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和文字均不涉及真实人物和事件。
“开小轿车送燕窝，那才是亲闺女！”病友家属的羡慕声不绝于耳，“再瞧那个送旧布鞋的，简直是糊弄鬼！”我曾深以为然，将这鲜明的对比看在眼里，以为看懂了孝顺的模样。直到最后，我才明白谁是真正的孝顺。
01
我们这座中部的省会城市，在世纪初的头几年，像一锅烧得半开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却还没到彻底沸腾的时候。高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崭新的桑塔纳轿车开始在街上多了起来，但更多的人，依旧骑着叮当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行在混合着煤烟味和尘土的空气里。贫富的界限，就像刚划下的粉笔线，清晰，刺眼，却还没被岁月彻底踩实。
我母亲因为脑梗后遗症，住进了市里最好的公立康复中心。这地方，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一个浓缩了人生百态的舞台。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消毒水的清冽、中药的苦涩、饭菜的香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衰老和病痛的沉闷气息，它们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这里独有的嗅觉记忆。
每天下午五点，我处理完单位的琐事，就会雷打不动地坐上半小时的公交车来到这里。我先是陪母亲说说话，给她读读报纸，然后帮她活动一下僵硬的关节。时间久了，我成了这里的“常住家属”，见证着一扇扇病房门后上演的悲欢离合，也习惯了走廊里回荡的各种声音，助行器摩擦地面的“沙沙”声，护士轻柔的呼唤声，还有病人们含混不清的梦呓。
我的故事，就从我母亲病房斜对面的那间双人病房开始。里面住着两位病情相似的中风老人，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他们都是半身不遂，说话口齿不清，像两棵被狂风吹折了半边枝丫的老树，沉默地扎根在病床上，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02
李大爷叫李伟，退休前是某个国营单位的小领导，身上总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质。即便病倒了，他躺在床上，眼神扫过人时，依旧会让人下意识地站直身子。他有个极出色的女儿，叫李莉，是我们这片病区所有家属口中的“模范孝女”。
李莉是那种你只看一眼，就知道她过得很好的人。她总是下午三点左右准时出现，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2000，在当时，这辆车就是身份和成功的象征。车稳稳地停在中心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她从车上下来，身上是裁剪得体的套装，脚上踩着发出清脆声响的高跟鞋，头发烫成时髦的大波浪，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她从不空手来。左手通常拎着一个最新款式的皮包，右手则永远提着一个德国进口的、亮得能照出人影的保温桶。所有人都知道，那保温桶里装着的，是据说托人从香港代购的顶级官燕，每天一盅，雷打不动。那股子甜丝丝的、尊贵的味道，常常会从病房里飘出来，弥漫在整个楼道，引得人不住地侧目和艳羡。
李莉的孝顺，是张扬的，是大张旗鼓的，是生怕别人不知道的。她一来，整个楼层都会热闹起来。她会先找到护士长，把嗓门提到足够让半个走廊的人都听见的程度：“王护士长，我爸最近怎么样？钱不是问题，你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药，进口的，知道吗？护理方面，我已经给他请了中心最贵的‘一对一’护工，你们多盯着点，千万不能出岔子。”
她确实给李大爷请了最好的护工，一个姓赵的阿姨，手脚麻利，经验丰富。李莉对赵阿姨的要求细致到了极致，几点翻身、几点喂水、几点按摩、甚至连擦身的毛巾要用多热的水，都规定得明明白白。她会当着众人的面，从皮包里掏出厚厚一沓现金递给赵阿姨，并大声说：“赵阿姨，辛苦你了，这是这个月的工资，另外还有奖金，只要把我爸照顾好，我绝不亏待你。”
每当这时，周围的病友和家属们都会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他们会凑在一起小声议论：“看看人家李莉，这才是真孝顺啊，有钱又有心。”“是啊，李大爷真有福气，养了这么个好女儿。”而病床上的李大爷，听着这些夸赞，脸上总是会浮现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得意和满足，仿佛女儿的光鲜，也照亮了他病中的晦暗。
03
与李大爷的热闹和体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床的张大爷。张大爷叫张启山，据说以前是个普通工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中风后，他变得更加沉默，大多数时候，只是睁着一双浑浊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像是在思考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
