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 “祖宗之余烈”：权力怪兽的诞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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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始皇虽然是公认的“千古一帝”，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其实是被大大夸大了。

秦始皇个历史功绩是统一了中国。然而，中国的统一运动既不是出自秦始皇的意志，也不是由他亲手启动。春秋以降的统一运动，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结果，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历史过程。秦始皇只不过是接力赛的后一棒选手。

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绩”是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皇帝制度，或者叫“大一统郡县制度”。然而这个制度并非秦始皇的原创，而是春秋战国以来大部分思想家共同努力构建的。其实，除了发明了“皇帝”二字，以及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等文字细节上的贡献外，秦始皇对于“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并无思想性的建设。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贯彻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政治设计而已。

甚至“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商鞅时期就开创的先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丈尺”。秦孝公十八年（前344）颁布的“商鞅方升”就是这次改革的实物证据。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也曾经“燔诗书”。

可以说，秦始皇是一个实践者而非思想者。他的特点是执行力超强，而非创造力出众。他的功业是建立在“祖宗余烈”的基础之上的。

二

秦国是一个铁血之国，它诞生于西周和东周交接的时代。

它在天下主要诸侯国中是特殊的。

第一，它年轻。

秦人起源于甘肃天水一带，是周代的一个边缘部族，本属“蛮夷”。周初分封的时候并没它的份儿。西周末年，犬戎进攻周王室，大部分诸侯不管不问，独质朴的秦部族积极勤王，“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史记 • 秦本纪》），在战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被感激涕零的周天子封为诸侯。秦国作为一个国家由此正式出现。

因此秦国是一个边缘型的落后国家。和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的历史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三百年。

第二，它落后。

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汉书 • 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作为一个地处偏僻的后起国家，秦国文化上也非常落后，李斯谓“士不产于秦”，荀子说秦国“无儒”。秦国人才都是从外面聘请来的。

第三，它的发展轨迹特殊。

周代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以礼乐文明为努力方向。即使边缘型的国家，也都全力中原化，努力由“蛮夷”而进为“华夏”。但秦国的发展路线却相反。

秦国立国之初，也曾倾心中原。但是到了第九位君主秦穆公，他对比中原与蛮夷，认为“中原化”或者说“礼乐化”会使一个国家丧失尚武精神，因此果断中止“中原化”进程，向戎狄开拓，“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吞并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秦国的文化面貌因此发生了明显变化。考古发现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不属于中原国家，而属于西北少数民族。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独特的。秦国和游牧民族一样，百姓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与中原散漫的农业文明比，秦国文化具有纪律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了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这些特点导致秦国一直被称为蛮夷，受人歧视。“六国卑秦，不与之盟”，“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但也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秦国在新型权力怪兽诞生的过程中夺得了先机。

三

在皇帝制度诞生之前，中国运行的是一种旧的权力机制，叫“封建制度”。

这种制度以血缘为基础。周天子把天下土地分封给了自己的叔伯兄弟，让他们代代世袭。诸侯在国内，也同样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人。天子用管理家族的方式，管理天下。

然而，这种旧的权力制度有着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

第一，血缘作为各级权力间的连接纽带和黏合剂，有其先天的弱点。因为血缘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淡。各国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亲情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和约束力。

第二，封建制下，各级权力的控制力不强。封建制是一种自治制度，各个诸侯国自行其是。周天子的权力向下只能到达诸侯，而到达不了诸侯的下一层，也就是卿大夫。同样，诸侯也只管得了卿大夫，而管不了卿大夫的下一层，即士。这就如同欧洲封建时代的一句话：“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地百姓，只对自己的直接领主唯命是从。在效忠对象之间出现矛盾时，他们只会选择忠于自己的直接领主，与上级领主对抗。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诸侯越来越尾大不掉，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中央政权的权威急剧衰落，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解体。西周很快变成了东周，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天下一片混乱。不再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相互之间你争我夺，大打出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 • 离娄章句上》）

在现代人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生机勃勃，思想活跃，可是，身处历史当中的人的感受与后世的人往往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哀叹、抱怨和诅咒。在老子眼里，春秋时代是一个充斥着“昏乱”“杀人”“甲兵”“盗贼”“食税”“民饥”的末世。孔子同样为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乱时代。

漫长的混乱，让所有人都苦不堪言。从西周灭亡那一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恢复天下秩序。

虽然先秦各学派一直在彼此攻讦，甚至视若仇敌，但在“国不堪贰”（《左传》）也就是天下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一点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他们把视力所及的中国大地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致认为，分裂必然导致天下混乱，战争连绵，民不聊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氏春秋》）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 • 万章上》）面对“天下恶乎定”（即天下怎么才能实现稳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孟子 • 梁惠王上》），即只有通过统一。荀子也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荀子 • 议兵》）

