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 “坏蛋” 程之，现实热心公益获先进，反差人生引唏嘘

前言

他是《西游记》里贪婪的“金池长老”，也是现实中广受爱戴的“好人”程之，即便常常出演反派角色依旧倍受观众欢迎。

然而，这位老戏骨的人生，最终定格在令人心碎的20分钟里，从发病到去世，他带着毕生遗憾撒手人寰，至死都未曾听到儿子程前亲口喊一声“爸”。

程之生前和儿子程前有着怎样的矛盾？又为何会猝不及防的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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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派，一种主动的选择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程之这个名字，几乎等同于86版《西游记》里那个贪婪地盯着袈裟、满眼欲望的金池长老，他把一个“坏蛋”演成了符号，刻在了几代人的脑海里。

可这个符号背后，却是一个被无数矛盾撕扯的复杂生命体，当我们尝试把他的人生拆开来看，会发现三个截然不同的“面相”：一个是银幕上的“恶人”。

一个是现实中的“善人”，还有一个，是亲情关系里永远“缺席”的父亲，这三张脸，彼此冲突，却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程之。

程之走上“反派专业户”这条路，与其说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不如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反叛，他生在一个文化世家，祖父是晚清的学者，父亲程君谋更是了不得，是京剧界响当当的人物，人称“汉口谭鑫培”。

按理说，这样的家庭，子承父业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偏偏程君谋打心眼儿里瞧不上自己的职业，觉得那是为了糊口而干的“下九流”行当，不光彩，严厉禁止儿子们碰戏曲。

可天赋这东西，是藏不住的，程之从小耳濡目染，6岁就能有模有样地拉胡琴，11岁时在台上客串一出《御果园》，技惊四座，直接得了“大小花脸”的美名。

连裘盛戎、张君秋这些京剧名家都对他青睐有加，觉得这孩子是块好料，父亲的禁令与骨子里的热爱，形成了他人生的第一道巨大张力。

1944年，他顺从家里的意愿，考进了复旦大学经济系，这本是一条旁人艳羡的康庄大道，可仅仅一年后，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退学，他要投身自己真正热爱的表演艺术。

为了不让家人知道，他甚至把自己的本名“程会春”改成了“程之”，悄悄考进了上海剧艺实验剧团，这一改，不仅是名字的变更，更是与家族规划的“正途”做了一次彻底的决裂。

刚入行时，程之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外形普通，在那个年代很难演上主角，但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没人愿意演的反派角色，这成了一个绝佳的突破口。

他似乎把早年压抑的反叛精神，全都倾注到了对“恶”的塑造上，1947年，他在电影《假凤虚凰》里演了一个小小的理发师，戏份不多，却被当时的《申报》点名表扬。

真正的转折点是1953年的《鸡毛信》，他在里面演的“歪嘴”汉奸，让全国观众第一次记住了这张“坏人脸”，从那以后，他的反派之路越走越宽，他塑造的“恶”，从来不是脸谱化的。

为了演好金池长老，他翻阅了大量资料，去研究高僧的言行举止，这才有了那个表面宝相庄严、内心贪婪成性的经典形象。

他的演技太好了，以至于和陈述、董霖、于飞一起，被并称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四大坏蛋”，这个听起来不怎么光彩的称号，恰恰是对他艺术成就的最高褒奖。

银幕坏蛋，街坊好人

程之在银幕上有多“招人恨”，在生活中就有多“惹人爱”，他的表演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走在大街上，经常有妇女和小孩看到他就下意识地绕着走，仿佛他随时会从口袋里掏出什么害人的玩意儿。

这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种哭笑不得的肯定然而，银幕之外，他完全是另一个人，生活中的程之，和蔼可亲，热情善良，与那些阴险狡诈的角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他是个热心肠的社会活动家，只要社区、学校、工厂有什么活动邀请他，他几乎从不拒绝，不计报酬地去为大家表演，他把自己的艺术，真正地还给了人民。

1981年，他被评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个荣誉，奖励的不仅仅是他的演技，更是他高尚的品格，他对艺术的热爱，持续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5年的元宵节当晚，年近七旬的他还登上了上海市政协的联欢晚会舞台，精神矍铄地为观众表演了一段京剧《盗御马》，甚至还为朋友的节目做了伴奏，谁也想不到，那竟是他最后的绝唱。

在工作中他一丝不苟，在生活中却节俭到了近乎“吝啬”的地步，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疼得厉害时，宁愿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也舍不得花钱打车。

这种节俭，甚至延伸到了对自己的健康上，其实早在1994年，他的心脏就已经出现过不适的症状，但他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对身体的“吝啬”，或许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隐患。

一声“爸”，迟到了一辈子

在艺术上，他德艺双馨，在品格上，他无可挑剔，可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人生中却有一道最深、最痛的裂痕，这道裂痕，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他被迫缺席的“父亲”角色。

1963年，程之的儿子出生了，取名程前，然而，这个孩子仅仅在亲生父母身边待了15天，就被送走了，原来，程之的二哥程巨荪夫妇一直没有子女。

在那个年代，为了兄弟情谊和家族延续，程之与妻子郭葆璟做出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将刚出生的儿子过继给兄长，从此，在名义上，他不再是程前的“父亲”，而是“三爸”。

程前就在这样一种错位的亲情关系中长大，直到13岁那年，他才从旁人的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真相，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让少年程前难以接受，父子之间从此竖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程之内心充满了愧疚，他笨拙地试图弥补，有一次，他用自己一个多月的工资，给程前买了一双价值20元的皮鞋，要知道，他当时的月薪只有18元。

可物质的补偿，又如何能填平成长中缺失的陪伴？对于父亲的示好，程前的回应总是很疏离，这段血缘关系，就这样在愧疚与隔阂中，变得复杂而遥远。

这种撕裂感，贯穿了程之后半生的岁月，他或许无数次地想听到儿子喊他一声“爸”，却始终没有等到，直到1995年的那个元宵节夜晚，在晚会后台，表演结束后，程之突然感到胸口剧痛，随即晕倒在地。

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不过短短20分钟，急性心肌梗塞，带走了这位还在为观众奉献的艺术家，噩耗传到北京，程前立刻动身赶往上海。

当他最终站在太平间里，面对父亲冰冷的遗体时，他终于俯下身，第一次在现实中，对着眼前这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人，轻声地、迟到了一辈子地喊出了一声：“爸”。

这一声呼唤，是对血缘的最终承认，也是这段复杂父子关系最悲怆的注脚，然而，程之再也听不到了。

结语

程之的人生，就像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用精湛的演技，在银幕上定义了“坏蛋”，又用一生的无私奉献，在生活中诠释了“好人”。

他赢得了观众的敬畏和同行的尊敬，却在最基本的人伦情感中，品尝了最深的苦涩与遗憾，尽管父子关系疏离，但程之依然是程前艺术道路的引路人。

正是他的鼓励，程前才在高中毕业后放弃钳工的工作，进入了九江话剧团，并最终在主持和演艺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份撕裂的血缘之下，艺术的传承成了唯一隐性的慰藉。

“银幕之恶”、“现实之善”与“家庭之痛”，这三个看似无法调和的面相，共同雕刻出了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程之。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理解、去深思的，真正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