张大爷的儿子叫张强，是大家背地里公认的“不孝子”。他与光彩照人的李莉，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在我的印象里，他大概要一个多月，甚至快两个月，才会出现在康复中心一次。而且他每次来，都是在傍晚时分，天色将暗未暗的时候，行色匆匆，仿佛多待一秒都是煎熬。
他看起来三十多岁，个子很高，但很瘦，背微微有点驼。他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甚至在膝盖和手肘处磨得发亮的蓝色工装，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机油混合着汗液的味道。他的脸庞被风吹日晒得有些粗糙，眼窝深陷，眼神里透着一股化不开的疲惫，像是刚刚从某个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挣脱出来。
他来的时候，总是两手空空，从没见过他提过什么水果、罐头，更别提燕窝那种奢侈品了。他走进病房，也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打一盆热水，用毛巾仔细地给张大爷擦拭身体，从脸到脚，每一个角落都擦得干干净净。然后，他会拿出指甲刀，把父亲那因为缺乏活动而长得又长又厚的指甲，一点一点地剪短、磨平。
做完这一切，他就会搬个小凳子，坐在张大爷的床边。他不像别的家属那样嘘寒问暖，也不讲外面的新鲜事，他只是拉着父亲那只还算完好的手，轻轻地摩挲着。父子俩就那么对望着，一个嘴巴歪斜，说不出话；一个满脸倦容，欲言又止。空气里只有沉默，一种沉重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的沉默。有时候，我路过门口，看到这一幕，心里总会泛起一阵莫名的烦躁，觉得这张强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来看望生病的父亲，怎么能像完成任务一样，连句热乎话都没有。
最近一次他来，是上个星期二的傍晚。他依旧是那身工装，但手里多了一个灰色的布包，看起来沉甸甸的。在病友们好奇的注视下，他打开了布包，所有人都愣住了。里面没有营养品，没有新衣服，只有一双黑色的、手工纳底的旧布鞋。那鞋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鞋面是柔软的棉布，鞋底是密密麻麻的针脚，但样式老旧，像是从哪个乡下集市淘来的便宜货。
张强蹲下身，很费力地脱掉张大爷脚上松垮的病号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双旧布鞋给他穿上。整个过程，张大爷没有任何反应，依旧是那副呆滞的表情。这一幕，彻底点燃了周围人的议论。“哎哟，这是送的什么东西？”“一双破布鞋？老人都走不了路了，送鞋有什么用？”“真是糊弄事儿，还不如买两斤苹果实在。”“这儿子，算是白养了。”
那些窃窃私语像针一样，不大，却尖锐。张强仿佛没听见，他只是低着头，仔细地帮父亲把鞋穿好，又轻轻捏了捏父亲的脚踝，然后站起身，依旧是那副沉默的样子，坐在一旁。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心里也深以为然。我摇了摇头，替张大爷感到一阵心酸。同样是中风，同样是躺在病床上，这人与人之间的命，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04
日子就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一天天过去。李莉的燕窝依旧每天准时送到，香味飘满楼道。张强依旧不见踪影，仿佛那双旧布鞋就是他这两个月来孝心的全部表达。可是，一些微妙的变化，却在悄然发生，让我最初那坚定的看法，开始有了一丝动摇。
首先是李大爷的状态。按理说，他享受着顶级的物质供养和最专业的护理，精神应该一天比一天好才对。可事实恰恰相反，他的精神头肉眼可见地萎靡了下去。他常常一个人转过头，望着窗外那片被楼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一看就是大半个下午，眼神空洞，毫无生气。
护工赵阿姨喂他吃饭时，他开始变得不耐烦，常常紧闭着嘴，或者干脆把头扭到一边。有几次，李莉亲自端着那碗名贵的燕窝，一勺一勺地喂他。我路过时，恰好看到一幕。李莉一边舀着燕窝，一边不耐烦地看着手腕上那块精致的女士手表，嘴里催促着：“爸，你快点吃啊，我待会儿还有个重要的会呢，客户都等着了。”
李大爷含着那口燕窝，浑浊的眼睛看着女儿，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费力地把燕窝咽了下去。那一刻，我看到他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不是满足，更像是一种落寞和顺从。我心里咯噔一下，那碗燕窝，在李莉急切的催促声中，似乎也失去了它应有的温度。
而对床的张大爷，情况却截然不同。他没有燕窝，没有一对一的护工，连儿子的面都很难见到。可是，他的情绪却异常稳定。他从不发脾气，也从不拒绝护士的护理。每天上午，护士会来带他做康复训练，扶着他在床边站立。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对抗僵硬的肌肉。
每一次，当护士扶着他站起来时，他都异常努力。我注意到，他的脚上，总是穿着那双被大家议论纷纷的旧布鞋。他用那只还能动弹的脚，费力地踩着地面，仿佛想找回一种踏实的感觉。他的嘴里会发出模糊的“嗯……嗯……”的声音，像是在给自己鼓劲。他的眼神不再呆滞，而是透出一股专注和倔强的光芒。
