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家丁文江与湖南的不解之缘｜往事

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是中国近代著名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去世时年仅49岁，却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其一生，这位科学巨匠与湖南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壹

湖南人龙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丁文江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自幼聪慧好学，很早便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识字。5岁时，丁文江入蒙馆，“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之后，丁文江博览群书，写诗作文，在风气闭塞的滨江偏邑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神童”。

这样一个“神童”，如果同仲永一样“环谒于邑人”，那么很快就会“泯然众人”。不过，丁文江有幸遇到一位饱读诗书又富有见识的恩师。

当时，丁文江想要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依照惯例，需要地方官推荐保送。于是，丁文江前去拜见泰兴知县龙璋（1854—1918，字研仙）。据丁文江的兄长丁文渊回忆：“入谒，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弟文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日本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龙璋虽然是个知县，却并非等闲之辈。他出生在湖南攸县一个显赫的官僚家庭，曾祖父为秀才，祖父为贡生，父亲为举人，自己也在22岁时乡试中举。龙璋早年热衷于科举考试，但他的思想并不僵化，行为也不保守。尤其可贵的是，他还积极投身新式教育事业，提出“改革当始于教育”。出任泰兴知县时，龙璋对途经当地的留学者十分热情，为他们购置新装、提供旅费等，“一时志士皆所款接”。

龙璋

从丁文渊的回忆可知，龙璋对丁文江很是赏识。丁文江成为其弟子后，龙璋指导他读书治学，还将自家新刻的《宋元学案》相赠，以示激励。而龙璋对丁文江最大的影响，则是劝丁家父兄同意丁文江去日本求学。这在当时的泰兴可谓非常之举，因为“远涉数百里已非习见，遑论异国”，故而丁家“戚友多疑阻”。

其时，丁父也是顾虑甚多，举棋不定，特别是不愿幼子远离膝下。于是，龙璋以知县和先生双重身份进劝，陈说得失，因势利导，并承诺在旅费上设法周全。最终，丁家同意丁文江出国，丁父“举债以成其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清末推行新政之际。“奖励游学”政策甫一出台，湖南巡抚俞廉三即选派学子去日本学习军事和采矿等实业。1902年，湖南举办新政，大量创办新式学校，急需培养合格师资，湖南抚院决定派人到日本留学，为教育改革培养师资。经过各书院山长推荐和有关部门考核，选出了“年未满三十，而志虑忠纯，识量通达者”12人，胡子靖（1872—1940，湖南湘潭人，湖南新兴教育事业开拓者，所创办的明德学堂是湖南最早的新式私立中学，曾任湖南大学校长）便是其中之一。而龙璋是胡子靖的表兄，两人关系甚笃。在龙璋的托付下，胡子靖带着小自己15岁的丁文江一同去了日本。

丁文江到日本之后，与反清的留日学生多有接触，过着“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日后因缘际会，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往后，又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并获得双学士学位。

对于龙璋的恩情，丁文江始终铭记在心。1911年学成归国后，丁文江到长沙专门拜谒恩师。1935年，丁文江到湖南时，特意前往衡山凭吊烈光亭（鉴于龙璋投身革命，“厥功甚伟”，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湖南省政府特在南岳建亭纪念）。丁文江对同行的人说：“若不遇先生，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其间，丁文江睹物思人，不由赋诗缅怀：“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贰

从常德去长沙毫不犹豫要坐小火轮

1911年5月，丁文江从欧洲回国。他从越南进入中国，从云南进入贵州。游历云贵之后，由黔入湘，从镇远到了常德。

丁文江，摄于1911年

此次，丁文江在湖南境内时间不长，前后二十多天。但所见所闻不少，日后写进了《漫游散记》，主要篇目有《一千五百里的水路》《常德到长沙的小火轮》等。虽然是游记，却是一百多年前关于湖南特别是湘西的一份珍贵的记录。例如，他记述了潕水汇入沅江的情景：“沅州黔阳之间，滩比较的少，水流也不很急。在黔阳城西，潕水的正源从西来会。潕水的颜色是红黄的，沅水是清的，所以沅水又叫清水江。两条水会合的地方，清水与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

丁文江到常德的时候，正好遇上罕见的水灾，“从桃源向北到陬市要经过艟舫洲鹭鸶洲等几个大洲”，大部分淹在水中。在丁文江的笔下，当时的常德是这样的：“常德在沅江的北岸，是湘西第一个大城，人口有五六万。城是东西长而南北短，所以东、西、下南、上南四个城门都靠着江水。”

