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王叔，我妈让我给您带句话。她想问问您，当年那包红糖的油纸上，是不是写了字？」
这句话像根针，扎在我早已麻木的心上。那是1969年的冬天，我是糖厂的锅炉工。
那年头，红糖是稀罕物，是给英雄模范的奖励，跟“黑五类”家属没有半点关系。
我忘不了那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是地主的女儿，虚弱得躺在草席上，连口热水都喝不上。
我看着不忍，从厂里偷了半包结块的红糖，趁天黑塞给了她家。
没过几天，我就因「盗窃集体财产」、「同情地主阶级」被开除，成了全村的笑话。
17年后，她那个当年嗷嗷待哺的儿子大学毕业，坐着吉普车回来，却对我提出了一个让我脊背发凉的疑问。
1.
一辆崭新的绿色吉普车停在我家门口时，我正蹲在院子里，用粗糙的手指捻着旱烟。
泥土糊成的矮墙，经年的风雨已经让它摇摇欲坠，就像我这把老骨头。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年轻人，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是两瓶酒和一盒点心。
他径直朝我走来，站定在我面前，影子将我整个人都罩住了。
「请问，您是王坤，王叔吗？」他开口，声音很客气。
我抬起头，眯着眼打量他。这人面生得很，不像是村里的。
「我就是，你找我啥事？」我吐出一口烟，声音沙哑。
年轻人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笑容，有尊敬，也有一丝不易察앗的激动。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我旁边的石墩上。
「王叔，我叫赵卫东。我母亲是林婉清。」
林婉清。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猛地插进我记忆的锁孔，拧得我心口一阵绞痛。
17年了，我以为我早就把这个人，这件事，烂在了肚子里。
赵卫东看着我骤变的脸色，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静静地等着。
我掐灭了手里的烟，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进来坐吧。」
屋里很暗，唯一的光源是那扇小小的窗户。他似乎有些不适应，但还是找了张板凳坐下，坐得笔直。
我给他倒了碗水，水里飘着几根茶叶末子。
「你妈……她还好吗？」我问出这句话，喉咙干得发紧。
赵卫东端着碗，却没有喝，眼神沉了下去。「我妈身体一直不好，前些年……已经走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空了一块。虽然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还是堵得难受。
那个冬天里，躺在草席上，脸白得像纸一样的女人，终究还是没能熬过那些苦日子。
「王叔，」赵卫东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我这次来，是受我母亲临终前的嘱托。」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妈让我给您带句话。她想问问您，当年那包红糖的油纸上，是不是写了字？」
这句话像根针，扎在我早已麻木的心上。
写字？
我愣住了。什么字？我怎么不记得我写过什么字？
那是一个能冻掉人耳朵的冬天。我是县糖厂的锅炉工，二十岁出头，正是我人生最得意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能进工厂当工人，捧上「铁饭碗」，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我每天把锅炉烧得旺旺的，看着一车车的甘蔗进去，变成一包包金贵的红糖，心里头比蜜还甜。
厂里的红糖，那可不是谁都能吃上的。那是给英雄模范的奖励，是慰问军属的特供品。普通人想买，得凭票，而且一年到头也分不到几两。
而林婉清，她是地主的女儿，是我们村的「黑五类」。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村东头的那条小河边。她提着一个破了边的木桶，正在洗衣服。那时候她已经怀着孕，肚子很大了，可动作还是很利索。
河水冰冷刺骨，她的手冻得通红，脸颊却有一种病态的苍白。但她长得是真好看，就算穿着打补丁的灰布衣服，也遮不住那份清丽。村里的小年轻们背地里都叫她「俏地主」。
可没人敢跟她走近。谁跟她沾上关系，谁就是立场有问题。
她的男人赵建国，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因为娶了她，也跟着抬不起头来。一家人住在村尾一间快要塌了的茅草屋里，日子过得连乞丐都不如。
我当时年轻，心里头没什么阶级斗争的弦，只觉得她可怜。每次在路上碰到，我都会下意识地避开，不是怕她，是怕自己那点不合时宜的同情，会给她惹来麻烦。
2.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一连几天都没停。
我从厂里下班回家，路过村卫生所，听见几个妇女在门口闲聊。
「听说了吗？村尾那个地主家的闺女，生了！」
「生了？这么大的雪，那破屋子四面漏风，能活得下来？」
「谁说不是呢！听说生了个小子，可她自己大出血，差点没过去。现在躺在草席上，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她那个窝囊废男人，跑了好几家借点红糖冲水，谁敢借给他啊！」