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他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富强安定。（《墨子 • 尚同》）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统一会解决一切问题。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老子 • 第三十九章》）法家则是对大一统政治制度贡献多的一个思想流派。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韩非子 • 扬权》）

因此，中国的大一统政权建立不是哪一个人灵机一动的设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的结果。翻翻诸子百家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大一统是春秋战国时代诸派学者一致憧憬的政治目标。

诸派学者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建立大一统不能重复周代的老路，必须树立一个势高权重的中央权威，直接统御天下。因为走老路的结果，必然是不久之后，天下重新分裂。正如后来秦始皇时代讨论“郡县”和“封建”两种制度的优劣时李斯所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如果再建一个周朝一样的体制，分封同姓子弟，结果必然是后来血缘疏远，相互攻击，天下大乱。封建制必然会导致战争不断。

因此，新式的权力必须是中央集权，君主把权力集中起来，强力控御天下。

墨家认为，要结束天下混乱无序的状态，就必须竭力推崇君主，树立君主权威，天下有了重心，自然大定。“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墨子 • 天志上》）

儒家的荀子学派也认为，君主要成为“参天地”的超人，成为“万物之总，民之父母”，要处于至尊的位置，没有任何人能与他匹敌，以的权力指挥一切：“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荀子 • 正论》）

法家更是强调加强君主的权威。《管子》的《明法》开篇就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也就是说，治国之道，是君主大权独掌。乱国之道，是大臣以术胜主。君主位尊而大臣位低，并不是因为大臣忠爱君主，而是因为君主以权势压倒大臣。

韩非子也认为理想的境界是君主一个人独断：“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 • 外储说右上》）

因此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无数哲人智慧的结晶。“皇帝”的诞生虽然是在公元前221 年，但是这一制度的伏脉可以往前追溯四五百年。

那么，如何建立君主集权制度呢？各家学派思路不太一样。

墨子的想法是集选举制与统一思想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做法于一体。他说，人的思想不统一，就容易冲突，甚至父子兄弟也常因意见不同而相互怨恨，这是天下混乱的原因。所以首先要由所有人一起来选举一位品德尚的人做君主，然后由他自上而下，建立起高度集权、等级分明、服从的行政体系。

即使你没什么政治经验，也能看出这种思路有点自我矛盾，可操作性不高。

儒家当中的荀子一派则主张天子要“隆礼至法”，君师合一，礼制和法制结合，让君主“势至重而形至佚”（《荀子 • 正论》），达到“亿万之众而抟若一人”（《荀子 • 儒效》）。君主要好礼义，尚贤能，“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百姓畏服礼法，君主指使他们就像大脑指使自己的四肢一样。这听起来虽然很美好，却也有些迂阔不着边际。

只有法家的思路明确简便。法家认为，不必改变统治者的产生方式，也不必把统治者变成圣人，关键是把贵族制度改造为郡县制度。所谓郡县制度，是指不再把国土分封给国君的血亲，作为他们的封地，而是由国君派出官员直接管理。

这样一来，君主可以保证权力集中。在分封制下，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被当朝的天子或者国君赐给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恃无恐。但郡县制下，郡守和县令不是世袭的，而是由国君任命的，可以随时更换。这就杜绝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尴尬局面，官员对国君必须唯命是从。所以国君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可以达到如臂使指的境界。至于原来的贵族，可以用钱养起来，正如李斯所说：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郡县制下，可以用收上来的税赋重赏皇子和功臣，即便他们不听话，也很容易制服，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四

法家的思路得到了各国君主的肯定。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各国争相展开变法。从公元前7 世纪到公元前4 世纪，改革成了各国政治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首先举起改革大旗，接着，李悝在魏国，赵烈侯在赵国，吴起在楚国接连兴起改革大潮。

但是，传统的惯性是强大的，改革在各国都遇到了重重阻碍。虽然在很多国家取得了局部成果，但大部分都是半途而废。比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因为楚悼王的去世而终止，吴起被旧势力射杀，改革措施大多被取消。

只有商鞅变法与众不同。

商鞅变法在各国的变法当中的时间排序是比较靠后的。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基本相似，商鞅的“徙木立信”，取消世卿世禄，建立郡县制，奖励军功，鼓励耕战，每一条都是别的国家曾经做过的。

但是，只有秦国的变法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让秦国脱胎换骨，迅速强大起来。秦国的变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商鞅的能力比吴起等改革家更强，而是秦国在春秋诸国当中文化落后，性格特殊。

法家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反叛者而出现的。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是“人性善”。因为社会是按血缘方式组织起来的，大家都属同一个家族，或者有亲戚关系，所以相互之间提倡体谅包容，“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礼乐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宽容、仁爱、稳定。相比之下，法家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法家文化的性格直截、痛快、高效，它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思想完全围绕君主利益这个核心，围绕着提高国家军事能力这个根本目标。因此，法家变法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严刑峻法，把百姓都变成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把国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

