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81年春节，成都龙泉镇的街上飘着鞭炮的硝味，王建明穿着新买的西装从香港回来，手里提着一个鼓鼓的皮箱，街坊们挤在晒坝边瞅着，箱角露出的洋酒瓶和录音机惹得人直嘀咕，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夸了半个月的香港回来的阔气人，口袋里还藏着一支能录音的钢笔。
镇上供销社的张婶记得最清，那阵子他天天往山沟里跑，老问厂里工人最近有没有发红头文件，这话传到派出所时，王建明正蹲在成都火车站啃凉包子，他盯的那两个朋友刚用一张空白支票买了台相机，那支票是军工单位的赵师傅借给他们的，临走时王建明塞给赵师傅一支金笔，说算是纪念战友。
香港茶餐厅的空调吹得人直打哆嗦，王建明缩在角落，手搓个不停，对面A哥推过来一杯酒，酒面晃着金光，穿超短裙的女的把个牛皮纸袋搁他腿上，说是台湾那边来的活动经费，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数钞票，枕头湿透了，前一晚A哥的脸冷了，说你不干？你拿台湾钱的事早报上去了。
抓捕王建明那晚，广州的出租司机老李纳闷，这小子怎么突然跳车往小巷子里跑，等警察从他怀里扯出那封写着“红药到手”的电报，车窗外的霓虹灯照着公安局那辆皇冠车，回成都审讯时，王建明的皮鞋底还沾着深圳罗湖桥的土，他说自己只是个逃债的，可技术科从那支金笔里倒出的录音带，清清楚楚录着龙泉镇军工厂的采购单。
后来镇上开大会放录音，赵师傅瘫在长椅上直哆嗦，王建明供出的两个人，一个在上海码头扛包，兜里揣着成都军区医院的X光片，另一个在雅安茶馆喝茶，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导弹试验场的坐标，老公安队长拍桌子骂，就这号人，差点闹出大事，散会时晒谷场边的槐树上还挂着半截红绸子，正月里王建明回来，大伙儿在这树下抢过他撒的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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