「活该！地主崽子，饿死才好！」
尖刻的嘲笑声钻进我的耳朵，我的脚步一下子就顿住了。
我的脑子里，全是林婉清那张苍白的脸。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躺在冰冷的草席上，连口红糖水都喝不上。
那不是什么「阶级敌人」，那是一条人命。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们的对话，那个「活该」，像锤子一样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
第二天上班，我魂不守舍。锅炉房的蒸汽模糊了我的视线，可我眼前晃来晃去的，都是林婉清虚弱的样子。
下午，厂里给评上的劳模发奖励，其中就有红糖。
看着仓库保管员老李，把一包包用油纸裹得整整齐齐的红糖搬出来，我的心跳得厉害。
一个念头，疯狂地在我脑子里滋长。
我跟老李关系不错，他有时会让我帮他看着仓库。我知道仓库的后窗，有一扇的插销是坏的。
晚上收工，我故意磨蹭到最后才走。全厂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巡逻的保安老张。
我躲在暗处，等老张打着手电筒走远了，才猫着腰，绕到仓库后面。
冬夜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的心「怦怦」直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撬开那扇窗户，翻了进去。
仓库里一股甜腻的香气，我借着窗外微弱的雪光，找到了放红糖的架子。
我不敢拿整包的，怕数目对不上，就从一个破了口的麻袋里，掰了半块已经结成硬块的红糖。
那糖块又冷又硬，硌得我手心生疼。我随手从旁边的桌子上扯过一张包糖用的油纸，胡乱把糖块包了起来，塞进怀里。
怀里的糖块冰冷，我的心却烧得滚烫。
我从窗户翻出来，一路小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里，直奔村尾。
林婉清家的茅草屋，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窗户是用破布堵着的，寒风从门缝里「呜呜」地灌进去。
我不敢敲门，怕被人看见。我绕到屋后，听见里面传来婴儿微弱的哭声，和男人压抑的叹息。
我把心一横，走到门口，轻轻推了一下，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
屋里没有点灯，只有灶膛里一点微弱的火光。
林婉清就躺在靠墙的草席上，身上盖着一床看不出颜色的破棉被。赵建国蹲在灶膛前，正试图把一根湿柴塞进去。
「谁？」赵建国警惕地站了起来。
我没敢出声，迅速把怀里那包红糖从门缝里塞了进去，扔在地上，然后转身就跑。
我不敢回头，身后传来赵建国惊疑不定的声音。我一口气跑回了家，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不知道这包糖能不能救她的命，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做，我会后悔一辈子。
3.
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提心吊胆。
每天上班，我都刻意避开仓库，看见厂领导就绕着走。
我安慰自己，只是半块结块的糖，又是从破麻袋里拿的，应该不会有人发现。
村子里，关于林婉清家的议论也变了风向。
有人说，看见她家灶房冒烟了，好像在熬什么东西，香气飘了半个村子。
还有人说，看见赵建国出门时，脸上有了点血色，不再是那副死了爹娘的丧气样。
我听到这些，心里稍稍安稳了一些。
可我忘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们车间有个叫李二狗的，一直跟我别着劲。
我技术比他好，人缘也比他好，年底评先进，名额给了我，他一直怀恨在心。
那天我送糖的晚上，他正好去村西头的亲戚家喝酒，回来时抄了近路，恰好就看见一个黑影，从林婉清家的方向跑开。
他当时没看清是谁，但心里就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那天之后，他开始处处留意我。他发现我总是心神不宁，还发现我棉袄的口袋里，沾了几粒红糖的碎末。
这就够了。
一个星期后，我正在锅炉房里铲煤，车间主任黑着脸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厂保卫科的人。
「王坤，你出来一下。」
我的心咯噔一下，知道要坏事。
我被带到了厂长办公室。张厂长坐在办公桌后，脸色铁青。李二狗像条哈巴狗一样，站在他旁边，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王坤，」张厂长把一个账本摔在桌子上，「你自己说，上周二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我……我下班就回家了。」我嘴硬道。
「回家？」李二狗尖着嗓子笑了起来，「我可都看见了！你鬼鬼祟祟地往地主婆家跑，是不是你偷了厂里的红糖，送去给她补身子了？」
「你胡说！」我气得浑身发抖，「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你敢不敢让大家去你家搜搜？或者去地主婆家问问？」李二狗不依不饶。
