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冀中军区初期有7个支队，3个司令员叛变，其他4个结局如何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的高速发展期，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党终于拥有了稳定的落脚点和广大的根据地，同时还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武装。

只是，这个发展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快速扩张同样带来了风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冀中军区。

这个1938年成立的新军区，最初的兵力主要由河北人民自卫军及河北游击军组成，其下辖的七个支队，司令员也多是原地方武装头目。

后来这七个人选择各异，其中三人叛变；有一人反复横跳，在背叛与回归之间多次来回；有两人坚定信念，但他们没能看到胜利的那天；能称得上圆满的，仅仅一人而已。

这七人的经历，其实也是当年组织发展时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缩影，从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艰辛”二字。

三名叛变的支队司令员

冀中军区组建初期将大批地方抗日武装整编为独立第一至第七支队，其中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和第六支队的司令员，最后都走了错路。

第二支队司令员名为柴恩波，河北新镇人，早年曾在北洋军中任职，北伐战争所部被击溃就离队返乡。后来新镇县为维护治安组建保安队，有军事经验的柴恩波被动员加入，一路升至副总队长。

抗战爆发后，新镇县政府迅速溃逃，柴恩波则选择留下，本想借机联合士绅扩大权力。但没想到被有汉奸李作宾等人摘了桃子，反过来还处处排挤柴恩波。

这个结果让柴恩波非常难受，为自己前途考虑，他找到了正在招兵买马的吕正操，将伪县长李作宾及日本顾问铃木三郎抓起来当做见面礼。随即被收编为“河北人民自卫军暂编游击2团”。

有了抗日队伍的大旗，柴恩波扩张得非常快，到1938年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时，已有4000余人。这是非常可喜的成绩，也侧面能看出柴恩波的能力。

然而也正因为发展太快，柴恩波逐渐生出野心，将部队看成自己的私产，极度排斥八路军派来改造思想的政工干部。

后来经中统特务方平、舅父王宗琪等人教唆，又被国民党战区司令鹿钟麟引诱，柴恩波于1939年2月发动叛变。虽然八路军迅速将其击溃，但派过去的政工干部有多人被杀害，是为革命的巨大损失。

后来柴恩波当过日伪的文安县独立治安队队长，日本投降又成为河北省第六专区保安大队大队长，一直在跟人民作对。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王福祥躲藏在山海关，1952年末被人认出，1953年被押回原籍枪决。

第三支队司令员赵玉昆是河北易县人，早年当过土匪，抗战爆发后拉起一支队伍自号“华北抗日第七路军司令”，不久被八路军收编。

只是赵玉昆散漫惯了，无法忍受八路军严明的纪律，心里一直都有怨气。1940年日寇对华北进行多次“扫荡”，艰难的处境更让他心生悲观，便率部投降日寇。

后来他为了获取日本人的信任，多次带队进攻根据地，《狼牙山五壮士》之所以身陷绝境，就是因为掌握了大量机密的他在给日本人带路。日本一投降，他也是率部加入国民党继续作乱。

新中国成立后，赵玉昆自知难逃责罚，就把脸上烫得全是泡，改名赵质仑躲在北京。但这也没用，一个在铁路局当工人的表叔认出了他，1950年被押回原籍枪决。

第六支队司令员江东升原是东北军53军下的一个排长，九一八后在河北游荡，带着百余人组建了为北沙口36村保卫团。

待全面抗战爆发，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进入河北开展工作，江东升的队伍被收编，成为河北游击军第13路军，其担任司令。

1938年河北游击军整编为八路军队伍时，江东升所部成为冀中军区独立第六支队，麾下8000余人。但是他也在队伍壮大的同时滋生了野心，听说组织要派唐保蘅过来出任政委，便想要自立门户。

不过他运气和手段都差点，1939年准备带部队脱离八路军时，被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常德善追上逮捕，并立即枪毙。

一名反复横跳的司令员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说到改造冀中杂色武装，有个人物应该提一提”，这“有个人物”指的就是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员朱占奎。

