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耳欲聋》：虽不惊喜 却很震撼

◎闫泓琪

关注弱势群体，历来是现实主义题材影视作品的应有之义。我国最早关注到残障群体的电影可追溯至1925年的《盲孤女》，该片以悲情叙事书写底层苦难，奠定了早期残障题材影视作品悲天悯人的苦情基调。此后数十年间，这一题材影片鲜有，且多囿于悲情苦难、励志救赎的固化叙事模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将镜头聚焦残障人士，如《推拿》《小小的我》《不说话的爱》等，与早期的苦难叙事不同，它们摒弃了居高俯视的镜头语言，不再将残障群体置于被怜悯、被同情的位置，而是赋予其主体性，以平视的视角细腻铺陈他们的现实情感、社会困境与生命尊严。

正在热映的《震耳欲聋》是国内首部聚焦听障人群反诈题材的影片，根据CODA（听障家庭的健听子女）律师张琪的真实经历改编。影片并非单纯呈现听障群体的情感际遇和现实困境，而是以听障人群深陷房产诈骗为切口，串联起人性的挣扎与社会的思考，探讨个体在面对利益和良知时的抉择与坚守。该片上映后引发热议，以豆瓣7.5分的成绩拔得国庆档头筹，成为兼具票房与口碑的黑马之作。

将无声美学纳入影像叙事

《震耳欲聋》拓展了电影的表达边界。片中，“无声”被赋予了更多表意功能，承载着传递情绪、共情人物、象征隐喻等作用，成为电影中塑造听障群体最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这种独特的感官体验不仅没有削弱影片的表达，反而蕴藏着比呐喊更深沉、更震撼人心的力量。

片中，有三处对听障角色的主观视听代入：第一处是播放张小晨的伤人录像时，环境音及人物的说话声被抽离，导演通过黑白混沌的处理，将张小晨的恐惧与慌乱具象化地呈现在大银幕上，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第二处是庭审现场，当张小晨出现，妹妹张小蕊眼中噙着泪望向哥哥，周遭的嘈杂瞬间化为低频的嗡鸣声，两人用手语交流着对彼此的挂念，那一刻，寂静被拉长，整个法庭仿佛只剩他们二人，情感在静默中流淌，此时的“无声”拥有了任何语言都难以比拟的动人力量；第三处是张小蕊接受助学资助时，当她发现提供助学金的企业正是诈骗他们房产、导致哥哥入狱的启航金融集团，影片从嘈杂的环境音短暂切入到她听到的世界——伴随着断续杂音的“无声”，此时“无声”化作尖锐的表达，成为大银幕上可视化的语言，传递着她的不解、愤怒与控诉。

声音不仅能够让观众共情角色的处境、感受人物的情绪，更能直观地呈现出听障人士在现实中被剥夺话语权的困境：影片前半段，当CODA律师李淇踏入玩具厂大院，声音从城市的喧嚣过渡到低频的环境音，这种声音的转化清晰地揭示了闹市中听障人群聚居的角落与外界的疏离；潘阿姨报警那场戏中，她张着嘴、急切地用手比划，警察却无法理解她的意思，两人的沟通如同隔了不可穿透的屏障，直到黄毛出现，以威胁的方式将潘阿姨真实的报警诉求转译为“丢了一只狗”，真正的呼救声被无情遮蔽。这一刻，“无声”穿透银幕，让观众真切体会到了听障人士在寻求正义时面临的沟通壁垒与司法困境。

可贵的是，片中的听障群体并没有被塑造为弱势群体的符号标签，他们想要的不是怜悯与同情，而是公平和正义。他们是普通人，有好有坏，被骗是因为朴素又真实的情感和欲望，“给妹妹赚点学费”“给自己找个好点的养老院”“想戴个金镯子”，这些看似简单的愿望背后承载的是听障人士对生命尊严与美好生活的渴望。

教科书般的灰度人物呈现

如今，电影早已跳出在人物刻画上“非黑即白”的窠臼，塑造灰度人物已成为叙事的常态，但《震耳欲聋》的可贵在于对灰度人物把握得如此精准，对人性转变铺垫得如此细腻。檀健次以堪称精湛的演技，让李淇这个极具张力的灰度人物跃然银幕，在情感爆发力和人物完成度上都堪称教科书般的典范。

