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5年10月14日下午，《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新书研讨会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馆举行。这部由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学”首倡人郑欣淼历时四年撰写的著作，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书封
主题出版需根植学术，合作模式开辟新径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在会上指出，今年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借着《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对历史的回望，是庄严的敬语。”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学”首倡人郑欣淼
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黄志坚表示，“《国家记忆》的出版不仅是对一段尘封岁月的深情钩沉，更是对文化不灭、国家永存这一民族信念的深刻印证。诠释了中华文明在危机之际守护文脉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为守住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新时代主题出版，提供了一个很好，很重要的范本。”
回顾成书过程，三联书店党委书记宋志军透露，郑欣淼先生对南迁历史“念兹在兹二十年”，书稿耗时四年完成，“发行之前还在反复修改”。“书中使用了大量一手资料，仅图片就有360余张，其中历史档案有100余件、200多张，还有各类照片80多张，所以说这是一部值得信赖的厚积薄发之作。正如郑院长在序言中所说，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峥嵘岁月，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保护中华文脉的一场壮举。”
史料、文笔、义理兼备，南迁研究“集大成之作”
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以“事理圆融”概括本书价值。他指出，本书史料翔实，“一网打尽”故宫、台北故宫及多家档案馆藏档案；语言晓畅，考据精细，义理明晰。“这是第一部系统性的南迁史学术著作，读此一书，余者可搁置。”
阎崇年
“郑院长若非以工作为研究对象，怎能到故宫一年即提出‘故宫学’？此书是二十年积累的爆发。”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称本书的出版“功德无量”。他回顾2010年重走南迁路的经历，指出本书将宫廷、博物馆与抗战三重传统融合，提升了南迁历史的文化价值。
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强调郑欣淼对南迁研究的引领作用。“从冷门到显学，郑院长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他特别提到书中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如马衡对文物返京路线的考量、石虎归还国子监的记载，体现了作者“对史料的选择性洞察与叙事周密”。
现场摆放的《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样书
档案深处觅真章，“一代故宫人以命相托的史诗”
郑欣淼在答谢发言时表示，该书写作的最大挑战在于史料挖掘与叙事间的平衡。“为查档案，我去了宜宾、乐山、峨眉等地档案馆，甚至通过孔夫子旧书网线索，钻仓库找马衡（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佚文。”
他生动举例：北京市档案馆藏显示，文物南迁时故宫博物院曾与市政路灯管理处签约。“文物要从故宫里运到火车站，当时从故宫的午门、端门、天安门一直到火车站，沿线都没有路灯。故宫博物院就找到北京交通管理路灯处订了合同，每一次运输时要临时加装路灯，用完当天就撤掉了。”
故宫午门悬挂“故宫博物院”匾额，摄于1948年。故宫档案馆藏
郑欣淼特别提到了书中对护宝人精神世界的探索。“他们不知抗战何时结束，支撑他们的是‘典守精神’——国宝重于生命。马衡抗战期间的诗作，从开端到胜利，完整反映了这批人的心路历程。”他还关注文物南迁对地方文化的影响：“贵州安顺的华严洞、马衡在乐山的讲学，都促进了当地文教网络建设。这些细节让南迁史不仅是故宫的，更是全国的。”
研讨会尾声，何奎总结指出，本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更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文明韧性的窗口。“从1933年2月起，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珍贵文物自北平启运，先后迁往上海、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又紧急疏散至四川、贵州、湖南等地……可以说是从沪上到巴蜀，万里烽火路。是一代故宫人以命相托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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