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妈，两百万！他就用两百万打发了你四十七年！还把两套价值上亿的两栋别墅赠予了保姆和私生子，你为什么不闹？你为什么不骂他？”
从医院出来，坐在回家的车里，我攥着拳头，指甲几乎要陷进掌心。
我终于忍不住，对着身旁沉默的母亲低吼起来。
父亲的遗嘱像一根毒刺，扎在我心里，而母亲那声轻得像羽毛的叹息，则像一把盐，撒在了我的伤口上。
她没有看我，只是望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那些华丽的商店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在她眼中仿佛都失去了颜色。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缓缓转过头来。
她的脸上没有悲伤，没有愤怒，甚至没有我所期盼的一丝不甘。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冷漠的平静。
“晓彤，”她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你觉得，是赢家来定义战利品，还是战利品来定义赢家？”
我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看着我困惑的表情，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但那绝不是一个微笑：
“他把他认为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人。这很公平。”
我无法理解她的话。在巨大的悲愤和不解中，我以为那只是她又一次故作高深的自我安慰，是她懦弱了一辈子的又一个注脚。
直到两年后，母亲带着我去银行给我交学费时，我才终于明白，她那天在车里说的每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01
我的童年记忆，是从那条长长的、铺着暗红色地毯的走廊开始的。
走廊东头是父亲林振霆的书房和卧室，西头是母亲沈毓蔚的起居室和我的房间。
我像一个身负使命的信使，每天都得穿过这条走廊好几次。
大多数时候，这个使命来自母亲。
她会从书本上抬起头，用那双总是平静无波的眼睛看着我，轻声说：
“晓彤，去叫你爸爸吃饭。”
于是，我就得走到走廊的另一端，站在那扇厚重的、雕着繁复花纹的木门前。
我不敢敲，那会显得很突兀，像是打破了某种不成文的规定。
我只能小声喊：“爸，吃饭了。”
门里通常会静默几秒，然后传来一声不耐烦的咆哮：
“知道了！催什么催！还在打电话！”
我悻悻地回到西头，对母亲说：“妈，爸他还在忙。”
母亲的视线已经回到了书页上，她头也不抬地回答：“那就等。”
于是我们就等。
巨大的红木长桌上，菜肴从冒着热气到渐渐温吞，最后彻底失掉温度，就像我们这个家一样。
有时候，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我不敢再去催，母亲也纹丝不动，仿佛她看的不是书，而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抗。
最后，当沉默变得令人窒息时，母亲才会抬起眼，不是看我，而是望向厨房的方向，用不大但清晰的声音说一句：“刘梅，你去叫一下先生。”
保姆刘梅便会应声而出。
与别的保姆不同，她总是穿着干净体面的衣服，身上有股和母亲的茉莉花香截然不同的、甜腻的香水味。
她会擦干净手，走到那扇我不敢靠近的门前。
她的敲门声和我的呼喊完全不同，是笃、笃、笃三下，轻柔而富有节奏。
然后，她会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介于恭敬和亲昵之间的语调说：
“先生，饭菜都凉透了，我给您留的汤也快冷了。先出来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吧。”
神奇的是，通常不出三分钟，那扇厚重的门就会打开。
父亲会走出来，脸上或许还带着不耐，但那不耐里，没有对我时那种纯粹的烦躁。
饭桌上的景象则更加诡异。
父亲坐在主位，我和母亲坐在离他最远的一端。
刘梅则不会离开，她会像一个贴身的副官，站在父亲的椅子旁，为他布菜、添饭。
有一次，父亲尝了一口鱼，筷子“啪”地一声顿在桌上。
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母亲，而是皱着眉，对着空气说：
“这鱼怎么做的？一股腥味！”
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我以为他要冲厨房发火。
但他没有。他只是把头微微转向身后的刘梅，语气缓和了许多，甚至带上了一丝商量的口吻：
“刘梅，你去跟厨房说，下次我吃的鱼，让你亲自来蒸。别让他们瞎放东西。”
“好的，先生。”
刘梅柔顺地应着，眼神里闪过一丝胜利的光芒，她瞥了我母亲一眼。
那一眼，快得像针尖划过水面，却充满了挑衅。
我看到母亲握着筷子的手僵了一下，但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只是默默地夹了一块没有鱼刺的鱼腹肉放进我的碗里，轻声说了一句：
“快吃吧，别管了。”
从那以后，我便彻底明白了。在这栋房子里，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传声筒，母亲是一个被架空名分的旁观者，而保姆刘梅，才是那个能真正走进父亲世界、影响他情绪的“女主人”。
我们三个人，就像三个被随机摆放在一起的陌生人，各自完成一项名为“吃饭”的任务。
而饭后，父亲关上他书房门的那声闷响，才是一切伪装的终结，也是真正生活的开始。
02
父亲的身体是在他六十八岁那年垮掉的。
先是走路开始变得蹒跚，然后是说话含混不清。
他那洪亮的嗓音，终于被岁月和疾病磨成了含在喉咙里的一口浓痰。
自从他住进了医院，那栋别墅的“国境线”第一次被打破了。
东头的国王倒下了，西头的囚徒却依旧平静。
医院的特护病房，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新战场。
刘梅彻底撕下了保姆的伪装，她穿着得体的套裙，化着精致的妆，以女主人的姿态守在病床前，迎来送往，处理着父亲公司里那些前来探望的高管。
更让我震惊的，是林帆的出现。
