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 I 美国政治的“代”与“变

罗斯福/肯尼迪/克林顿

略说美国政治的“隔代继承”现象

代的自我意识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比较激动人心的一幕，无疑是四十四岁的戈尔接受四十六岁的克林顿邀请出任民主党副总统竞选人时发表演讲的那一刻。戈尔在演讲中声称：“在美国历史上，每一代人都把领导权交给下一代人。这个时刻再次到来了，现在是美国需要新一代领导的时候了！”戈尔的这番话使许多美国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三十年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的那句名言：“火炬已经传到了新一代美国人手中！”(The Torch has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ns）而事实上肯尼迪这句话本身在当时的听众中所勾起的联想则是一九三六年罗斯福接受总统提名时讲的另一句名言：“这一代美国人开始接受命运的挑战！”(This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as arendezvous with destiny) 从三十年代斯福的“新政”（NewDeal）到六十年代肯尼迪的“新边疆”(New Frontier)，到九十年代克林顿的“新誓约”(New covenant)，我们确实可以感到美国每一代人强烈的“代的自我意识”以及代与代之间的微妙承继性。

“代”的概念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经指出，“代”的自我意识在美国最为突出，其原因在他看来是因为美国民主制度之发达，因为“在民主制下，每一代人都形同一个新的民族”(in a democracy each generation is a new people)。换言之，“代”的概念并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非民主的社会中，个人的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y）主要是以各种“身份”(Status）团体为基础的，“代”这一概念几乎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认同的单位。例如在西欧封建制下，贵族的子弟与农民的子弟尽管可以属于同一代人，但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会使任何一方认为对方与自己属于同一团体。在印度种姓制下，不同种姓阶层的人从一生下来就已属于截然不同的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代”的概念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民主制下，特别是在比较彻底的民主社会中，各种身份等级已不可能决定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命运，同“代”人之间才有可能由于享有共同的经验而形成“代的自我意识”(The generational self-consciousness)

“代”与“变”

此外，“代”的概念乃是与“变”的概念相关的。只有当这一代人觉得自己不同于上一代人，不愿再照上一代人的方式生活，而竭力想“变”一种方式生活，这才可能形成“代的自我意识”。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变迁极其缓慢，每一代人都像他父亲这一代、祖父这一代，甚至祖父的祖父这一代一般无二地生活着，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代人不会觉得自己与上一代人有什么不同，而总是不由自主地按照上一代人的方式那样去生活，从而也就不具有必须“变”的强烈意识，亦即无法形成“代的自我意识”。只有在社会历史变迁日益加速的时代，“代的自我意识”才会日益明朗。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特点之一正如穆勒（Mill）所言，就在于历史变迁现在已经必须以每一自然生代为衡量单位了。而在此之前很久，历史变迁实际上乃是以无数代人为一代来衡量的。例如中国孟子所谓“五百年有王者兴”，实亦即是五百年间的数十代人在历史变迁中只相当于一代人！由此，毫不奇怪，“代”作为社会政治进程的一个单位，主要只是二十世纪的事。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西班牙政治哲学家戈塞（Ortega Y. Gasset）或可看作二十世纪“代际理论”的奠基者，前者著有《代的问题》(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后者则有《代的槪念》(The concept of Generation)。两人都强调，在现代条件下，尽管每一代人内部都有相互反对和对抗的派别存在，但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往往更多。用戈塞的话说，“十九世纪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彼此之间的相近性远大于其中任何一派与我们现时代人的相近性”。因为他们互相之间不论如何不同，仍然只是对相同的问题作不同反应而已，而下一代人则对上一代人的共同问题本身已不甚了了。由此，同代人之间无论如何相互对抗，他们之间的Identity往往远大于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Identity。曼海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同代人的成员们“在社会进程的历史纬度上占据一个共同位置”。

左图为《代的问题》书影，右图为戈塞

十五年即有新人出

“代”的概念在变动剧烈的现代社会旣然变得如此重要，那么，每一代人在历史中大约会占多长时间呢？曼海姆和戈塞提出，每一代人的政治生命大约为三十年左右。按照他们的看法，每一代人在达到政治成熟年龄以后，大约需要先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向正在台上掌权的那一代人挑战，而在后十五年时间中正式执政，这后十五年同时也就是他们自己受到再下一代人挑战的时间，并在这十五年后为下一代人所取代。这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一代人都有不下于上一代人的“代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大约每十五年左右会有一次较大的变动，亦即每隔十五年左右即会有一代新人以新的口号、新的观念逼上一代人下台，从而开始新一代的政治气象。

隔代继承

不难看出，在每一代人都有强烈“代的自我意识”的社会中，每一代人彷彿都被夹在中间，即他一方面要向上一代挑战，同时又受到下一代挑战，这样，第一代与第三代之间，由于都是第二代的政敌，反而显出了某种相同性。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最有趣的现象之一，这就是，现代社会尽管变动迅速，但绝不意味着人类历史之间就再无连续性和承继性，相反，这种连续性只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隔代继承！确切地说，每一代人无一例外都是在他们成长时期中的重大事件和主导理念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的；但是，在一个变动迅速的社会中，当这一代人达到政治成熟龄、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时，他们往往发现，这时的社会主导政治理念已经不是他们自己在成长时期中所形成的理念——因为第二代作为第一代的反对者已经取代了第一代，这时，作为新来者的第三代，自然会感到正在台上的第二代所秉承的政治理念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念（实即第一代主导时的政治理念）相当格格不入，因此在他们向第二代挑战时，实际总是会不由自主、不同程度地诉诸他们自己在成长时期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亦即第一代人的主导理念。换言之，第二代人在反对第一代人时，潜在地就已经反对第三代人，而第三代人在向第二代人挑战时，不同程度地也就在复活第一代人的理念。

