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中国现代文学有所谓“六大巨头”的说法，“鲁郭茅、巴老曹”当中，巴金的一生堪称最跌宕。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即以《家》《春》《秋》三部作品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后、其作品影响了无数人。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巴金是其笔名。
1957年9月27日，他在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介绍过这个名字：“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
“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如去在本文开头，说巴金的人生跌宕，主要因为他在文革前后的经历。巴金在晚年时解剖过自己的内心，对曾经的自己甚至用了“可悲、可耻”这样的词语。这些解剖集中体现在《随想录》一书中。
巴金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对于文革的反思不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完全把自己当成“文革”的无辜受害者、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
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这样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说起自己儿时的一段见闻：我六七岁时候，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我常常“参观”他审案。我一听见有人叫喊“大老爷坐堂！……”我就找个机会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讲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细的竹板打光屁股。两个差役拿着小板子左右两边打，“一五一十”地数着。打完了，还要把挨打的人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巴金在反省自己的那段经历时认为和自己的奴隶意识（封建意识）有关。他在《十年一梦》中自谴道：“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巴金之所以这么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在“文革”初期，曾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此外，为了明哲保身，他还过一些揭发他人的“违心”文章。
他的《怀念胡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 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1955年2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多给我提意见。”我却批评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在《怀念非英兄》中，他这样反思自己：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
如去认为巴金的这种反思是清醒的。文革时期的“受害者”、其实不少都是曾经的“害人者”，但是，文革过后，很多人都是一味渲染自己的受害者经历，闭口不谈自己曾经的害人。
从这点上看，巴金比他们不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了多少倍。巴金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更是写了这么一句：“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
如去对于这句话深以为然。2005年10月17日，巴金因恶性间皮细胞瘤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此去经年，如去向这位胸怀坦荡的前辈敬礼，并愿老人家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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