有一次，我帮母亲打开水回来，看到护士正扶着张大爷练习。他额头上全是汗，身体在微微发抖，但那双穿着旧布鞋的脚，却稳稳地踩在地上。护士笑着鼓励他：“张大爷，今天又多站了十秒钟，真棒！”张大爷咧开歪斜的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虽然不标准，却真实而灿烂，像乌云缝隙里透出的一缕阳光。我看着他脚上的那双鞋，心里第一次产生了一丝困惑。
05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天气晴好的周三下午。那天阳光特别好，金灿灿的，一点也不灼人。康复中心组织所有行动不便的病友，都坐着轮椅到楼下的小花园里晒太阳，透透气。一时间，平日里安静的小花园变得热闹非凡。
李莉自然不会错过这种“表现”的机会。她亲自推着李大爷的轮椅，占据了花园里位置最好、阳光最充足的一块地方。安顿好父亲后，她就站到了一旁，掏出手机开始接打电话。她的声音很大，即便隔着一段距离，我也能清晰地听到“合同”、“款项”、“下个季度的计划”这些词语。她眉头紧锁，表情严肃，在花园里来回踱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再和轮椅上的父亲说一句话。
李大爷就那么静静地坐着，阳光照在他身上，他却仿佛感觉不到温暖。他看着女儿忙碌的背影，眼神黯淡，然后又缓缓地转向别处，看着别的家庭，一家人围着老人有说有笑，他的嘴角动了动，最终只是化为一声无人察觉的叹息。那场景，有一种说不出的讽刺感。女儿就在身边，却又像远在天边。
张大爷也被一位年轻的护士推了下来，安置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脚上依旧穿着那双黑色的旧布鞋。他安静地坐着，看着花园里嬉笑打闹的孩子，看着那些其乐融融的家庭，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他大概是想起了自己健康的时候，想起了那些回不去的寻常日子。
就在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卖货郎摇着拨浪鼓，从花园外的小路经过。他卖的是麦芽糖，那种金黄色的、粘稠的、缠在小木棍上的童年零食。一股甜膩的香气随风飘了过来。突然，一直沉默的张大爷变得激动起来。他伸出那只还能动的手，颤颤巍巍地指向那个卖麦芽糖的老人，喉咙里发出渴望而急切的“啊……啊……”声。
他努力地想表达什么，但中风损伤了他的语言功能，那声音含混不清，没人能听懂。推他下来的小护士年纪轻，没见过这种阵仗，有些手足无措地问：“张大爷，您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张大爷更急了，脸都憋得有些红，手指依旧固执地指着那个方向，嘴里的“啊啊”声更大了。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带着一丝好奇和不解。
06
就在那个瞬间，一个身影突然从康复中心的大门外猛地冲了进来。那速度很快，带着一股焦急的风。是张强，他穿着那身熟悉的蓝色工装，满头大汗，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颊往下淌，浸湿了衣领。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手里紧紧攥着几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零钱。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先走到他父亲的病床前。可是他没有。他甚至没有看张大爷一眼，而是径直冲向了花园外那个即将走远的卖麦芽糖的老人。他气喘吁吁地拦住老人，用那几张皱巴巴的零钱，买了一小块最便宜的麦芽糖。
然后，他拿着那根缠着金黄色糖稀的小棍子，快步走到张大爷的轮椅前，蹲下了高大的身子。他脸上带着一种近乎讨好的笑容，小心翼翼地，用小木棍的另一头，刮下米粒大小的一点点麦芽糖，轻轻地、试探性地送进了父亲的嘴里。
奇迹发生了。一直躁动不安的张大爷，在尝到那一点甜味后，瞬间安静了下来。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那种光彩，是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明亮、清澈，像个得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他满足地咂了咂嘴，喉咙里发出含混而愉悦的“唔唔”声，所有的焦躁和落寞，都在那一小点甜味中融化了。
张强看着父亲满足的样子，疲惫的脸上终于绽开一个真实的笑容。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又刮了一点点，再次喂给父亲。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地抬起头，疲惫地对父亲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歉意，有欣慰，有太多我读不懂的情绪。
他站起身，没有在父亲身边多做停留。他转身走向不远处一位刚从病房楼里走出来，准备下班的护士，那是我认识的、病区里最资深的王姐。张强几步追上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手里剩下的、被汗水捏得更紧的几张钞票递过去，压低了声音说：“王姐，不好意思，今天活儿结得晚了点。这是我爸这个礼拜的夜班护理费，我刚凑齐了，你拿着。”