张厂长一拍桌子：「够了！王坤，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这回事？主动交代，坦白从宽！」
我知道，抵赖是没用的。他们既然敢这么问，手里肯定有了证据。
我沉默了。
我的沉默，就是最好的认罪书。
张厂长的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王坤啊王坤，厂里对你不薄吧？你年纪轻轻就是先进工作者，前途一片光明！你为什么要干这种糊涂事？那是红糖！是集体的财产！你送给谁不好，偏偏送给地主阶级！你的阶级立场哪里去了？」
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能说什么？说我只是看一个产妇可怜？说我只是想救一条人命？
在那个年代，这些话不仅苍白无力，而且是罪上加罪。
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我在全厂大会上被点名批评，罪名是「盗窃集体财产」、「同情地主阶级，阶级立场模糊」。
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被撤销，然后，被开除厂籍。
当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处分决定，走出糖厂大门时，天又开始下雪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根高高耸立的烟囱，那里曾经是我全部的骄傲和希望。
从那天起，一切都完了。
我从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人，变成了全村的笑话。
我的未婚妻，在父母的压力下，哭着跟我退了婚。她把我们当初订亲的银镯子还给我时，说：「王坤，你糊涂啊！」
我父母气得卧病在床，在村里抬不起头。
我成了无业游民，只能跟着村里的壮劳力去出苦力，挣点微薄的工分。那些曾经对我笑脸相迎的乡亲，现在看到我都绕着走，背后指指点点。
而李二狗，因为「检举有功」，顶替了我的位置，当上了锅炉班的班长，整天在村里耀武扬威。
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斜着眼看我，阴阳怪气地说：「哟，这不是我们的大善人王坤吗？怎么着，给地主婆送糖，人家给你啥好处了？是不是让你摸摸小手了？」
我气得攥紧了拳头，骨节「咯咯」作响。
可我不能动手。我一旦动手，就是「阶级报复」，罪名更大。
我只能忍着。
那段时间，我唯一感到慰藉的，是偶尔能远远地看见林婉清抱着孩子在门口晒太阳。
孩子长得白白胖胖，很健康。
她看见我，会立刻低下头，躲开我的目光。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躲闪里没有鄙夷，只有一种复杂的、我读不懂的情绪。
我们就这样，成了两条活在同一个村子，却永远无法相交的平行线。
日子就这么一年年地过去。
我没有再娶，一个人守着老屋，慢慢地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熬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心里的那团火，也早就熄灭了，只剩下一堆冷冰冰的灰。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随着时间，被彻底遗忘。
直到17年后，赵卫东开着吉普车，出现在我的面前。
4.
「写字？」我看着赵卫东，满脸的困惑，「我没写过什么字啊。就是厂里包糖用的普通油纸，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情况紧急，我扯过油纸胡乱一包就跑了，哪有时间去写什么字。
赵卫东的脸上掠过一丝失望，但他似乎并不意外。
「王叔，您再仔细想想。」他从随身带来的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用手帕层层包裹的东西。
他把手帕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一张泛黄、脆弱的油纸。
那正是我当年用来包红糖的油纸，上面还印着我们糖厂的红色标志。
油纸的边缘已经磨损，中间也有一道道清晰的折痕，看得出被珍藏了很多年。
「我母亲临走前，把这个交给我。她说，这包糖，这张纸，是支撑她活下来的希望。」
赵卫东的声音有些哽咽，「她说，送糖的人，一定是个有大智慧，有大慈悲的人。」
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算什么有大智慧的人？我只是一个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一辈子的蠢货。
赵卫东将那张油纸，慢慢地在我面前展开。
「王叔，您看。」
我的目光落在那张油纸上。
一股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脏，让我眼前阵阵发黑…
那张泛黄的油纸上，用我的笔迹写着一行我从未写过的字……
5.
那张油纸上，在糖厂标志的下方，有一行字。
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来。那是一种很清秀的钢笔字，每一个笔锋，每一个顿挫，都熟悉得让我心惊。
那是我的笔迹。
我对自己写了二十几年的字很熟悉，绝不会认错。
可那行字的内容，却让我如遭雷击。
上面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