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应该被全民尊重和铭记的中国人

引子：早在2024年初，我刚刚写头条的时候，就一直想写叶企孙先生，不为别的，只为表达一份文人的敬重与怀念。但每次动笔，我总觉得对他的认识还太过肤浅，不足以表达心中崇敬之情。于是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几易其稿，终难成文。今虽有小作，但还是难以彰显先生高风亮节的万分之一。希望通过此文抛砖引玉，诸位文友能够撰写佳作，让先生之英名永传天下。

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北京城光秃秃的树枝，卷起地上的枯叶和尘土。在一条僻静的胡同口，一个身影蜷缩在墙角，几乎与斑驳的墙壁融为一体。他穿着早已看不出原色的破旧棉袄，领口和袖口磨得发亮，裤腿有一处豁开了大口子，露出干瘦的小腿。头发花白蓬乱，脸上沟壑纵横，一双曾经充满智慧与慈爱的眼睛，此刻却空洞无神，仿佛被整个世界彻底遗忘。他，就是叶企孙——那位为中国近代科学奠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宗师。就在这时，一个急促而略带颤抖的声音穿透风声传来：“先生！您……您怎么在这里？”叶企孙缓缓抬起头，浑浊的眼珠转动了一下，看到了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庞，那双眼睛里，此刻充满了震惊、痛惜与难以置信。来人，正是他的学生，当年远赴美国深造、如今已成为国之栋梁的钱学森。师生二人四目相对，千言万语堵在喉头，却只化作一阵呜咽的风。这一幕，如同一把钝刀，缓慢而残忍地切割着人们的心，一位曾以智慧和心血托举起整个中国科学未来的巨匠，为何会落得如此风烛残年、流落街头的境地？

叶企孙，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本应与巍峨的山峰同列，与璀璨的星辰齐辉。他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与普朗克、能斯特等诺贝尔奖得主同台交流，测定的普朗克常数h，精度领先世界多年。回国后，他执掌清华大学物理系，将这个当时尚显稚嫩的系，打造成了中国物理学人才的摇篮。他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代主任等职，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识才育才的伯乐之眼，亲手塑造了一个科学大师的“梦之队”。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王大珩、钱三强、赵九章……这些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名字，都曾是他的学生。叶企孙一生淡泊名利，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教育和科研。他甚至为了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终生未娶，将一个科学家所能奉献的极致——时间和情感，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那些渴望知识、立志报国的年轻人。可以说，没有叶企孙，就没有中国近代物理学的腾飞，就没有日后让世界瞩目的“两弹一星”伟业。他的学生，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群，照亮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漫漫长路，为积贫积弱的国家注入了强韧的筋骨。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大师，却在生命的暮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最终落魄街头。这背后，是那个疯狂年代里，人性扭曲、是非颠倒的悲剧。要追溯叶企孙流落街头的原因，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时代，正常的秩序被打破，人性的光辉被践踏。叶企孙的命运转折，与文革期间复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林彪集团与吕正操之间的恩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吕正操将军，这位曾在东北军任职、与叶企孙有过交集的抗日名将，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林彪集团为了打击政敌，扩大战果，将一些历史旧账翻出来，进行牵连式批判。叶企孙早年曾在张学良麾下短暂任职，与吕正操也确有往来。在“造反派”眼中，这成了“历史污点”、“反动关系”的铁证。于是，这位早已退出政治舞台、潜心学术的老者，被粗暴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成为林彪集团打击吕正操及其相关人员的“突破口”和“牺牲品”。

而真正将叶企孙推向深渊的，是他一位英年早逝的学生——熊大缜。熊大缜，原名泰源，后改名大镇，是叶企孙在清华物理系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他聪明好学，动手能力极强，深受叶企孙的器重。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大缜毅然投笔从戎，投身到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烽火之中。他利用在物理系学到的知识，组织力量制造地雷、手榴弹、电台等武器装备，甚至尝试研制炸药和光学器材，为敌后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科技支持。叶企孙得知后，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接济，更在精神上全力支持，鼓励他“科学救国”。师生二人，一在后方培育科学火种，一在前线将科学应用于实战，遥相呼应，共同为抗日大业贡献力量。叶企孙和熊大缜的师生情谊，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徒关系，更像是战友，是志同道合的爱国者。叶企孙视熊大缜如己出，熊大缜则将叶企孙视为人生的灯塔和最敬爱的导师。

