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82年，台北的一间病房里，蔡孝乾咽下最后一口气，窗外的梧桐叶一片片落下来，没人知道这个戴少将肩章的老人，临终前有没有想起闽西的雪山和草地，他留下的回忆录里只写了一句，当时是理性选择，可这句话压不住马场町刑场上四百多条命的哭声。
蔡孝乾的名字本该刻在革命纪念碑上，他一九〇八年生在福建，二十二岁就跟红军走完了长征，饿极了就啃树皮，一步没退，抗战时在闽西打游击，被围在山洞里半个月，靠野果撑着，后来谷正文端着咖啡听这些事，他嘴角还挂着笑，直到赌桌上的筹码一块块掉光，他才想起，自己早不是那个在雪地里走路的人。
1949年的台北，像堆满了火药的屋子，二二八之后，特务的皮鞋总在半夜踩响门板，蔡孝乾带着组织给的钱来，可那一万美金，没用在联络上，全进了赌场，换了牛排，换了舞厅的灯，到年底，催债的条子比情报还多，他在泉州街的点被抓那天，特务没拿刑具，就端了盘饺子，摆在桌上，比什么都重。
带路吧，谷正文把咖啡杯往桌上一放，冰块撞杯沿的声音比上枪栓还刺耳，蔡孝乾领着特务抓了五个同志，以为这事就完了，可粗粮咸菜养不活他的西式胃，不到半个月他又溜进西餐厅，刀叉刚碰上牛排，后颈就贴上冰凉的枪管，这次他连装都不装了，直接开口，还债，要人，保命。
特务把蔡孝乾说的每个名字都记下来，一个接一个抓人，四百多人进了牢房，上千人被牵连，吴石被折磨得指甲全掉，还是不开口，聂曦是个女学生，上刑场前还喊口号，蔡孝乾却搬进了带院子的房子，一九五五年他当上国民党高官那天，吴石的血还留在马场町的地里。
路过马场町的人，风里能听见两种声音，蔡孝乾回忆录里那句干巴巴的理性，还有烈士临终前喊出的共产党必胜，有些决定像骰子一掷，转眼就没了，有些坚持却像埋在冻土里的火，烧了一百年也没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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