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春玲 | 周臣《流民图》，一幅离散的众生相

文 | 苏春玲

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的发达，画坛流派纷繁、各成体系，全面发展。明代中期以后，作为纺织业中心的苏州，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时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人名士经常雅集宴饮，诗文唱和，很多优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画自娱，相互推重。同时，绘画作为商品属性日益增强，交易频繁，商业绘画相应兴起，职业画家人数也随之激增。

受中国艺术独特的“重艺轻技”美学观影响，作为职业画家的周臣，画史地位不高，史料对他的记载并不多，也无具体出生年月，从少量史料中得知：周臣，字舜卿，号东村，主要艺术活动于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周臣早年拜于陈暹门下，以职业画家的身份活跃于苏州画坛。

最早记录周臣的是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所著的《四友斋丛说》：“周东村名臣，字舜卿，苏州人。其画法宋人，学马夏者若与戴静庵(进)并驱，则互有所长。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体中一高手。”可见周臣的绘画基础扎实，在当时也算得上院体画中的高手，可与同时代的“浙派绘画”开山鼻祖戴进并驱。

从师承来看，周臣师从陈暹，陈暹与沈周的老师杜琼是好友。沈周是文徵明的老师，文徵明与周臣的交往颇多，唐寅与仇英都师从周臣，同时，沈周在绘画上也授业指导过唐寅与仇英。可见，吴门画派的两位重要人物沈周与文徵明，以及到最后并称为“明四家”的唐寅与仇英，都与周臣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也可以说，在明朝的绘画史中，周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擅画人物、山水、花鸟，画风浑厚凝重、严谨缜密。作为一名职业画家，他存世画作颇多，如《春山游骑图》《春泉小隐图》《访友图》《寒鸦月夜图》等。

1516年初秋七月的一天，周臣在家中闲坐，忽然间想起了在街市上看到的一些人。他心有感慨，于是便把这些令他印象深刻的人物画出来，汇集成一套册页，这就是在画史中留下浓重一笔的《流民图》。

该册页共描绘有24个流民形象，后分为上下两幅长卷，每幅12人。前半卷藏于美国火奴鲁鲁艺术学院，此为后卷，藏于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

全卷采用散点式布局，画家用独立构图的形式描绘市井流民，人物皆独立存在，无情节联系，似乎在暗示社会关系的断裂，构成一幅离散的众生相，又像是一张张流民肖像画。背景完全留白，消解了传统长卷的山水场景暗示，迫使观者聚焦于人物本身，这种“无地景”处理，既隐喻流民失去土地依托的漂泊命运，亦强化画面的压抑感。这是一种构图与空间叙事的革新。

册页中，24位流民形象各异，涵盖乞丐、盲人、残疾者、卖艺者等，周臣以近乎人类学记录的精确性描绘其生存状态：溃烂的伤口、枯瘦的四肢、破损的草鞋，甚至人物面部因饥饿或疾病导致的扭曲表情，均以淡墨层层晕染，结合“高古游丝描”勾勒五官细节，形成触目惊心的真实感。这种特写手法更加强化了每个流民的外貌特征和性格特征，使人物流露出更为明显的悲凉感。

细看其中，几个乞丐发须凌乱、衣不蔽体，身背破菜篮，筋骨突出，或者刨着残羹剩菜狼吞虎咽，或者拄着拐杖目光呆滞；一位独眼老艺人，右手敲鼓，左手持快板，嘴里哼唱着什么，向行人乞求舍钱；还有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妇人，脖子长着瘿疮，右脚长着脓肿，右手杵杖，左手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婴儿，腰间挎着皮囊，还栓着系羊的绳子，这只同样瘦弱的羊大概是她所剩无几的最后一点财产，也是为她引路的眼睛和前行的动力……

乍一看画面，似乎给人以怪异粗鄙之感，毫无半点美感可言。然而综观此画，细细品阅，不由得惊叹作者画法之简洁有力，画像中神态、道具、特征刻画得细致入微，这当是画家平日就所悉心留意的生活细节，才可做到信手拈来又能生动传神。看惯了明代院体画的金碧山水和典雅萧散的文人画境，周臣这一幅《流民图》可谓石破天惊，撕开了艺术史精心编织的优雅帷幕，堪称一幅“盛世危情图”。那么，我们不由得深思，画家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幅画，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作为一名职业画家，周臣作画通常只落一个名款，没有题跋与具体年月，也不会记载作画时的心境，唯独在这一套册页后，他别出心裁地写下了题记：

正德丙子秋七月，闲窗无事，偶记素见市道丐者往往态度，乘笔砚之便，率尔图写，虽无足观，亦可以助警励世俗云。

高居翰在《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中提道：“除了1516年的《流民图》之外，他（周臣）从不记载作画时的心境及背景。” 周臣自述是“率尔图写”，但又题“助警励世俗”，由此可知，周臣定是为流民疾苦之相所动容，他对饥寒交迫的流民抱以同情之心，也隐含了对当局统治者无能腐败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希望此画可唤醒当政官吏的仁爱之心，能更好地体恤民情、安抚民众。

该画创作于正德丙子年，即是公元1516年，明武宗朱厚照在任的第十一年。有明一代，明武宗被视为最荒唐的一位皇帝。他将贪婪、残暴与腐败集于一身，成为皇权罪恶的典型。他于1505年即位后，便终日醉心于淫乐，政治黑暗，奸党横行，忠良正直之士仵逐殆尽，以致王朝反叛四起。以皇帝为首的皇室地主、勋戚贵族和官僚凭籍着政治、经济特权，掀起土地兼并的狂潮，搅得民不聊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大批社会直接生产者脱离土地沦为流民，流民走投无路揭杆而起，起义遍及于各省。据记载，正德朝共十六年，期间竟涌现出30多次显具规模的人民起义，遍及8个省区，以四川、北直隶、江西最为严重，还波及到山东、河南、南直隶、湖广等省，可谓是惊天动地。战火纷乱，加上赋税压迫、自然灾害、土地兼并等重重压迫之下的百姓流离失所，沦为流民。与此同时，周臣所生活的苏州，自古便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流民自是向着有生的希望处前行，大量因战争而逃难的农民们涌入江南。

