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发现史上的“乌龙”与“肿胀”

我要先跟你讲一个听起来稍有点枯燥，但特别基本、关键的问题——三星堆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你可能觉得这很简单，但实际上，关于发现时间就有1927年、1929年、1931年三种说法，关于首次发掘时间也有1932年、1933年、1934年三种不同的表述。连发现时间都存在如此多的争议，这在考古界也是很少见的。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仅是在缓缓走入三星堆的世界，其实也是要和你分享一些考古学者做研究的思维方式。

在广汉市城西约7公里处，有一座形如月牙的小土台，当地人称之为“月亮湾”。 在它南面，三座圆形的小土墩，和月亮湾一起形成了“三星伴月”之景，俗称“三星堆”。梳理早期的文献资料，最早的相关信息出自90多年前，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的美国地质学家戴谦和，时间是在1931年。他在文章中记述，农民燕道诚父子发现那批器物是在“四年前”，也就是1927年。

但后来的研究者往往不求甚解，抄来抄去，人云亦云。比如一位叫林名均的学者在1942年的文章中，可能是没有细审戴谦和的原文，就把一位叫董宜笃的牧师听说此事的时间1931年，误当成了发现时间。此后这个错误说法就一直流传下来。

关于首次发掘时间也是如此。明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维汉教授的英文发掘简报，写得清清楚楚是1934年春季，文中介绍“3月1日，笔者来到广汉，与当地官员对此次发掘作最后安排”，3月中旬“我们就认真地开始发掘”。但后来却出现了1932年、1933年等不同说法。我推测，1932年说可能源自林名均文章中的一个笔误。你看，这些看似枯燥的考证，其实反映了学术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我在梳理学术史时，比较注重对当时文献的引用和梳理，而一般不用当事人或其他人后来的追述，因为后者势必要掺杂进当事人写回忆文字时的想法和认知，他们会有意无意地“改写”当时的提法，从而形成“后见之明”。由此可见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

更有意思的是三星堆文化定名的曲折过程。我在书中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肿胀”与“消肿”。最初，学者们把三星堆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的所有遗存，都笼统地称为“三星堆文化”。这就像把一个地方不同阶段生活过的不同的人群，都纳入一个家族一样，本来各有来源，但都被编成连续性的叙事，眉毛胡子一把抓了。

这种做法违背了考古学的基本常识。一处遗址往往包含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堆积，遗址分期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应该做严格区分的。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给这个庞大的“三星堆文化”进行“消肿手术”。

首先是“首”的剥离——成都市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宝墩等一批可以早到距今四千多年前龙山时代的古城址，提出了“宝墩文化”的概念，这样就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遗存，从“三星堆文化”中分离出来。然后是“尾”的剥离——北京大学孙华教授等学者，将广泛分布于成都市区、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偏晚的遗存，命名为“十二桥文化”，也从“三星堆文化”中独立出来。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地域、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对同一批材料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和命名。总体而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者及其所属机构的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将遗址分期与考古学文化分期区分开来，而且多数学者倾向于大幅度上推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而其他单位的学者在材料刊布之初，就已经注意到二者间的差异并有所提示。

这种现象其实在考古学界并不罕见。我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候距离反而能带来更接近客观的认识。作为一个没有直接参与三星堆发掘的人，我恰恰可以站在这样一个相对超脱的位置上，来观察和分析这些学术史上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