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统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能相信三个东西：法、术、势。“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所谓法，严刑峻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不听话的，狠狠打击，卖命的，就给高官厚禄。所谓术，就是权术。韩非子说：“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韩非子 • 饰邪》）皇帝出于算计用大臣；大臣们也是出于算计，才给皇帝服务。君臣之间，“一日百战”，因此皇帝一定要精于权术。所谓势，就是要造成中央权力的强大威势，压服分散的权力。这样就可调动起所有社会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样的理论，与贵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在有着礼乐文明基础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原国家很难彻底推行。这就是法家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碍，变法都进行得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法家思想在秦国如鱼得水，因为它的文化基础，Z适合法家文化的需要。这一点古人即已指明，《淮南子 • 要略》谓“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趋利。……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国的风气是贪婪、狠猛、残暴，所以才出现了商鞅变法。确实，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野蛮、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改变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前678），殉人66，穆公死时（前621），殉死者居然多达177 人，创了历史之。

所以秦国的民族性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在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政策，在秦国却能够顺利实施。

春秋战国之时，商业已经获得空前发展，但是商鞅对商人却深恶痛绝。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商鞅对那些弃农经商的人给予重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鞅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史记 • 商君列传》《商君书 • 垦令篇》）

不能经商，也不能到山中开矿，能做什么呢？只鼓励两件事：耕与战。

你或者上战场，为国家献出生命；或者努力种地，把收获的一大半交作军粮。

正如商鞅所说：“农耕，是人们视以为辛苦的活。战争，是人们害怕的事。要让人们从事辛苦的农耕，参加危险的战争，必须靠‘计算’。必须使老百姓只有种地，才能得到利益，其他的谋生手段一律禁止。使老百姓只有靠勇敢作战才得以获得功名，其他晋升方式一律取消。”

如果你不想耕也不想战，怎么办？进监狱。商鞅制定了极为残酷的法律，基本思路是“轻罪重罚”。人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犯“法”，小小罪过都可能割鼻断脚。《盐铁论》形容秦人的苦况说：“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国，杀人如斩草，用兵如弹丸，秦国人或者从军，或者运粮，死亡极众。

这样，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商鞅通过变法，把整个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所有秦国人都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零件。

这样一种体制当然会引起民间社会的反弹，为统一思想，控制舆论，商鞅不仅烧了书，还规定，民众“不得议”及国家的政策：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

除了“不得议”，商鞅还建立了互相监视的“告奸”制度。商鞅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纠察，保甲连坐制由此开始。商鞅通过“什伍”编户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叫他们互相监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人自危，“构造怨仇而民相残”。

不光是鼓励邻居之间相互告发，秦国还大力鼓励“告亲”。为了彻底破坏以“亲亲”“孝亲”“子为父隐”为标志的宗法原则，秦国提倡亲人间相互揭发。妻子告发丈夫，妻子的财产可免遭抄没；丈夫告发妻子，妻子的财产可以用来奖赏他。商鞅说：“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商君书 • 禁使》）

这一套严酷的制度，在其他国家难以推行，但是在秦国却很快落地生根，良好运转。秦国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由国家来全面垄断、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的新系统，很快获得了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的庞大兵源和巨额的军费。

弗朗西斯 •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说：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 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会战中，总共损失约5 万军人，而……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 倍。

除了压力也有动力。因为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前有军功爵位为赏，后有严刑峻法为罚，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秦人只好“勇于公战”，“民闻战而相贺也”。整个社会陷入对战争的狂热之中。“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商君书 • 画策》）

因此，商鞅建立的这种国家结构，即后世所谓的“秦制”，虽然文化上落后，政治上残酷，但军事上却有效。一头新型的权力猛兽在秦国成长起来，向周围国家亮出了它的利齿。

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许田波研究认为，从公元前656 年到公元前357 年，在160 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中，秦国只发动过11 场（约占7%）。由于受阻于黄河而无法进入中原地带，秦国只是影响“诸侯国间战争的一个不起眼的因素”。

而从公元前356 年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实力迅速上升。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221 年，秦国在96 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 场战争（约占54%），并取得了其中48 场的胜利。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 万名他国士兵。

因此，秦始皇是在“祖宗之余烈”的基础上开展他的事业的。

在秦穆公时代，秦国挥师西向，称霸戎狄，开拓疆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了秦孝公时代，更是因为任用商鞅变法而使秦国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一举成为天下大国。到了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时代，秦国在争霸战争中屡战屡胜，蚕食邻国，不断扩张，使相邻四国丧失了独力抗秦的实力。在秦始皇登基以前，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历代秦国君主已经为统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只差秦始皇的出现，跑好这后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