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1988年的上海，像一个烧得正旺的炉子。热气腾腾，每个人都想往里挤，都想从里面炼出点金子来。李卫民就是挤进来的其中一个。他从苏北农村来，口袋里揣着几十块钱，脑子里装着一身木工手艺。
他话不多，人看着有些木讷，但那双眼睛里有光。那是对未来的渴望，像一簇压不灭的火苗。
上海很大，大到他找不到一个能躺下的地方。他跟着一个工头干活，工头说得天花乱坠，说干完活管吃管住还给工钱。李卫民信了，他埋头干了两个月，手上磨出的茧子一层盖一层。活干完了，工头不见了，工钱也没了。
他睡过桥洞，冰冷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住过工棚，几十个汗臭熏天的男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翻个身都难。他从没想过回家，他骨子里有股劲，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去。
那天，天下着雨。房东把他最后一点行李扔了出来，因为他交不起下个月的房租。他抱着那床破旧的棉被，站在雨里，看着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船，第一次感觉到了绝望。
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走进了一条偏僻的弄堂。在弄堂的尽头，一个老旧工厂的角落里，他看到了那个水塔。
它就那么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一个被遗忘的巨人。十几米高，水泥的塔身布满了青苔和裂纹，顶上生了锈的铁皮在风雨中吱呀作响。周围是半人高的杂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铁锈和腐烂的味道。
弄堂里的老人都说，那地方“不吉利”，以前工厂出过事，死过人。所以，这水塔废弃了十几年，没人愿意靠近。在所有人眼里，这就是一堆碍眼的废铁。
李卫民看着它，眼睛却亮了。别人看到的是废墟和不祥，他看到的，是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壳。
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决定。
他找到了已经半解散的工厂留守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打瞌睡的老头。李卫民把自己身上翻了个底朝天，凑出了200块钱，又从行李里拿出了那条他一直没舍得抽的“大前门”香烟，一起放在了老头面前。
“老师傅，”李卫民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想……我想买下那个水塔。”
老头睁开眼，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桌上的钱和烟，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买水塔？小伙子，你脑子没坏吧？那玩意就是个水泥棺材，送人都没人要。”
“我就要它。”李卫民的语气很坚定，“我没地方去。”
老头沉默了。他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湿透、眼神却异常执拗的年轻人，叹了口气。他找出一张泛黄的介绍信纸，用钢笔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兹收到李卫民同志贰佰元整，本厂废弃水塔壹座，自愿转让其使用权及处置权。
没有公章，只有一个潦草的签名。
李卫民拿着这张纸，像是拿到了一封圣旨。他对着老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花200块钱在上海买了个“家”的消息，很快就在工友间传开了。
“李卫民疯了！”“花钱买个水泥墩子，还是个死过人的，真是个傻子！”“等着瞧吧，他早晚得哭着从里面爬出来。”
嘲笑声像潮水一样涌来。李卫民一句话也没反驳。他只是把那张纸条小心地折好，贴身放着。然后，他扛着自己那套吃饭的家伙——一把锯子，一把刨子，一把凿子，走向了那个属于他的“空中楼阁”。
02
水塔内部，比想象中更糟糕。一打开底层那扇锈死的铁门，一股混合着霉味、铁锈味和死水味的恶臭扑面而来。里面漆黑一片，脚下是厚厚的淤泥和垃圾，墙壁上湿滑黏腻，长满了青苔。
李卫民没有退缩。他像一个准备开山辟地的愚公。他找来一个破桶，一桶一桶地往外清理淤泥和垃圾。整整一个星期，他就像一只住在洞里的鼹鼠，每天天不亮就钻进去，天黑透了才出来，浑身上下都是泥。
清空了内部，他开始给这个水泥壳子开“眼睛”。他用锤子和凿子，一点一点地在厚厚的水泥壁上凿开窗户的雏形。那声音又响又闷，传遍了整个弄堂。邻居们都说，那个傻子又在里面折腾了。
他没钱买木料和玻璃，就去建筑工地捡别人不要的废料。他把捡来的木方刨光，拼接成窗框。他把捡来的碎玻璃小心翼翼地裁切，拼成一扇能透光的窗。当第一缕阳光透过他亲手做的窗户照进水塔内部时，李卫民坐在地上，看着光柱里飞舞的尘埃，咧开嘴笑了。那是他来上海后，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
最难的是上下。他用捡来的木料，沿着内壁，设计了一道盘旋而上的楼梯。每一级台阶，每一个扶手，都经过他精心的打磨，光滑而坚固。
水和电是生存的根本。起初，他每天天不亮，就挑着两个大桶，去弄堂口的公共水龙头排队挑水。一趟一趟，把水塔底下一个大水缸挑满。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
他的人很老实，手艺又好。弄堂里张家的大门坏了，他三两下就给修好了，分文不取。李家的小板凳腿折了，他不仅给修好，还给重新刷了一层清漆。慢慢地，邻居们不再叫他“傻子”，开始觉得这个住在水塔里的小伙子，人还不错。
时间久了，大家过意不去。隔壁的王阿姨看他挑水辛苦，主动说：“小李，以后就从我家水龙头上接根管子吧，水费我给你出。”
电也是这么来的。他帮对门的电工师傅免费打了一套组合柜，师傅感动得不行，拉着他的手说：“小李，你这手艺绝了！电的事包在我身上，我帮你从我家分一根线过去，保证安全！”
