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怪物之名直击你的心魔——胆小者慎读！

《魑魅魍魉：我们的心魔和怪物的意义》，[英]娜塔莉·劳伦斯 著，张凤香 白文革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一部深入探索人类与怪物之间复杂关系的文化史与心理分析著作。作者娜塔莉·劳伦斯以跨学科的视角，从史前洞穴壁画中的兽人巫师、古希腊神话中的弥诺陶洛斯，到《圣经》中的蛇与混沌之龙，追溯了怪物在人类想象中不断演变的形象与象征意义。

通过剖析不同文化中的怪物叙事——从冰河时代的萨满仪式到现代科幻中的异形——劳伦斯带领读者思考：为何人类始终需要怪物？它们如何帮助我们面对生命的无常、死亡的恐惧以及自身潜藏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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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博学家莱昂纳多·达·芬奇在其笔记中曾给艺术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想让幻想动物看起来真实——比如我们假设它是一条龙——那么，让龙的头部借鉴獒犬或塞特犬的形态，眼睛像猫眼一样明亮而深邃，耳朵如豪猪的一般小而圆短，鼻子参考格力犬般细长，眉毛如狮子那般整齐浓密，颞骨像老公鸡那样轮廓清晰，而颈部则像水龟一样自由伸缩。”达·芬奇的这一绘画诀窍历久弥新，许多怪物的形象都是动物特征的巧妙拼贴。龙，作为最原始的“乌尔”怪物，融合了爬行动物、鸟类、猫科动物和鱼类的特质。1979年电影《异形》中的异形（Xenomorphs），是兼具哺乳动物的优雅、昆虫般的关节和两栖动物湿润皮肤的猎食者。它们会吞噬你的面孔，并将你的躯体作为孵化室——就像马蝇或几内亚线虫，如果它们体型增大千倍，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自然界中本就充满着难以想象的生物。观察蚂蚁面孔的微距摄影，就可发现那些刀片般的刚毛、冷酷的复眼和工业化的颚部。或者目睹纽虫捕食，它会突然伸出与身体等长的黏性线状口器，来捕捉猎物。用现有的存在稍加想象便能创造怪物。

我们的生活与其他动物息息相关。我们一直在狩猎它们、畏惧它们、食用它们、观察它们、模仿它们，与它们协作，并对它们深深着迷。因此，动物自然也存在于我们的幻想之中，构成了我们创造的大部分素材。它们是我们自身存在的活生生的参照物，我们用它们来象征自身的品质：狮子代表勇敢，驴子代表固执，孔雀代表虚荣。引用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著名的话，动物对“思考有益”。而怪物对思考甚至更加有益。

我们常将其他动物称为“creatures”（生物）或“beasts”（野兽），然而，这两个单词的字面含义并不等同于“animals”（动物）。它们深刻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复杂关系。拉丁语动词“creare”（创造）在中古英语中演变成了“creature”（被创造之物）。《牛津英语词典》将“creature”定义为“区别于人类的动物”。而《剑桥词典》则将其定义为：“一种不寻常或虚构的生命体”。《韦氏词典》则罗列了多重定义：“无论是否具有生命，被创造的生物可以是低等动物、人类，或是自然界中具有异常或不确定性特征的存在”，以及“一个依赖于他人或作为他人工具的实体”。作为“Creaturely”（受造物）则意味着它们不仅要按照人类的奇思妙想所塑造，还要屈从于人类的意志。

“beast”（野兽）这个词同样趣味横生。《牛津英语词典》追溯了该词是如何从拉丁语的“bestia”演变为古法语中的“beste”，并自中古英语时期以来一直保持为“beast”的历史。它既可以指“与人类相对”的动物——无论是“家养的”还是“大型或危险的四足动物”，更被赋予了道德评判的隐喻色彩：形容那些具有“野蛮或桀骜不驯”特质的人，或是“令人反感或不悦”的人或事物，甚至是指“极端残忍、暴力或堕落”的行为。我们把不愿面对的自我，冠以野兽之名。