他比我大两岁，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眉眼间有几分父亲年轻时的影子。
他是刘梅的儿子，也是父亲的私生子。
这是家里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父亲为了自己的脸面，一直让他在外面长大。
现在，父亲病危，这个“太子”终于被名正言顺地召了回来。
林帆一来，就接管了父亲公司的一些事务。
他对我，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和不加掩饰的轻蔑。
在他看来，我和母亲，不过是依附于林家的两个外姓人。
我和母亲，在这场闹剧中，显得格格不入。
母亲依旧是老样子。她每天上午会提着一个保温桶来医院。
桶里是她亲手炖的汤。她从不踏进病房，只是把保温桶交给我，轻声说：
“让他趁热喝了，别放凉了。”
然后转身就走，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多看一眼。
仿佛她来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送一桶汤。
有一次我忍不住，拉住她的手，说：
“妈，你为什么不进去？他是你丈夫。”
母亲抽出她的手，看着远处医院花园里的那片草坪，眼神悠远，她说：
“晓彤，有些事，走个过场就行了。”
我无法理解她的“过场”。
只记得有一年冬天，父亲有个重要的晚宴，刘梅跪在他脚边为他擦鞋。
父亲心情很好，随手塞给刘梅一张卡，让她去买件好大衣，别穿得小家子气丢他的人。
而当母亲穿着一件发灰的旧大衣准备出门去超市时，父亲却暴跳如雷，骂她故意穿得像个乞丐来丢他的脸。
争执中，他一把扯坏了母亲的大衣袖子，棉絮尴尬地冒了出来。
母亲什么也没说，就穿着那件破了的衣服，走进了寒风里。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在这个家里，母亲的尊严，还不如保姆的一件新衣。
终于，到了宣读遗嘱的那一天。父亲的律师来到了病房。
当时父亲难得地清醒着，他靠在枕头上，呼吸微弱，但眼睛里却闪烁着一种报复性的、残忍的光芒。
刘梅和林帆分立在病床两侧。我和母亲，则被安排坐在离床最远的沙发上。
律师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那份早就拟好的遗嘱。
父亲将他名下最值钱的两栋别墅，一栋给了“照顾自己多年，劳苦功高”的刘梅，另一栋给了“自己唯一的血脉继承人”林帆。公司剩余的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也全部由林帆继承。
律师顿了顿，似乎有些不忍，才继续念下去：
“至于我的妻子沈毓蔚……她名下的银行账户里，我会一次性转入两百万现金，作为她后半生的生活保障。我们夫妻一场，我希望她下半辈子也能衣食无忧。”
两百万。对于林家来说，这不过是打发乞丐的施舍。
这是林振霆用尽最后一口气，对他妻子长达四十七年的婚姻，做出的一个最恶毒、最轻蔑的总结。
我感到血液冲上了头顶，浑身都在发抖。
我看到刘梅的嘴角勾起一抹难以抑制的笑容，林帆则挺直了胸膛。
于是，我猛地站起来，想冲过去撕碎那份荒唐的遗嘱。
就在这时，一只冰凉的手拉住了我的胳膊。
是母亲。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身边。
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背对着病床的方向，发出了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
那声叹息，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地，却又重得像一块巨石，沉沉地砸在了我的心口上。
然后，她拉着我，平静地说：“晓彤，就这样吧，我们走吧。都结束了。”
03
父亲的葬礼办得极其风光。林帆以继承人的身份一手操办。我和母亲穿着黑色的衣服，站在人群的角落里，像两个前来吊唁的远房亲戚。葬礼结束后不到一个星期，刘梅就客气地“请”我们搬出别墅。
她的姿态拿捏得很好，没有盛气凌人，反而带着一种虚伪的歉意：
“嫂子，你看……振霆他也是这么安排的。这房子呢，留给了我。你们住着，也不方便。我已经给你们在城南那边找了个两居室的公寓，租金我也预付了一年，你们先过去安顿下来。”
我气得浑身发抖，想骂她无耻。
母亲却拉住了我，她平静地看着刘梅，点了点头，说：
“好。给我们三天时间收拾东西。”
我们搬进了刘梅“恩赐”的那间小公寓。
从几百平米的大别墅，到不足八十平米的两居室，落差是巨大的。
我以为母亲会崩溃。一个养尊处优了一辈子的女人，在年近七十的时候，被丈夫羞辱，被情人扫地出门，沦落到如此境地，这足以压垮任何人。
但她没有。她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她把那些花草摆满了小小的阳台，每天依旧浇水、修剪。
她把书架整理好，每天依旧坐在窗边看书。只是她看的东西，似乎有些变了。
以前她爱看诗词和小说，现在她桌上摆的，更多的是《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和一些厚厚的财经分析报告。
我以为她是受了刺激。我心疼她，觉得她是在用一种自虐的方式来舔舐伤口。
于是，我开始疯狂地做兼职，家教、翻译、在咖啡馆打工……
我想尽快赚钱，我想带母亲离开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
真正的冲突爆发在一个夏天的晚上。
那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泡面的味道。
母亲正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折叠桌前，借着一盏昏黄的台灯，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份摊开的、密密麻麻全是英文的《华尔街日报》。
我心里一阵酸楚。
“妈，别看这些了，伤眼睛。”我走过去，把一份刚领到的工资放在桌上，“这个月家教的学生多，我多赚了一些。”
她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看了一眼那笔钱，又看了一眼我，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晓彤，你是不是又把午饭钱省下来了？”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
