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杰棠：创新研究终于被主流经济学认可，但认可的却不是创新经济学主流丨评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

近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5年度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其中，一半奖金授予莫基尔，以表彰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三思派为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田杰棠研究员。

三思派：田老师好，刚刚颁布的202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给创新领域的研究者，因此在创新研究领域引发很大的讨论。您如何看待三位获奖人的贡献？

田杰棠：诺贝尔奖评委会已经对三位获奖人的贡献做了阐述，这两天也有很多文章在讲他们的贡献。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感受，就是主流经济学界开始接纳并认可对创新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了。2016年在美国访学时我曾经写过一篇小短文“创新的荣光与创新经济学的尴尬”，说的就是创新经济学不被主流经济学界认可的问题。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不重视创新，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撑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但是经济学经典教材中创新处于绝对的非主流位置：微观经济学几乎通篇不会提到创新，宏观经济学的长期增长部分会涉及创新对增长的作用，但是其处理方式更多的是将创新活动看作一个“黑匣子”，用全要素增长率（TFP）来代表。

今年三位关注创新研究的经济学家获奖，至少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界不再回避创新研究，对创新的重要性给予了关注和认可。当然，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三位经济学家还只是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研究创新，Jeol Mokyr从经济史和制度经济学切入，Aghion和Howitt从增长理论角度阐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包括已经去世的鲍莫尔教授也在将创新纳入主流经济学框架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搞创新研究的学者听到这个消息虽然都会感到欣慰，但这也只是主流经济学迈出的第一步。

三思派：确实如您所言，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后，创新领域的很多研究者，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感到错愕。欣慰创新研究受到了关注，错愕怎么会颁给这三位学者。在创新研究领域，从熊彼特开始，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学术共同体。在您看来，具体到创新研究这个领域本身，有哪些重要的人和成果？

田杰棠：开创了“国家创新体系”的英国经济学家Freeman曾经讲过，创新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经济学视角，还需要管理学、哲学、工程学、法学等各方面知识。的确如此，创新研究涵盖了多个领域、多个角度。

从经济学领域看，熊彼特是创新研究的开创者，之后也有很多著名学者包括索洛、阿罗、罗默、Aghion和Howitt等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将创新纳入研究框架，纳尔逊和温特在继承熊彼特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创了研究创新的新学派——演化经济学，Freeman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切入并提出了著名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其后纳尔逊、伦德瓦尔等经济学家又进一步进行了拓展，萨克森宁还从区域创新体系角度研究研究了硅谷与波士顿128公路的比较，其他还包括对国际技术转移的研究、对通用目的技术（GPT）的研究、对技术进步与产业组织关系的研究、对知识产权经济学的研究等等。当然，这其中大部分学者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认可。

在管理学领域，从提出钻石模型的波特，到提出“颠覆性创新”的克里斯藤森，包括写过《梦断硅谷》、研究创新创业的勒纳等，一直是创新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国内大部分做创新研究的学者基本上属于管理学的路子。

在科技政策领域，二战后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之后还有提出“巴斯德象限”的斯托克斯等。

法学领域也有很多从新兴产业规制角度切入研究的学者。

三思派：最后一个问题，创新研究有没有可能、以及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被主流经济学认可和接纳？

田杰棠：今年三个获奖经济学家都是在主流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创新的作用，但颠覆主流框架的创新经济学家（如演化经济学的开创者Nelson）并没有被诺贝尔奖认可，而后者实际上才是创新经济学的主流。

主要原因在于，创新的机理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存在根本上的差异。自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基于力学原理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参照系。在这个框架中，均衡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技术水平不变、产品同质化的假定下，价格作为一个信号，引导着供需双方两个作用相反的力量达到一个稳定的均衡，这个稳定的均衡状态就是一个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的状态，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集体意味着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对于企业而言，唯一的竞争方式就是价格，而不是对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这个均衡状态还意味着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已经达到了自己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实现了潜在的产出水平。

然而，这一理论与现实经济中的创新活动相距甚远：资本主义的增长是来自于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吗？或许部分是的，但我们其实看到的更多是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每一次工业革命，或者说是重大创新，其核心绝不是走向一个均衡，而恰恰是打破一种均衡，用机器革命打破手工制造的均衡，用新一代机器或动力打破上一代机器应用的均衡。尽管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却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所在，一代一代新技术带来的“非均衡”增长路径或许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参照系与基于物理学的传统经济学框架有着根本区别，它移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遗传、变异和选择——来解释创新活动：最常见的改进性创新会延续之前的技术路线推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路线和思想的“变异”性技术，而一旦这一新技术比之前的技术路线能带更多的商业价值，它就会被市场机制“选择”成为未来的主流技术，从而延续上述过程。演化经济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卓有成就，但是由于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经济学的“创造性破坏”，而不是简单的改良，因此被主流经济学界接纳恐怕尚需时日。

田杰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李辉研究员采访。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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