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兴公司十次被诉陷入“生死局” 沈阳中院司法正义再受质疑

近日，辽宁省沈阳中院一起涉企错判案件引发广泛关注：民企老板范海生因卷入假冒专利案被错误羁押212天，沈阳中院最终仅赔偿15万余元，不足其律师费一半，范海生已决定申诉。此案将沈阳市司法裁决公正性推上风口浪尖，而同样由沈阳中院裁决的沈阳市北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兴公司”），正深陷十次诉讼的“生死局”，其遭遇的争议性裁判，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沈阳中院司法正义的质疑。

（沈阳中院实拍）

北兴公司十次被诉：五年缠诉拖垮经营，6天速判引爆裁判争议

自2020年起，北兴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天兴公司、启志汽修）与股东祝某鑫、祝某陷入持续诉讼，五年间累计被提10起诉讼，其中6起为“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核心诉求均以“未依法通知股东会”为由请求撤决议。

诉讼时间线贯穿五年：2020年10月，二人首次起诉北兴、天兴公司；11月以“股东知情权”再诉；2024年8月起诉启志汽修；2025年3月，祝某鑫诉天兴公司被驳回后，立即针对北兴公司股东会决议提新诉。

这场“决议—被诉—撤销—再决议”的循环，已让企业濒临半瘫痪。2025年1月，北兴公司合作方因“稳定性存疑”暂停项目；天兴公司原监事离职，因决议存诉无法变更登记，2022年经营期限届满后，延期决议也因诉讼搁置，面临“无证经营”风险。而小股东借“程序瑕疵”缠诉成本低、周期短，却能直接卡住企业决策咽喉。

争议焦点集中在北兴公司与祝某鑫的最新决议撤销案。2024年底，北兴、天兴对祝某鑫的通知方式完全一致：距会议44天前，通过其身份证地址、预留地址寄EMS，同时用预留手机号发短信、指定邮箱发通知，短信、邮箱均显示“送达成功”。但祝某鑫拉黑公司微信、拒收律师函后，仍以“未收到通知”起诉，由此引发“同案不同判”。

沈阳中院审理北兴公司案（（2025）辽01民终9609号）时，未考虑祝某鑫长期在加拿大、短信邮箱是合理跨国送达方式，未审查其规避行为，也未参考“规避送达视为送达”的规定，仅用6天判决撤销决议，理由是“未证明邮箱仍在使用”“未电话通知”。

北兴公司实名举报称，沈阳中院某合议庭“故意遗漏关键证据”：2024年10月12日公司已微信发送会议通知，早于12月4日正式通知，而祝某鑫12月4日拉黑联系人，属主观阻断；公司已明确李某为授权联系人，其通知属履职，法院未审查便认可股东“无权通知”抗辩。业内质疑：“连关键证据链都未审，6天判案不是效率，是草率。”

沈阳中院司法争议：机械裁判致《公司法》“失灵”

北兴公司案暴露出沈阳中院三大司法偏差，不仅让《公司法》地方执行“变味”，更纵容恶意诉讼。

一是“机械司法”陷“唯程序论”。法律未规定“股东会通知必须电话通知”，尤其对跨国股东，短信、邮箱更高效，但法院以“未电话通知”否定送达效力；《公司法解释四》第四条明确“程序轻微瑕疵且无实质影响的，不支持撤销”，祝某鑫持股仅10%，控股股东祝啟恒持股75%，远超三分之二表决门槛，即便其未参会，决议结果不变，法院却忽视这一核心事实，只盯“程序瑕疵”。

二是举证责任“错位”。按规定，股东应书面告知联系方式变更，未告知导致未接收通知的，后果自负。但法院要求北兴公司“证明祝某鑫的邮箱仍在使用”——祝某鑫从未告知弃用该邮箱，企业根本无法举证，相当于为股东恶意行为“买单”。

三是未规制滥用诉权。祝某鑫与北兴及其关联企业反复诉讼，通过拉黑、拒收等方式阻碍通知，意图干扰经营，法院未审查其缠诉行为，反而支持诉请，为小股东借程序漏洞狙击企业打开方便之门。

司法失信危害：营商环境遇“信任危机”

范海生案的赔偿争议、北兴公司案的“同案不同判”，已让沈阳中院司法公信力严重受损，危害远超个案。

对企业而言，司法不确定性让经营陷入“恐惧”。北兴公司为应对程序风险，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证据保全”，构建微信、短信、邮箱、EMS等多渠道证据链，公司治理从“提效”沦为“程序奴隶”，决策僵化、活力尽失。更让企业困惑的是：“开股东会必须大股东本人电话通知？短信、邮箱等法定方式无效？”决策合法性失去判断标准，陷入“做决议怕被诉，不做决议难经营”的两难。

对沈阳乃至东北营商环境而言，司法偏差加剧“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担忧。司法公平是营商环境的核心底线，若法官机械裁判、《公司法》执行“变味”，不仅本地企业陷“诉讼泥潭”，更会让外地投资者却步——“若这成沈阳司法常态，谁还敢来辽宁投资？”

更深层的是，司法公信力流失动摇企业法治信仰。当程序正义沦为恶意诉讼保护伞，“同案不同判”成常态，法院未能实现实质正义，不仅破坏经营秩序，更侵蚀市场法治根基。作为东北重要工业城市，沈阳司法系统能否纠正偏差、规制权利滥用，关乎北兴、范海生等当事人权益，更关乎东北实体经济信心，关乎“投资不过山海关”标签能否撕掉。

目前，北兴公司仍在奔波再审，范海生坚持申诉。公众期待沈阳中院正视争议，尽快统一裁判标准，明确“有效送达”“规避送达”界定，对恶意诉讼依法驳回并纳入信用公示；更期待法院在程序与实质正义间找到平衡，不再机械用法，真正做到守护企业权益，重建司法信任。

（本文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述内容均来自举报材料旨在客观呈现事件多方视角，最终结果以监管部门调查结论为准。本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