就这样，这个冰冷的“水泥棺材”，在他的巧手下，一点一点地有了人间的烟火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陈娟。
陈娟是附近纺织厂的女工，一个文静秀气的上海姑娘。她每天下班都会路过水塔，总能看到那个沉默的年轻人，像一只勤劳的蚂蚁，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她很好奇，这个水塔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一天，她鼓起勇气，提着一饭盒自己做的饭菜，走到了水塔下。
“侬……侬就是住在这里的李师傅吧？”她有些紧张，脸红红的。
李卫民从塔里探出头，看到一个姑娘站在下面，手里还提着饭盒，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
陈娟不嫌弃他穷，也不觉得他住在水塔里很奇怪。她走进水塔，看着那道盘旋而上的木梯，看着墙上那些自制的挂钩和架子，眼睛里满是惊叹。
“你真了不起。”她由衷地说。
从那以后，陈娟经常会来帮他打扫，给他送饭。两个年轻人，一个沉默实干，一个温柔善良，在这个奇特的空间里，感情慢慢升温。
一年后，他们决定结婚。
没有彩礼，没有像样的婚礼，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家。领证那天，李卫民买了两斤肉，一瓶酒，在水塔里做了四道菜。陈娟穿着一件红色的新衬衫，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笑着笑着就哭了。
“娟儿，委屈你了。”李卫民笨拙地给她擦眼泪。
“不委屈。”陈娟摇摇头，握住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那天晚上，水塔的窗户里，透出了温暖而明亮的灯光。这个冰冷的水泥建筑，在两个年轻人的相濡以沫下，终于被改造成了一个虽小但五脏俱全的，真正的家。
03
时间像水塔外墙上的青苔，不知不觉就长满了十几年。
上海的变化天翻地覆。东方明珠塔建起来了，地铁通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高楼大厦像雨后的春笋，一幢接一幢地拔地而起。而李卫民的水塔和周围这片老弄堂，仿佛成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遗忘在角落里的一块旧补丁。
水塔里，也添了新成员。他们的女儿妞妞出生了。这个小生命，就在这道盘旋的楼梯上学会了爬，学会了走。水塔成了她的城堡，她最喜欢从楼上的窗户往外看，看弄堂里的猫和飞过的鸽子。
李卫民的木工手艺，在邻里间传开了。他做的家具，用料实，做工细，比外面商店里卖的还结实。谁家要装修，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大家不再叫他“小李”，而是尊敬又亲切地称呼他“塔主老李”。
他不再是当年那个被人嘲笑的外来仔，而是成了这条弄堂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就像这水塔一样，牢牢地扎根在了这里。张家阿婆的收音机坏了，他能修。王家叔叔的自行车链子掉了，他能装。他话不多，但谁家有事喊一声，他总是扛着工具箱就过去，从不推辞。
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妞妞上了小学，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让每个小朋友介绍自己的家。别的孩子都说住在某某小区几零几室。轮到妞妞，她怯生生地说：“我家……住在一个水塔里。”同学们哄堂大笑。妞妞哭着回了家，问李卫民：“爸爸，我们为什么要住在水塔里？”
李卫民抱着女儿，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连夜给妞妞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水塔模型的笔筒。他告诉女儿：“我们的家是独一无二的。爸爸是国王，妈妈是王后，你就是我们的小公主。我们住在自己的城堡里。”
还有台风天。上海的夏天，台风说来就来。住在十几米高的水塔里，感觉尤其明显。狂风呼啸，整个水塔都在微微晃动，窗户被吹得哐哐作响。每到这个时候，李卫民就一夜不睡，反复检查门窗，把妻子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心里默默祈祷。
期间，也有过几次麻烦。市容检查，说他这是违章建筑，要拆掉。李卫民急了，他把那张珍藏多年的、发黄的协议拿了出来。街道办的人看着那张纸，也犯了难。更重要的是，整个弄堂的邻居，都自发地站出来为他说话。
“不能拆！老李是我们这里的好人！”“他住在这里快二十年了，早就跟我们是一家人了！”“这水塔也算是我们弄堂的一个景了，拆了可惜。”
在邻居们的联名求情下，加上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协议，拆除的事，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水塔，不仅是李卫民的家，也成了这条老弄堂一个独特的、温暖的地标。人们习惯了它的存在，就像习惯了弄堂口那棵老槐树一样。
04
2011年，距离李卫民买下水塔，过去了整整23年。
城市发展的巨轮，终于还是碾压到了这片被遗忘的角落。一纸盖着红章的《拆迁公告》，贴在了弄堂口的墙壁上。那个鲜红的、醒目的“拆”字，像一把烙铁，也印在了水塔斑驳的墙身上。
整个弄堂都沸腾了。
邻居们聚在一起，兴奋又焦虑地讨论着。
“听说这次是按面积赔，一平米赔好几万呢！”“阿拉屋里厢就十几平，能赔多少哦？”
李卫民也听着，心里五味杂陈。他高兴，为妻子女儿高兴，终于能离开这个冬冷夏热、上下不便的水塔，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了。但他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担忧。
他的水塔，怎么算？
它没有房产证，没有土地证，只有一张23年前的、字迹都快模糊的、发黄的“协议”。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来做初步登记，拿着表格，围着水塔转了好几圈，都不知道该怎么填。