周臣在亲眼观察街边民众后，创作《流民图》如实地描绘社会底层艰难求生的各色流民的形体精神状态，将苏州“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动以万计，扶老携幼，风栖露宿”的流民情态记录下来，揭露了社会黑暗统治阶级的无能腐败。

表现阶级矛盾揭露社会现实

这幅创作于正德年间的长卷，用焦墨枯笔勾勒出二十四组衣衫褴褛的流民群像，将明代艺术从文人雅趣的云端拽入人间烟火的泥泞。当我们的目光穿透五百年的时空阻隔，在那些佝偻的脊背与浑浊的眼神中，触摸到的不仅是艺术家的笔墨，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阵痛。

明代中叶的江南，科举制度催生出庞大的士人群体。他们本应“达则兼济天下”，却在日趋板结的官僚体系中沦为精神流民。周臣作为职业画家，虽未入仕途，却敏锐捕捉到这种集体性焦虑。《流民图》中匍匐前行的盲人乐师、背负幼子的行乞妇人，何尝不是士人精神困境的镜像？画中人物双目空洞的凝视，恰似知识分子在道统与现实夹缝中的迷茫。文人画家们精心营造的“林泉高致”，在《流民图》面前暴露出虚幻本质，那些烟云供养的精致山水，与周臣墨色淋漓的流民形成了尖锐的对照。这种对比不是技艺的高下之争，而是艺术立场的根本分野。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大都对百姓苦痛置若罔闻，不受现实困扰，追求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寄情山水，恣意泼墨，也成为我国绘画史最为常见的艺术表现主题。然而，《流民图》却以明白晓畅的艺术语言，借用写实手法塑造出鲜活的流民形象来揭示悲惨境遇，极具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这是中国古代人物绘画史上少有的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绘画作品，打破了我国古代绘画以浪漫主义色彩为主、依托自然景致抒发隐逸志趣的固化模式，拓宽了创作视野，丰富了表现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将绘画艺术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有益尝试，使绘画趋于再现市井生活与时代真实，使其作品具有从高高在上的美化生活转向反映现实、观照当下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而愈发为世人所感知欣赏。

相对于西方的现实主义源于17世纪卡拉瓦乔在绘画中将宗教题材世俗化、反映底层劳动人民贫困劳苦生活，兴盛于19世纪库尔贝对当代生活进行准确描绘、表现阶级矛盾揭露社会现实的主题，创作于16世纪的《流民图》，与之相比早了一百年。

现实关怀在后世不断回响

周臣这套册页作品原本并没有命名，最早的《流民图》源于北宋年间，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出现了灾荒，百姓流离失所，郑侠向宋神宗进《流民图》，用极为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饥民的惨状，宋神宗反复观图“寝不能寐”，随即下令罢黜王安石职务，废除新法，最后变法以失败告终。周臣作此画五六十年之后，后辈文人张凤翼（1527-1613）为画作撰写了赏观题跋，他第一次提出明确的解释：周臣画中那些流离失所的乞丐与残疾人，继承的是北宋郑侠《流民图》的政治讽喻的传统。郑侠的画隐喻的是王安石变法后的景象，而周臣的画隐喻的是正德年间宦官刘瑾、钱宁、江彬等混乱朝政造成的民生凋敝的惨景，画面同样表现的是因为社会动荡而流离失所的穷苦百姓，带有针砭时事之意，因此将这件作品为《流民图》。

事实上，我国古代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各种正史以及方志、杂史等记录古代灾荒文献数目庞大且种类丰富，但上述等史料，大都只是纯文字性叙述，表现形式比较单一，鲜见借助图表生动直观地反映灾荒史实。“流民图”的出现，意味着图文兼备的新型书写打破了我国古代灾荒文献惯有的纯文字式样，丰富了我国现实主义绘画的题材内容，还可用于劝赈救灾，且具有其他社会效用，历史价值和影响都不同凡响。

在艺术范畴，在周臣之前，极少有画家用笔墨着重描绘底层百姓的生活，除去郑侠《流民图》不论，目前所知有宋朝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唐《灸艾图》，但《纺车图》仅描绘了一户衣衫褴褛的贫苦农家纺织劳作，《灸艾图》描绘了6位村民在乡间薰灸治病，而周臣的《流民图》着墨人物多达24个。

这种现实关怀在后世不断回响。明代吴伟《流民图》、明末张宏《杂技游戏图》、清代胡葭《流民图》、清代黄慎《群乞图》，都可以在《流民图》中找到美学基因。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此获得了最具爆发力的表达。但由于文人画风潮日益兴盛，这种揭露社会内核的艺术精神传承举步维艰，直到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现代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老百姓皆过着食不果腹、苦不堪言的生活，许多艺术家在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绘画后受到启发，开始用中国画的材料表现本国的现实主义题材，从而反映时代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比如周思聪的《矿工》、蒋兆和的《流民图》等。

现在看来，明朝周臣《流民图》与20世纪初期的这些画家所传达的思想与精神是一致的，从画面所传递的氛围感受到画家对底层人民深切关怀的伟大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精神，其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都值得现代画家们学习，因此也使《流民图》成为中国人物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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