因为遭遇水患，“从江边进城沿途都铺得一尺多高的木板，城门口有好几寸的水”。幸好上游有没被冲破的石堤，“不然全城也都要淹在水里面了”。

从常德去长沙，丁文江毫不犹豫选择坐小火轮。因为他心里存了一个成见——“有小火轮坐了，当然不肯再坐民船”。更主要的是丁文江对小火轮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游记中写道：“凡有一件东西，我们自幼看惯的，或是用惯的、吃惯的，其实并不是真的好东西，只要隔了许多年不看见它，我们往往冥想它的好处，忘却它有什么缺点。”

果然，坐上小火轮后，体验与预想大相径庭。不过，这次旅途，却让丁文江对湖南的风土人情、山形地貌、水利交通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饮食为例，丁文江对小火轮上的伙食多年后还是记忆犹新：“太阳没有落，茶房就来开饭，我才知道每天是开两顿饭，不是三顿。开的饭是一碗白盐水汤，里面有几片豆腐，一碟子生咸菜，一碟子辣子，一大碗红米饭，我才知道洋棚里人所谓两荤两素原来如此，菜我倒不注意，那一碗饭实在糙得不能下咽。”

当时，丁文江买的是官舱票，比统舱票要贵，而且全船只有一个官舱，其条件尚且如此，统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清末民初，举国破败，民生凋敝，社会面貌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小火轮上的卫生、治安等也很糟糕。船上一个买办受伤，丁文江行李中正好有敷伤的药，便为其消毒、上药、包扎。那位买办倒也知恩图报，丁文江这才有机会吃到一回白米饭，混了一顿饱饭。

首次湖南之行，虽然时间短暂，但丁文江时时留心，所到之处“明察秋毫”，积累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为日后入湘考察做了良好铺垫。

叁

抱定强国救国精神却不幸殒命长沙

1917年春，为考察萍乡煤田、上株岭铁矿等自然资源，丁文江亲自前往江西。因江西与湖南毗邻，丁文江又在湖南境内做了勘探。7月，他在《远东时报》发表《中国的矿产资源》，颇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煤、铁、金、铜等矿产资源的储量、成因等。关于煤，丁文江说：“中国的煤是十分丰富的，没有一个省未发现煤，……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的煤矿资源十分有限，但湖南和江西是例外。”显然，丁文江对湖南煤矿资源的储量充满信心。

1919年，丁文江（后排左二）与梁启超、蒋百里等人参加巴黎和会留影

湖南是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九一八事变后，湖南成为支援前线的重要基地。在此背景下，勘探湖南矿产资源比以往更为重要。

1935年7月21日，丁文江在《大公报》发文，称“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四川、江西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言外之意，华北是第一道防线，一旦陷敌，湖南、四川、江西将成为必须固守的一线，而云南、贵州则是中国的大后方基地。矿产资源对于抗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摸清粤汉铁路一带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状况，特别是“沿粤汉铁路惟一的重要煤矿”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的情况，丁文江于1935年12月又一次入湘。当时，有人劝丁文江不必亲自前往，但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我说的话和我们的主张方可发生较大的力量。”

12月7日，丁文江一行到了湘潭茶园铺车站。车站距谭家山煤矿还有15里路程，丁文江坚持步行前往。沿路见到有特征的岩层，他都要仔细测量其倾角和走向。到了谭家山，他吃过午饭，顾不上休息，即下矿。矿洞倾角只有45度，斜深有170米，而且洞内温度很高，穿单衣还汗流浃背。但丁文江不顾个人安危，也不顾路途疲惫，硬是下到了洞底，取得了精准的煤系倾角和厚度数据。

时为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的凌鸿勋回忆，丁文江为探查粤汉铁路沿线可开的煤矿，对此次入湘做了比较系统的计划：“在君先生以为湘南虽多煤，然苟非靠近路线者，则运输成本较重。举其距路最近，而较有开采价值者，湘潭有谭家山，耒阳有马田墟，（郴州）宜章有杨梅山，广东乐昌有狗牙洞。谭家山产烟煤，且可炼焦。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之煤田，距铁路至近，惟系无烟煤。杨梅山、狗牙洞两处有无开采价值，则尚待研究。”

不幸的是，丁文江考察完谭家山后就病倒了。第二天，丁文江乘车到了衡阳，并与凌鸿勋相约次日一起前往耒阳的马田墟。孰料，丁文江夜里煤气中毒。半个多月后，丁文江病逝于长沙，亲临那些“尚待研究”的煤矿也就成了未竟之愿。

