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六月,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声很短,那一下就把一个家给打没了,吴石倒下去的时候,吴健成才七岁,大姐十六岁,他母亲王碧奎还在军法局里关着,消息都传不进去,家门锁早就换了,房子也没了,谁管你是什么烈士家属,姐弟俩就在街边,火车站的长椅上,庙门口,找个能躺下的地方就睡,布包里就一点药,一个搪瓷碗,两件旧衣服,夜里的风是真冷,台北的春天那股凉气能钻进骨头缝里,吴学成把中药渣子冲水给弟弟喝,说是咖啡,弟弟一咧嘴,她自己指甲都磨出了血,没人管,也没人问,烈士家属,就是这么过的。
拉他们一把的,偏偏是个“对家”,吴荫先,国民党军官,是亲戚,可当年在南京,跟吴石能拍着桌子吵起来,两个人意见不对付,谁也不服谁,到了1950年,别人都躲着他们家,吴荫先就一句话,“我不管他们什么身份,就是两个孩子”,家里人劝他,他夫人哭着拦,收留共谍的家属,这哪是开玩笑,可他就是咬着牙把人带回了家,6月10号那天,枪决,去认尸,火化,下葬,全是他一个人扛下来的,他身上没什么大道理,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一个很温和的人,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吴石的骨灰就放在台北一个很小很小的庙里,孤零零一放就是四十一年。
吴学成,十六岁,一个人把家顶起来了,擦皮鞋,洗衣服,帮人接生,什么活都干,就想着让弟弟多读点书,她自己初中都没念完,攒下的钱都缝在围裙带子里,弟弟拿去交学费,后来她嫁给一个退伍老兵,忍着熬着,就怕弟弟的路断了,丈夫喝醉了酒,拿烟头烫她,她愣是不敢吭一声,怕弟弟知道了读书不安心,她不是烈士,也不是干部,更没什么英雄称号,就是那种最不起眼的人,撑着弟弟往前走。
吴健成三十四岁才从台大毕业,拿到了去美国的奖学金,他把钱塞回姐姐手里,姐姐没要,送他去机场那天,台北机场的风吹得人心里发慌,他的眼泪掉在姐姐的手背上,一句话都没说,可他心里全明白了,姐姐这半辈子,都在给他铺路。
他能去成美国,这里头还有个事,外人不知道,熟人心里都清楚,能拿到全额奖学金,那封推荐信,是当年跟父亲“吵过架”的吴荫先写的,送他走之前,吴荫先把信塞进他行李,说你爸当年是个好人,走得不冤,吴石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最后是自己的对头,帮着把孩子送出了国,很多事,真的说不上谁对谁错,就看那个节骨眼上,谁能咬着牙替别人扛一下。
三十一年就这么过去了,1981年,洛杉矶机场,四个孩子又见面了,都成了大人,母亲王碧奎坐在轮椅上,人很虚弱,一家人第一次一起给父亲上了香,饭桌上,谁也没提当年的事,吴健成轻声说了一句,爸要是不那么倔,这个家也许就不会散,一桌子人都安静了,母亲从包里翻出一封旧信,上面就一句话,“吾之选择,非为党派,实为苍生”,吴健成后来把这句话刻成一枚印章,一直带在身上,以前不懂,现在懂了。
骨灰是1991年从台北送回北京的,1993年母亲也去世了,两个人合葬在西山福田,1949年散掉的那个家,最后总算是又在一起了。
可这条路的代价呢,大姐的青春都拿去换弟弟读书了,小儿子三十四岁才毕业,比别人晚了十年,母亲坐了半年牢,出来没身份没户口,骨灰在小庙里放了四十一年,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是姐姐一分一分洗衣服擦皮鞋凑出来的。
烈士的名字是很高大,可不能光记着烈士,还得记得后头那些不吭声,把一地烂摊子慢慢收拾起来的人,是他们让一个碎了的家,又重新拼出了一点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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