牌指示拨打了所留的电话号码。一名老妇人接了电话。我表明身份与来意，她用闽南话回应了我的问询，确定这是吴思汉弟弟的住所，但他不在，要下午四点才会回家。四点之后，我们再度回到春生堂，见到了年逾八十高龄的吴调宏先生。一进客厅，他就以出乎意料的热情，叫了我的名字。原来他已经读过我所写的有关吴思汉身份认同之旅的报道《寻找祖国三千里》。他说吴思汉年长他20岁，加上此后成为家里的“禁忌”，因而他对大哥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他就读台南一中时，也曾因大哥而遭受学校训导处无理监视与刁难，为了让校方放心就干脆躺平，因此没有上大学。而他的二哥则用功学习，台大毕业后就到美国留学定居，不再回台。

吴思汉穿越朝鲜，过鸭绿江到东北，经北京、天津、山东，再转河南，备历艰险窘苦，终于在河南省叶县第一次见到大陆官员。他按捺不住内心激动，向县长表明真实身份与回国抗战的经过，同时请求协助前往重庆。但是经过一番询问之后，县长却怀疑他的举止动作很像日本人，又因为他长期穿木屐，脚拇指与食指间的空隙比一般中国人来得大，因此断定他是日本人而下令拘押。他在那间拘禁的草房望着小窗外头幽暗的夜色，一种无法言喻的空虚与失望的悲哀随即涌上心头，然后就百般委屈地泪流满面，以为自己寻找祖国的理想幻灭了。可事情又有了转机，那个县长并不是蛮顸的官僚，经由秘密调查，查明他所说的话完全属实之后，随即把他释放，并请一名视察前线的省府参议带他一起沿着伏牛山脉各县边境，越过一山又一山，终于平安抵达当时省府所在的朱阳关。

三

离开白河小镇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前往吴思汉的台南二中母校，拍摄相关画面。原先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学校不让进，只能在校门外拍些空镜，然后叙述一段相关的内容。早上八点前，我们准时赶到学校门前，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校门。我向传达室的保安表明来意，请他代向校方主管转达。过没多久，一个四十岁上下、精瘦斯文的男子来到校门口。我走向前，伸手向他问候并表明身份。正当我要表明来意时，这位台南一中毕业却未曾听闻过吴思汉的主管，友好地微微笑着说他读过我的《幌马车之歌》，随即带领我们参观当今犹存的日据时期红楼、小礼堂，也让我们进了校史馆的档案室，查阅保存的学籍资料。我在不同届的学籍名簿上看到了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牺牲或入狱人员的学籍资料。但是遍翻了毕业纪念册与学籍资料，怎么也找不到“吴调和”的名字。根据其中学籍资料的编号缺漏，我判断吴调和当年已经因为回祖国参加抗战而被除籍，因而没有任何相关材料了。

历经一年又两个月的追寻与跋涉，1945年，吴思汉终于从朱阳关经西安、成都来到日夜思慕的抗战陪都重庆。可在重庆，他参加抗日工作的要求与热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再次受到怀疑与陷害。据说因为他的腿短了一些，眼睛有点像丹凤眼，讲的普通话没有闽南话的口音，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他不像台湾人，怀疑是受过特别训练的日本间谍，因此要用美军飞机把他投落台湾。在重庆的《大公报》记者李纯青与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宋斐如、谢南光、李万居等几位前辈知道后，十分担忧这位优秀的台湾青年白白牺牲，于是约了吴思汉在李子坝临江小楼餐叙，婉转地问说你愿意跳伞回台湾吗？吴思汉感到非常奇怪，简单答复说我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为抗日而去。为了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对吴思汉的赤子之心肃然起敬。其后，因为美军的登陆计划改为冲绳，吴思汉得以暂免牺牲。

抗战胜利后，吴思汉回到台湾，任职《台湾新生报》编译部。同年12月19日起，一连七天，他在该报日文版发表了《思慕祖国不远千里——台湾青年的归国记》，感动了无以数计的读者。吴思汉也成了当时的传奇人物。然而5年不到，1950年11月29日，吴思汉作为所谓“匪党支部书记”被台湾当局“明正典刑”。在台北马场町，这位曾经奔到鸭绿江边激动呼唤“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的青年，身中三弹，倒在5年前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回归祖国的台湾土地上。

我们又从台南一中转回白河，由吴调宏带领，前往郊区地方政府设置的纳骨塔，跟随吴调宏在狭窄走道穿梭寻找，终于找到了写着“吴调和”的小小的骨灰匣。我悸动地合掌向吴思汉的英灵致敬并轻声说：吴前辈，让你等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