虽然丁文江入湘次数不多，每次在湘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尽可能地对湖南的自然资源作了考察和研究，并绘制出矿藏剖面图和矿产分布平面图，包括《湖南省矿产分布图》和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等矿藏的剖面图。

根据相关资料，湖南的很多矿藏地都曾留下丁文江的足迹，“他勘探过的郴州汝城瑶仙钨矿、株洲茶陵铁矿、攸县煤矿、常宁水口山铅锌矿、衡东县湘衡盐矿以及离衡阳最近的湘潭谭家山煤矿，还有湘西辰溪煤矿、新晃汞矿等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型矿藏都在抗战时期得到开发利用”。毫不夸张地说，丁文江为湖南乃至全国抗战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肆

破例葬在岳麓山

1936年1月5日，丁文江不幸去世。然而他与湖南的缘分还远未结束。

丁文江的逝世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单是湖南各界的反应就大有说道。

丁文江去世的第二天，湖南不少报纸公布了丁文江病逝的消息。其中，湖南《大公报》报道：“全国地质专家丁文江氏，前月由京来湘，调查湘省地质情形，在衡阳旅次因出发调查疲倦，自服安眠药片，随后又中煤毒，致发生剧病。赶请中外名医多人，赴衡救治无效，旋乘飞机来省，至湘雅医院诊治，亦未得救，遂于五日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在院病故。”

报道还说，“丁氏为吾国地质学巨子，与翁文灏齐名，今遽逝世，诚吾国学术界一大损失。不幸殒命之地适在吾湘，湘人对之当倍加怆感”。

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在致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电中称：“哲人云亡，至为不幸。已选购良材，敬谨装殓……”起初，何键拟将丁文江的灵柩运京，但很快收到各方意见，有的主张运回江苏，有的主张运至南京，而丁文江的遗嘱提到“余身故时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如此，将丁文江葬于长沙符合丁文江的意愿，也是最为强烈的呼声。

不久，时为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朱经农提议：“查丁氏为科学专家，此行纯系因公殒命。拟在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新校址划拨山地一亩，以为丁氏葬地，用示本省推崇学者之意。”对此，何键毫无异议，但却面临重重阻力，因为岳麓山“向例是不准安葬坟茔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曾被奏请入葬，均为湘省士绅阻止。谭延闿主湘时，也明确表示：“岳麓山名胜之地，湘省实革命首义之区，侠骨众多，山地有限，以黄（兴）、蔡（锷）二公曾受国葬荣典，均未指葬该处，其他殉难烈士，更未便率予准葬，妨碍古迹，所请应无庸议。”谭延闿还曾发布命令，“非奉有国葬明令者，不能进葬岳麓山”。就在1936年2月，湘省政府正式通过了岳麓山名胜区不再进葬的条例。

对于丁文江，湖南各方却给予了最大的破格和优待。在何键、朱经农等人的推动下，最终决定将丁文江葬在岳麓山。

岳麓山丁文江墓

1936年5月3日，由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湖南分会等六团体发起的丁文江追悼大会在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大礼堂举行，社会各界1000多人到场。何键在悼词中说：“先生为国内有名之科学家，其贡献于国家者甚多，且均已收到极大的功效。先生抱定强国救国的精神，不辞劳瘁，来湖南工作，不幸在湖南逝世，然其精神实足以永为国人的楷模。因此湖南各界人士，对于先生非常敬仰。”

时至今日，这番话也是实事求是、切中要义。应该说，丁文江魂归湘土，是他的遗愿，也是湖湘儿女对这位大科学家的深切敬意。

1940年3月14日，中国地质学会第16届年会在重庆大学大礼堂举行。会上，李四光致辞，并为“丁文江氏纪念奖金”授奖。首届纪念奖金的获奖者是湖南地质学家、地层古生物学家田奇隽，因为他的泥盆纪地层研究取得了突出成果。

丁文江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湖南省政府拨款将其墓地做了修复。墓地有四柱三门石坊，石坊后为圆形墓冢，围以圆形护栏。墓冢前立有石碑，上书“丁文江先生之墓”。

由于种种原因，丁文江之墓没有墓志铭。如果要为这位中国地质事业奠基者补上墓志铭的话，也许就是他自己喜欢的那句话：“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工作，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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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丨 亚闻

美编 丨 黎珊

初审 丨 小可

复审 丨 叶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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