此人早年曾任永清县保卫团团长、安次抗日游击队长，抗日非常积极，吕正操来河北后，朱占奎就主动率部加入，先后担任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员、冀中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第10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但是他有两段经历很令人唏嘘，一是被日本人俘虏，二是投向国民党。

1941年11月，他在河北清苑大李各庄被日寇163联队俘虏，1942年夏回到八路军。这么长一段时间，他是否变节？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聂帅回忆录中说：“有天他突然到军区驻地寨北来找我。据他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讲得天花乱坠，吹怎么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我对他说的这些很怀疑。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朱占奎到底有没有否叛变，当年都搞不清楚，现在更搞不清楚。聂帅出于稳妥，就把他一直带到身边。1943年回延安时朱占奎也随行，组织对他进行一系列调查，最终也没下结论。

1945年8月，朱占奎重回前线，担任八路军热河纵队独立一旅副旅长，但是1946年9月经特务马学刚等人拉拢，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部少将视察专员。

他本来就是地方武装头目，没有走过艰难的长征，也没有特别坚定的意志，经长时间审查，内心苦闷，又被一番封官许愿，就走向了错路。

后来朱占奎还担任过河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有意思的是，天津战役中，他又率部投回组织，被任命为解放军冀中军区独立第1支队支队长。

毕竟有过反叛经历，1951年时朱占奎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得到最后一批特赦。

而仅仅过去4年，他身份再次转变，组织为他平反，认定为投诚人员，后出任过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政协委员等职。

晚年朱占奎曾写下一本回忆录《我的失足与被挽救》刊登在天津文史资料上，算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两位逝于抗日的支队司令员

第五支队司令员魏大光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一直积极参与爱国运动，还曾因此被捕。但挫折并未吓倒他，恢复自由就返回原籍河北霸县拉起抗日队伍。

1938年，在被任命为独立第五支队司令员不久，魏大光参加了贺龙指挥的齐会战斗。可惜1939年8月26日，他奉命前去黄庄子村开会，船只经过大宁口村北与日军汽船遭遇，激战中魏大光不幸牺牲，年仅28岁。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听闻此事撰文哀悼，称魏大光“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

第七支队也被称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早期从军经历很丰富，曾在东北军讲武堂深造，跟随过张宗昌、刘珍年等人。

东北易帜不久，刘珍年转而投靠蒋介石，马本斋也因此成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军21师4团团长。

不过马本斋对老蒋没什么感情，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要求刘珍年率部去进攻苏区，马本斋气愤这种不抗日的行为，就脱离军队回乡。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河北献县组织起回民抗日义勇队，1938年初率部加入河北游击军，同年改编为八路军之际，该部就成了第七支队。

因其源头是回民抗日义勇队，指战员中回民占比也大，所以也被称为“回民支队。

马本斋率回民支队驰骋在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连中央都听说过他的事迹，毛主席称赞曰“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但可惜的是，马本斋身体一直不太好，1944年1月，他接到命令准备前往延安学习，可在动身前突发急性肺炎，2月7日在山东莘县病逝。令人痛心。

一位见到革命胜利的支队司令员

七个人里，只有一人看到革命胜利，即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高士一。他出生在河北任丘的一个大户人家，在家中排行第四，彼时有个外号叫“高四爷”，可见背景显赫。

不过高士一并非纨绔子弟，相反还特别友善，人际关系处理得极好，曾被推荐为国民党政府河北省河务委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士一与共产党员杨琪良、高万德等人共同组织抗日武装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家中知道他与共产党结交后，态度各不相同。

大哥高士坦赞成，还动员自己的儿子、孙子参加第五路军；二哥高士奎中立；三哥高士芬却极力反对，还曾扣押过前来联系的共产党。

高士一没有在意三哥的阻拦，反倒更坚定地与革命人士走到一起，后来就离家率部跟随八路军四处征战，历任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八路军120师独1旅旅长等职。

解放战争中，高士一主要在后方，担任过晋绥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西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他又担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七人仅有一人，革命真的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