然而，英雄的结局却往往令人扼腕。熊大缜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卓有成效，但也因此结下了私怨。当时根据地内部存在派系斗争，有人出于个人目的，诬陷熊大缜是“国民党特务”，意图窃取根据地情报。在缺乏公正调查和辩护机会的情况下，1939年，年仅27岁的熊大缜被错杀。熊大缜之死，前因后果错综复杂，既有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内部管理的粗糙与残酷，也有个人恩怨的掺杂，更有政治斗争的阴影。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位才华横溢、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就这样含冤而死，成为了历史的悲剧。

熊大缜的惨死，像一块巨石投入叶企孙平静的心湖，激起了毁灭性的涟漪。叶企孙从不相信自己的爱徒会是反革命，所以数十年来一直在为他申辩，被一些当权派认定为“食古不化”。在文革的疯狂逻辑下，叶企孙因为熊大缜的关系，被扣上了“包庇反革命特务”、“黑后台”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批斗会上，他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头子”，人格被肆意侮辱，尊严被无情践踏。他试图辩解，但在那个“真理由权力定义”的年代，任何解释都是徒劳。他因熊大缜受到的牵连与不公待遇接踵而至：工资被大幅削减，住房被挤占，珍贵的科研资料和藏书被查抄、毁坏。他被迫离开熟悉的清华园，到一个偏僻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个习惯了在实验室里严谨计算、在讲台上娓娓道来的学者，如今却要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人格上的屈辱。他的清白无人相信，他的贡献被彻底否定。

叶企孙遭受的打击是全方位的，摧残着他的精神和肉体。在精神上，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一生光明磊落，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材，却因一个学生的冤案而被钉在耻辱柱上。他感到深深的委屈、孤独和绝望，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他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望着远方发呆，那些曾经充满希望的眼神，渐渐被阴霾笼罩。在身体上，长期的营养不良、精神折磨和繁重劳动，让这位曾经健朗的学者迅速衰老。他的背越来越驼，头发全白，脸上皱纹如同刻刀雕琢，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浑浊无光。他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悲惨现实状况，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流传，让人不忍卒读。他的家变成了破败的平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他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食不果腹，有时甚至要靠捡拾别人丢弃的食物充饥。那个曾经风度翩翩、气度不凡的叶企孙，如今成了一个形容枯槁、步履蹒跚的乞丐。曾经，他是学生眼中的偶像，是学术界的大咖，是民族的脊梁；如今，他却沦落到如此地步，这巨大的反差，让人心碎。

而钱学森与叶企孙的街头相遇，更是将这份心酸推向了顶点。钱学森，这位从美国归来的顶级科学家，正是叶企孙当年亲手培养、并极力向国民政府推荐，才得以出国深造的。他深知叶企孙的学识、品格和贡献，也了解他晚年的遭遇。当他看到先生落魄到街头行乞的样子，那一刻，他几乎崩溃。他冲上前去，想扶起先生，想为先生鸣不平，想质问这个颠倒黑白的世道。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又能做什么呢？他也受到监视和限制，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政治机器面前微不足道。他只能紧紧握住叶企孙那双瘦骨嶙峋、布满老茧的手，轻声呼唤着“先生”，泪水无声地滑落。这一幕，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无声的痛楚和无奈，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摧残。

叶企孙的悲惨命运，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无数知识分子的缩影。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理智被狂热吞噬，人性被扭曲，历史被颠倒，正义被践踏。叶企孙的一生，就像一部充满悲情色彩的史诗，他的才华被埋没，他的贡献被抹杀，他的晚年充满了苦难和辛酸。他不仅失去了物质上的富足，更失去了人格的尊严，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幸运的是，历史终究有拨云见日的一天。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人们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叶企孙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1982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会议通过决议，为叶企孙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3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为熊大缜平反昭雪。迟到的正义虽然来得太晚，但终究还是来了。他的功绩被重新评估，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教科书和历史文献中。他的学生，那些“两弹一星”元勋们，纷纷站出来，撰写回忆文章，讲述恩师的教诲与风范，为叶企孙正名。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位“大师之师”，重新感受他那“为了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终生未娶”的伟大品格。他将自己的一生，像蜡烛一样，燃烧殆尽，只为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叶企孙的沉浮人生，是一段令人痛彻心扉的历史。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映照出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脆弱与坚韧。同时，它也像一记警钟，时刻提醒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每一个为国家和民族默默奉献的灵魂。叶企孙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如同他当年测定的普朗克常数一样，精确而永恒。他的故事，将永远警示我们，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应该铭记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人，让他们的精神永远熠熠生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科学的道路上，在报国的征程中，奋勇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告慰叶企孙等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默默奉献、含冤而逝的先辈们。

他们的故事，不应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