“同志，你这个……没有门牌号啊。”“建筑面积……是算占地面积，还是算你里面三层的总面积？”“产权性质……这个我们真没见过。”
在他们的初步登记表里，李卫民的水塔，甚至没有被归入“住宅”一栏，而是被写在了“待查特殊建筑”里。
外部的压力也随之而来。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开始提着水果上门“关心”他。话里话外，都在打探他能赔多少钱。
一些邻居，也开始说起了风凉话。
“老李啊，你当年那200块钱，我看这次要打水漂喽。”“是啊，没房产证，人家凭什么赔给你？最多给你点搬家费吧。”
这些话像一根根小刺，扎在李卫民心里。他嘴上不说，但脸上的愁容一天比一天重。妻子陈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背地里没少掉眼泪。
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来了好几次，每次看到水塔奇特的结构，和那张比他们年纪还大的协议，都面露难色。他们一遍遍地拍照，测量，记录，最后总是留下一句：“你这个情况太特殊了，史无前例。我们要上报领导，开会研究。”
研究，研究，一研究就是一个多月。眼看着周围的邻居们一个个都谈好了价格，签了协议，欢天喜地地准备搬家，只有李卫民的水塔，还悬而未决。他感觉自己和他的水塔一样，又一次成了被遗忘的孤岛。
05
拆迁的谈判，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弄堂里越来越空，搬走的邻居们，窗户上都被贴上了封条。昔日热闹的弄堂，变得冷清而萧条。李卫民的心，也跟着一天天往下沉。
他每天都往街道办和拆迁办公室跑。一遍又一遍地递交材料，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自己和这个水塔23年的故事。他把那张发黄的协议复印了无数份，生怕把它弄丢了。
办公室里的人，有的同情他，有的不耐烦。
“李师傅，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政策就是政策，你这个没有产权证明，我们真的很难办。”“你再等等吧，领导们还在研究。”
妻子陈娟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常常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女儿妞妞也长大了，懂事了，她安慰父亲说：“爸，没事的。大不了，我们拿点搬家费，出去租房子住。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家。”
女儿的话，让李卫民心里稍微好受了些，但那份沉重的压力，依然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胸口。
这一天，李卫民正在家里修一个旧柜子。电话突然响了。是拆迁办的张负责人亲自打来的。
“喂，是李卫民师傅吗？”对方的语气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正式。
“是我，张主任。”李卫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你下午两点，务必到办公室来一趟。带上你那份协议的原件。你的事情，我们有最终方案了。”
挂了电话，李卫民的手都有些发抖。他从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那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协议。23年的岁月，已经让这张纸变得脆弱不堪。他看着上面的字迹，手心全是汗。是福是祸，就看今天了。
下午，他准时来到了拆迁办。办公室里的气氛，和他以往来的时候完全不同。不仅张负责人在，旁边还坐着几个他从未见过的、穿着干部服、看起来像是上级单位的领导。每个人表情都很严肃。
张负责人没有像往常一样跟他拉家常，只是朝他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然后，他从一堆像小山一样高的文件中，抽出了一份装订好的、崭新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推到了李卫民的面前。
“李师傅，你这个情况，我们专门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张负责人指了指旁边那堆文件，语气异常郑重地说，“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包括当年国棉十七厂的改制文件、土地台账，还咨询了好几位法律专家。可以说，你这是我们全市都找不出第二例的特殊案例。”
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回响。
“根据我们的综合评定和上级部门的特别批示，这是给你的最终补偿方案。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签字了。”
李卫民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他颤抖着手，接过了那份沉甸甸的协议。
他不敢看前面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他的眼睛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直接死死地盯住了协议书最后一页，那个补偿总金额的阿拉伯数字。
说了一遍，他不敢相信。他揉了揉眼睛。
他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止了，大脑一片空白，耳朵里嗡嗡作响。
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他猛地抬起头，嘴唇哆嗦着，看着对面那一排表情严肃的领导，用尽全身的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了一句话：
“同……同志，这上边的逗号，是不是……是不是点错地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