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台北的一间病房里,蔡孝乾咽下最后一口气,窗外的梧桐叶一片片落下来,没人知道这个戴少将肩章的老人,临终前有没有想起闽西的雪山和草地,他留下的回忆录里只写了一句,当时是理性选择,可这句话压不住马场町刑场上四百多条命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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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的名字本该刻在革命纪念碑上,他一九〇八年生在福建,二十二岁就跟红军走完了长征,饿极了就啃树皮,一步没退,抗战时在闽西打游击,被围在山洞里半个月,靠野果撑着,后来谷正文端着咖啡听这些事,他嘴角还挂着笑,直到赌桌上的筹码一块块掉光,他才想起,自己早不是那个在雪地里走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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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台北,像堆满了火药的屋子,二二八之后,特务的皮鞋总在半夜踩响门板,蔡孝乾带着组织给的钱来,可那一万美金,没用在联络上,全进了赌场,换了牛排,换了舞厅的灯,到年底,催债的条子比情报还多,他在泉州街的点被抓那天,特务没拿刑具,就端了盘饺子,摆在桌上,比什么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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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路吧,谷正文把咖啡杯往桌上一放,冰块撞杯沿的声音比上枪栓还刺耳,蔡孝乾领着特务抓了五个同志,以为这事就完了,可粗粮咸菜养不活他的西式胃,不到半个月他又溜进西餐厅,刀叉刚碰上牛排,后颈就贴上冰凉的枪管,这次他连装都不装了,直接开口,还债,要人,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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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把蔡孝乾说的每个名字都记下来,一个接一个抓人,四百多人进了牢房,上千人被牵连,吴石被折磨得指甲全掉,还是不开口,聂曦是个女学生,上刑场前还喊口号,蔡孝乾却搬进了带院子的房子,一九五五年他当上国民党高官那天,吴石的血还留在马场町的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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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马场町的人,风里能听见两种声音,蔡孝乾回忆录里那句干巴巴的理性,还有烈士临终前喊出的共产党必胜,有些决定像骰子一掷,转眼就没了,有些坚持却像埋在冻土里的火,烧了一百年也没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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