导演是个很会用镜头讲故事的人，片中几乎没有冗余的镜头，开头几分钟便把李淇的社会背景、职业身份、生存状态精准地勾勒出来：一个力图摆脱听障家庭标签，想拼命往上爬，却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的青年律师。他之所以同意接手张小晨案，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的CODA身份，只是出于名利的考虑，想要利用此案打造一个被公众认可的人设。终于，他名利双收，却面临着合作伙伴汤律师的离开与张小蕊的“鄙视”，争吵中他那句“我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有错吗？我想让自己、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有错吗？”的辩白，如一把利刃一次次剖开他内心的挣扎与不甘，同时也拷问着我们每个人：当个人利益与公平正义冲突，当“社会规则”与道德良知相悖，我们是否还能守住内心的底线？

值得称道的是影片对李淇自我救赎过程的塑造。与很多电影因一个事件便让人物“大彻大悟”不同，导演用了五个事件循序渐进地对李淇内心的挣扎、动摇、转变进行了铺陈：先是董主任去律所找他，希望他劝说听障群体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时的李淇急于与听障群体做切割，选择了冷漠回避；晚上，他回到玩具厂大院，发现昔日曾给予他温情的小卖部老板老马也陷入诈骗案，内心泛起涟漪；醉酒后，他遇到法律系大学生将其视作偶像，后者称许多同学受到他的影响，毕业后要去做法律援助；路上，他又遇到张小蕊，两人爆发激烈的争吵，在张小蕊责怪他是“哑巴”后，他情绪失控，将所有的压抑倾泻而出，当他声称“有个人跟你很像”时，心中的天平开始摇摆；最后，当他亲眼目睹吴阿姨因血本无归引爆煤气自杀，内心的正义被彻底唤醒。五个事件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情感递进上循序渐进、富有层次，使人物的成长与转变极具说服力。

让无声者的困境被看见

现实主义的力量，在于直面深渊的勇气。《震耳欲聋》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在艺术上的探索与商业上的成功，更在于它承载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它让无声者的困境被看见。

影片中，“哑巴”被赋予多重含义，表层是由于生理原因无法正常发声的人，更深层则指那些能够“发声”却选择沉默的群体：他们中有一部分因为恐惧、利益或冷漠，选择性失语；另一部分则是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被忽视——他们并非不能言说，而是从未被倾听。李淇和受到生命威胁的听障人士，正是这些人的缩影，他们可以“发声”，却选择“沉默”。

片中，李淇与汤律师在电梯中争吵的一段戏十分精彩，导演通过一个长镜头将两人置于狭小空间内，两人关于社会运行规则的激烈交锋呼应着影片的主题，社会运行的规则究竟是弱肉强食还是公平正义？影片给出了答案。当李淇最终选择站出来，为讨回听障人士被诈骗的房产，以近乎自毁的方式一边在法庭上用语言揭露金老板曾以30万元“贿赂”他，一边用手语打出“想要正义，只能自己为自己发声，这个世界不会有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时，影片爆发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总体而言，《震耳欲聋》开创性地将“无声”美学纳入银幕叙事，其长镜头语言的运用、叙事节奏的把握以及对主角人物的深度塑造，展现出一个新人导演罕见的专业性与成熟度。但影片也存在些许缺憾：相对主角人物立体饱满的塑造，主创对其他角色的描摹显得较为单薄。对反派角色的塑造，未能挖掘其深层动机，呈现人物的复杂性，仅让其成为一个“恶”的符号；对听障群像的塑造略显乏力，多数角色仅沦为凸显主角的背景板。与此同时，影片也未能完全跳出类型片的叙事桎梏，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以轻易预料故事之后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让人缺乏惊喜之感。

然而，这些瑕疵并未遮蔽影片整体的锋芒，其对现实的叩问力度与情感温度，赋予了该片超越类型本身的人文关怀与厚重质感，使其迸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震耳欲聋》值得、也应该被更多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