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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这位香港乐坛的传奇天后,即便在离开这个世界后,她的故事依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2003 年,她溘然长逝,却留下了一份独具匠心的遗嘱,其中的信托基金安排,仿佛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人性的复杂。
梅艳芳的一生,是与命运顽强抗争的一生。
自幼便在舞台上卖唱养家,凭借着卓越的才华在娱乐圈闯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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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她直至离世,都未曾结婚生子,心中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母亲覃美金。
深知母亲挥霍无度的性格,在患病后,梅艳芳委托银行设立了信托基金。
这份信托,饱含着她对母亲深深的关爱与担忧。
一方面,它为母亲提供了每月固定的生活费,最初为 7 万港币,后因通胀涨到 25 万港币,一年算下来有 300 万港币,同时还安排了司机、佣人照顾母亲的起居,为母亲的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另一方面,这也是她防止母亲肆意挥霍财产的“保险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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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能想到,梅艳芳离世仅仅四天,覃美金便带着儿子梅启明走上法庭,质疑女儿遗嘱的合法性。
她声称梅艳芳立遗嘱时神志不清,是受到药物的影响。
然而,法院调取的医疗报告,以及证人的作证,都清晰地表明梅艳芳在立遗嘱时头脑清醒,并且对母亲的经济习惯了如指掌。
最终,法院认定遗嘱完全有效。
但覃美金并不服气,又上诉到终审法院,直至 2011 年,终审败诉。
这场漫长的官司,不仅耗费了信托基金的大量资金,更让母女之间原本深厚的情感彻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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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基金的设计本就复杂,每月 7 万的生活费在当年已然相当可观,后续涨到 25 万,可覃美金依旧嫌少。
她花销大手大脚,还常常流连于赌场。
香港媒体多次报道,她不断向法院要求增加资金。
2009 年,她以想环游世界为由,索要 80 万港币,被法院驳回;2017 年,更是直接要求提前支取 7100 万,一次性拿走十五年的生活费,法院审查后再度否决。
即便如此,她仍不死心,几年后又以举办寿宴的名义申请额外 25 万,这次竟然获批。
一次次的诉讼,使得律师费成为信托基金最大的支出。
原本近七千万的遗产,在信托的打理下曾增长到一亿,然而,多年的诉讼和律师费用,如同一头头凶猛的巨兽,不断蚕食着资金。
到后来,梅妈账户里的钱逐年减少,仅够维持基本生活。
她身边的司机、佣人也一一撤走,信托能够发放的范围越来越窄。
即便如此,她仍对外哭穷,诉说钱不够用。
而她的儿子梅启明,原本与她并肩作战,时间久了,也因钱的问题与她发生冲突。
起初,母子俩一起状告信托,后来却因利益分配闹翻,甚至互相指责。
2022 年,两人关系彻底破裂,梅启明指责母亲独吞费用,还向法院申请断绝关系。
梅艳芳设立的信托,从制度层面来看,无疑是稳固的。
它严格按照梅艳芳的意愿执行,尽力保障母亲的生活。
然而,再稳固的制度,也抵不过人性的贪婪。
覃美金一次次不顾一切地要求取钱,使得官司费用将信托基金消耗殆尽,信托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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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已至百岁高龄的覃美金,本应安享晚年,却因拖欠多年的诉讼费被申请破产。
法院排期审理时,她并未出席。
据报道,剩下的资金仅够支付养老院的开支。
经历了半辈子的争夺,她不仅没能守住女儿留下的财富,还失去了珍贵的亲情。
梅艳芳的选择,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她试图通过制度,为母亲的未来生活兜底,同时也约束母亲的行为。
然而,人性的复杂超出了她的想象。
如果是你,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会选择相信制度,还是相信亲情呢?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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