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发达国家将经历一轮令人疼痛的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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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的开支远超承受能力，遗憾的是，通胀最可能成为“脱身术”。

几乎放眼整个富裕世界，公共财政一片狼藉。法国债务节节攀升，更换总理的频率快得像凡尔赛宫更换假发一样；10月14日，新任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提出推迟上调退休年龄，这原本是为给预算“回归理性”提供支撑的改革。在日本，两位竞逐首相之位的对手都主张继续花钱，尽管国家债台高筑。英国在大幅福利改革基本搁置之后，不得不以大幅加税来填补预算窟窿，而且还是在去年宣称“只此一次”的税收上调之后。笼罩一切之上的是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而特朗普总统竟还考虑通过更多减税措施来扩大赤字。

政府能在超出自身能力这么远的状态下支撑多久。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已达gdp的110%；在新冠疫情之前，这样的水平只曾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出现。当年，英国几乎用一个世纪的“紧日子”来偿还债主。然而，正如我们在特别报道中所解释的，今天的政治人物在“收支平衡”上举步维艰。

利息支出上升与国防开支提高无法回避；人口老龄化则以不可抗拒的选举压力索取更多现金。加税同样艰难。在欧洲，政府收入占比已然很高；在美国，加税几乎等于自取选举失败。在普选时代，只有一次有七国集团经济体主要靠“勒紧裤腰带”而实现债务大幅下降：1990年代的加拿大，彼时正值“技术官僚”理念的高峰期。如今不要指望有人能复制这套做法。

或许你会寄望于由人工智能（AI）驱动的生产率增长，能替政府卸下艰难的预算抉择。可惜这多半是奢望。各国之所以能靠增长摆脱债务，往往是因为劳动人口在扩大，或是自身规模较小、正在追赶更发达经济体。AI这类突破性技术则不同。养老金与医疗开支通常随收入同步上行：在福利体系庞大的国家，生产率越高，这两项支出越会飙升。同时，按照标准经济模型，利率也会随之上行。若AI对增长产生“神迹”般的效果，如今投入在数据中心与芯片上的巨额支出还会更大。利率随之抬升，使存量债务的利息负担更沉，从而抵消更快增长带来的财政“红利”。

因此，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各国政府转而通过通货膨胀与“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来压低高债务的实际价值，正如二战后数十年间的做法。执行这一路线的“机器”已在央行体制内就绪，央行在债券市场的“身影”比比皆是。眼下，诸如特朗普与英国的奈杰尔·法拉奇等民粹政客，正以各种主张攻击本国央行，而这些主张会削弱抗通胀的“防线”。

物价上涨向来不得人心（你尽可以去问当下时运不济的乔·拜登），但通胀并不需要政治支持就会启动。上世纪七十年代没有人投票赞成通胀，2022年也没有。当政府拿不出成形的对策、仍奉行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时，通胀常常会不期而至。等到市场真正反应过来，往往已经为时已晚。

这更需要我们未雨绸缪，认真思考通胀如何伤害经济与社会。通胀会以不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从债权人流向债务人；从持有现金与债券的人流向握有房产等实物资产的人；从以名义金额签订合同与工资的人流向那些足够精明、能提前预期物价上行的人。通胀造成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谓“对财富的任意重组”。而这一切恰好可能与社会正在经历的其他“财富转移”叠加，让受损一方同样感觉“不公平”：在劳动力市场，AI接管大量例行性的办公室工作；在代际传承上，婴儿潮一代把庞大的房产财富遗留给那些“出身足够幸运”的子女。

这种多重方向的财富震荡，可能摧毁维系民主社会的中产阶层，搅乱社会契约。20世纪的阿根廷，长期受通胀困扰，从“全球最富的年轻国家之一”滑落为在一次次危机间摇摆的中等收入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竞争的已不是谁能创新、谁更高效，而是谁能“俘获国家”、利用公权力来躲避通胀的掠夺性效应。凡是领导人否认或回避预算约束、却以再分配为名行事的地方，其未来大致如此。十年前，本刊曾告诫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汲取阿根廷的教训。今天，我们把这份警示送给最富裕的经济体。

不过，螺旋式的下坠并非命中注定。上世纪七十年代持续的通胀，也催生了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当选。他们认为“稳健货币”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契约的核心。他们确立了一条正统观念：若要兑现公共债务，就必须让它们“有理可据且可持续”。美联储发起的“反通胀之战”，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树立了央行独立性的公信力。这一“技术官僚”模式随之传播。自1990年代以来，大多数新兴市场的通胀回落堪称奇迹。即便是四面楚歌的哈维尔·米莱，也未必不能带领阿根廷再度兴盛。

岔路口

富裕世界正立于岔路口，究竟是滑向崩坏，还是选择审慎之道。在不少国家，等到预算危机真正袭来时，执政者很可能是民粹派。或许他们会被归咎于这场乱局，反倒使重返稳健预算成为可能。各地还将形成由储蓄者与债券持有人构成的反通胀联盟。至于他们的声音能否被听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债券市场与政界之间的一连串交锋，而其中一些对垒不排除会演变得相当难看。

如果世界能够在更低的债务水平下走出困境，并对过度举债的风险保持清醒，那么某种意义上的复兴仍有可能。否则，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很可能会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