那一刻，整个花园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我，以及周围所有听到这句话的家属，全都愣住了。
夜班护理费？
他不是两个月才来一次吗？他哪来的钱请夜间护理？他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无数个巨大的问号，像一块巨石，狠狠地砸进了我的脑海里，激起了千层浪花。我呆呆地看着张强那被汗水湿透的背影，第一次觉得，这个我自以为看透了的“不孝子”，身上笼罩着一层我完全无法理解的迷雾。
07
我的好奇心被彻底点燃了，像一簇被浇上油的火苗，熊熊燃烧。张强那句“夜班护理费”和他匆忙而疲惫的样子，与他“不孝子”的形象形成了剧烈的冲突，这背后一定有我不知道的故事。我决定要弄个明白。
第二天上午，我特意买了一大袋新鲜的苹果，借着给护士站送水果的名义，找到了那位被称为“王姐”的资深护士。王姐四十多岁，是这个病区的“老人”了，性格爽快，心也善。我把苹果放在桌上，笑着说：“王姐，大家辛苦了，吃点水果。”
王姐客气地推辞着，我趁机把话题引了过去。“王姐，问你个事儿啊。昨天下午我看见张大爷的儿子张强了，他说交什么夜班护理费，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中心还有这项服务？”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听到“张强”这个名字，王姐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起来，她拿起一个苹果，在手里转了转，然后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长，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惋惜，有敬佩，也有一丝无奈。她看了看我，又望向窗外，似乎在组织语言。
“小林啊，你以为张强真的是两个月才来一次吗？”王姐的声音不高，却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我平静的心湖。
我愣住了：“难道不是吗？我们大家……都这么说的。”
王姐摇了摇头，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悲悯。“你们都看错了，错得离谱。这个傻小子，他不是不来，他是来的时间，你们所有人都看不到。”
在王姐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讲述中，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张强，一个与我们所有人认知中截然相反的真相，被一层一层地剥开，展现在我面前。那真相，像一把迟来的重锤，狠狠地击中了我的心。
08
王姐告诉我，张强根本不是什么不孝子，恰恰相反，他是我在这个康复中心见过最孝顺、也最辛苦的儿子。他压根就不是两个月来一次，而是几乎天天都来。
张强在郊区一家快要倒闭的国营机械厂上班，为了保住饭碗，厂里改制，他只能接受最苛刻的排班——上“两班倒”的大夜班。每天下午六点上班，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那活儿又脏又累，噪音巨大，一个月下来，也就能挣个千把块钱。这点钱，要维持他自己的生活，还要支付张大爷每个月高昂的住院费和康复治疗费，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为了多挣点钱，他又在外面揽了一个给人通下水道的私活。那个年代，干这活儿的人少，肯吃苦的更少。他印了些小卡片，在各个老旧小区里塞。每当有电话打来，不管多晚，只要他下了班，他就会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赶过去。一次能挣个十块二十块，虽然不多，但积少成多，都是给他爸救命的钱。
他几乎每天都是在凌晨三四点钟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可他并不回家睡觉。他会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城市的另一端，横穿大半个寂静的城市，来到康复中心。那个时候，所有的病人和家属都睡熟了，连值班的护士都在打盹。
他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凌晨五点护士大换班之前，亲手给父亲擦一遍身体。因为他知道，白天的护士要照顾很多病人，不可能那么细致。而他父亲中风后身体虚弱，皮肤敏感，如果清洁不到位，很容易生褥疮。他怕打扰到任何人，所以每次来，动作都轻得像一只猫。他悄悄地推门进去，打来温水，用最轻柔的力道，给父亲擦身、换上干净的尿垫，再看看父亲安睡的脸，摸摸他的额头。
做完这一切，天也快蒙蒙亮了。他就会再次骑上车，回到那个没有几件像样家具的出租屋里，睡上三四个小时，然后又得起床，准备去上另一个夜班。你们大家看到的“傍晚来”，其实是他极其难得的、可以轮休一个白班的休息日。他连那个休息日，都用来打零工了。
09
听到这里，我的心已经揪成了一团。我想起自己曾经对张强的腹诽和鄙夷，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打了一耳光。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发涩地问：“那……那他昨天说的‘夜班护理费’又是怎么回事？”
王姐的眼神变得更加柔和，她看着我，说出了全部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