由此，在一个每一代人都有强烈“代的自我意识”的社会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社会政治氛围变动之迅速，即曼海姆、戈塞等所谓十五年一变。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由于第一代与第三代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政治生活往往又具有三十年就出现某种轮回和复活的现象。美国政治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鲜明。从罗斯福三十年代的新政、肯尼迪六十年代的新边疆，到九十年代克林顿的新誓约，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隔代继承，三十年一轮回的现象。

“克林顿遇见肯尼迪”（1963年）

克林顿的政治理念形成于肯尼迪时代

今年克林顿竞选时，他的竞选班子制作的介绍克林顿生平的录影带给人印象最深的镜头之一，无疑是克林顿少年时代受到肯尼迪总统接见这一历史记录。克林顿自己也毫不隐讳地说，正是与肯尼迪握手那一刹那间唤起了他全部的政治抱负。肯尼迪就是他的偶像、肯尼迪时代的政治理念以及那时代的重大事件（民权运动等）就是克林顿政治意识形成时期最基本的精神资源。但是，当克林顿这一代步入政治舞台时，美国的政治氛围则已大变，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作为对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全面反动，已经主导了美国政治生活。克林顿当然对此不满，可以说，他当州长这十二年，也就是在民主党内纠集同道，开始向新保守主义挑战的准备时期，直至今年终于成功地击败秉持新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开始扭转美国政治的氛围。从他目前发表的政治理念、社会政策等等，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与肯尼迪及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之间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布什攻击克林顿想回复到里根之前的民主党时代，其实是不无道理的。当然，克林顿纲领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力图在九十年代的新形势下继承肯尼迪时代的理念。

美国三十年一轮回的现象

如果说，克林顿的政治理念乃是在肯尼迪时代所形成，并在上台后显示出对肯尼迪时代的承继性。那么，肯尼迪本人的政治理念则正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形成的（罗斯福执政的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是肯尼迪十三岁至廿五岁的最重要成长期）。同样，当肯尼迪步入政治舞台时则正是由共和党人在参众两院都组成多数的第八十届国会（一九四七年组成）对“新政”反攻倒算，以及随后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时。只是到一九六零年肯尼迪就任总统后，这一对“新政”的反攻才被制止，而肯尼迪时代与罗斯福新政之间的承继性，则史家早已书之不绝。

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综观二十世纪美国政治的发展，我们似乎的确可以说，它有一种相当明显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回现象。如果以总统选举作为一个方便的角度，那么，从一九〇一年西奥多•罗斯福当选总统发起“进步运动”、下接一九三三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一九六一年肯尼迪的“新边疆”、到一九九二年克林顿的“新誓约”，明显具有一种一脉相承的自由派传统；但同样，二十年代（哈定-柯立芝-胡佛年代）、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杜勒斯-麦卡锡时代）及八十年代（里根-布什时代）之间同样具有极为明显的一脉相承性，即保守主义的传统。可以说，二十世纪美国政治，大体即是自由派与保守派每方都“隔代继承”，三十年左右自由派或保守派来一次“复辟”的历史。

克林顿之后会怎样？

那么，克林顿以后会怎样？如我们所知，克林顿-戈尔这一代在美国被称作baby boom generation，用中国大陆多年前的话说，其实也就是所谓“温室中长大的一代”，亦即是在战后和平环境下高出生率的产物。在美国，baby boom generation这个词大体用来指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出生的人，其人数大约为八千万人，亦即差不多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然是个庞大的数字。但是baby boom这个指称其实多少有些误导，因为从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六年出生的人本身其实已经包含着两代人，粗略可以一九五七年为界（五七年是战后美国高出生率开始下降的一年）。这两代人，即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七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与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出生的这一代实际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前者（即克林顿-戈尔这一代，克林顿生于一九四六年，戈尔一九四八年）开始形成政治意识的时候正当肯尼迪和民权运动的时代，而后者即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出生的一代则已不具有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记忆，而是在里根新保守主义革命的八十年代开始形成政治意识的。一九八四年里根竞选连任时，在当时十八岁到廿四岁的最年轻选民群获得最大多数强烈支持，这批选民也就是一九六〇至一九六六年出生的，今年大约在二十五、六岁至三十一、二岁之间。有理由认为，里根主义在这一代人心中打下的烙印不大可能就这么挥之而去的，十余年或二十年之后，很可能就是这一代人会再度继承里根新保守主义的精神而登上美国政治舞台。

不过，就目前而言，克林顿—戈尔这一代将会主导相当一段时日。不管怎样，这是二战以后出生的人第一次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从这个意义上，美国政治确实已揭开了新的一页，或用某些评论家的话说克林顿的当选事实上意味着美国政治已抢先步入了二十一世纪。有鉴于美国是世界各大国中第一个已由战后出生的一代开始执政的民族这一事实，我们不能不颇为感叹地承认：美国人由于其政治新生代更替的迅速及时，至少在意识上似乎已经又一次走在其他民族之先！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