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人类同样是具有兽性的生物，拥有与其他生物一样残忍、暴力和堕落的能力，甚至可能更甚。我们是动物中的一员，有着有机生命体不可避免存在的局限性。这种认识让我们感到不安，正因如此恐怖生物才会在我们的想象中横行。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描述了我们的动物本性如何激发了我们的文化：“现实世界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人们不愿承认。现实告诉人类，他们不过是些微小而战栗的动物，终将衰败和死去。”文化中的“幻觉”为我们提供了逃避的途径，使“人类显得重要，对宇宙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朽的”。文化使我们能够创造生活的神话，使存在变得更加容易；它帮助我们构建世界，使其更易于管理。一方面，我们创造神祇，给予我们永生的希望。另一方面，我们制造并驱逐怪物，以将自身的兽性推开。

我们所创造的许多最重要的怪物，都源自那些我们既猎杀又害怕被其猎杀的动物。美国作家大卫·奎曼指出：“时有可怕的食肉怪兽如厄运般自森林或河流中出现，噬人血肉”，这意味着“人类最早的自我认知之一，便是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肉躯”。狼、老虎、鳄鱼、熊、狮子以及其他偶尔会杀死并吞食人类的动物，不仅是危险的存在，更是残酷现实的印证。人体转瞬即沦为食物。我们通过将这些奎曼所称的“顶级掠食者”神话化为神祇，或者贬低为怪物来应对它们的威胁。如今，我们消灭了它们中的大多数。

数千年来，西方学者和神学家都试图区分“人类”与“动物”。关于“是什么让我们与众不同？”的答案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演变：从神圣的优越性和灵魂的拥有，到复杂的语言、自我意识和抽象思维。我们建立了文明准则，以坚定地压制我们思想和行为中更为野性的部分。我们将自己置于所有其他生物之上的等级制度的顶端，并编织了复杂的神圣秩序神话来强化这一观念。从亚里士多德伊始，“自然秩序链”（Scala Naturale）或“伟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就主导着西方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它将人类置于仅次于上帝和天使的位置，其他生命形式则按照复杂度递减的顺序排列在人类之下，从鸟类和哺乳动物，到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再到昆虫和带壳生物。在上帝与一群卑微野兽之间，人类唯一的明智之举是向上：竭力与“低等生物”划清界限，向神圣的境界艰难攀升。

正如自然哲学家梅兰妮·查林杰所言，“一万年的现代性”造就了一种“拒绝承认自己是动物的动物”。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愿将自己视为动物的动物，却持续忧虑着自身与动物的区别。我们强调诸如自我意识等我们认为是人类独有的特质，以此将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同时试图压制那些倾向于动物本性的自我部分。然而，切断我们与生物性的联系，也使我们与有机世界及其赋予我们的一切重要元素疏远。这让我们变成了不完整的存在，不断抗拒着野兽般的“他者”。怪物形象的历史反映了我们对动物本性的矛盾情感和需求，它们是这种复杂关系中的伤痕碎片，也可能成为修复这种关系的关键。

关于那些徘徊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微妙界限上的“怪物”，我想要探讨的内容远不止这些。这些“怪物”涵盖了诸如“胡子女士”这样的游乐场奇观，以及其他各类展览品；还包括对种族和国家的夸张且令人不安的讽刺描绘；更有因发育障碍而遭受诋毁的人们，以及我们与类人猿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充满政治与社会复杂性的领域，常常与权力和帝国的运作紧密相连，需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处理。

本书深入探讨了那些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社会以及自然认知的怪物形象：这些是我们与之共存、共思考的生物。我们从混沌与创世的传说开始，直至我们对《启示录》中末日及其灾难性怪兽的幻想，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最早的艺术作品到最新的媒体表现，我们将追溯人类想象怪物的历史。我们将看到，尽管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几千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性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现在，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悬崖边缘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这些怪物。

胆小者慎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