她把那笔钱推回到我面前，语气第一次带上了严厉：
“把钱收起来。我们现在是穷，但还没到要靠你一个学生来牺牲未来的地步。”
“可我们就是穷！”我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妈，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看看我们吃的东西！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在楼下看到了林帆，他开了一辆新的保时捷！而你呢？你在这里吃着泡面，看着过期的报纸！你为什么还能这么平静？”
母亲静静地听我说完，她没有生气。
她只是拿起桌上的报纸，指着上面一个很小的版块，问我：
“你认识这个词吗？‘Leveraged Buyout’（杠杆收购）。”
我愣住了，摇了摇头。
“你父亲的公司，最近正在被一家资本运作公司盯上。林帆太年轻，他根本没看出来这是个陷阱。”她的语气就像一个资深的教授在讲解案例。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烦躁地说，“妈，别再关心他们的事了！”
“有关。”母亲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这关系到你。你必须去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拥有最强的能力。这样，以后无论你面对的是谁，你都不会输。你的未来，是我们现在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资产。你懂吗？”
她的话，在当时的我听来，像是一种绝望的、不切实际的鸡汤。
我感到一阵巨大的悲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
我觉得她是被那场失败的婚姻彻底击垮了，精神都变得有些不正常。
于是，我没有再和她争辩。我默默地收起钱，给自己也泡了一碗面。
热气熏得我眼睛发涩。我看着母亲又戴上花镜，重新研究起那份报纸的背影，她显得那么单薄，那么固执，又那么可怜。
04
时间在压抑和忙碌中又过了一年。我没有让母亲失望，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且成功申请到了美国一所顶尖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拿到了半额奖学金。
当我把那封烫金的录取通知书递给母亲时，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那笑容很淡，像冬日里的一抹微光，却足以让我感到一丝温暖。
但紧接着，喜悦就被巨大的压力所取代。
即便是半额奖学金，剩下的一年几十万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对我们这个“破产”的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笔父亲留下的、母亲从未动用过的两百万，看起来是唯一的希望，但用了这笔钱，母亲以后怎么办？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在一个晚上，对母亲说：
“妈，要不……我先不去读了。我先工作两年，等我们攒够了钱……”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母亲打断了。
她放下手里的杂志，摘下老花镜，看着我，眼神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
“不行。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可是钱……”我嗫嚅着。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城市的夜景，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我来想办法。”
我以为她说的“想办法”，是要动用那笔“分手费”，或者，是打算卖掉现在住的这套小公寓。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她的晚年将再无任何保障。我的心揪成一团，一夜未眠。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母亲对我说：
“走吧，晓彤，我们去银行。”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一天还是来了。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跟着母亲出了门。我们坐公交车来到市中心最大的一家银行。
看来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本想赶紧冲进去取号、排队。
然而，我们刚走进大门，一个穿着西装、挂着“大堂经理”胸牌的中年男人就立刻迎了上来。
他脸上带着极其恭敬的笑容，微微躬着身子，对我的母亲说：
“沈女士，您来了。我们行长在办公室等您，这边请。”
我愣住了，母亲只是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落魄的家庭主妇，为什么银行的行长会亲自等她？我疑惑地看向母亲，她却只是对我笑了笑。
我们没有去行长办公室，母亲对那位经理说：
“不了，李经理，不去打扰行长了。我今天来，是给我女儿办点事。就在VIP室吧。”
“好的，好的。这边请。”
李经理的态度愈发恭敬，亲自在前面引路，把我们带进了一间装修豪华的VIP接待室。
接待室里有柔软的沙发，精致的茶点。
李经理亲自为我们端来咖啡，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问：
“沈女士，请问您今天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母亲从她那个用了多年的、有些褪色的布包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那张卡看起来非常陈旧，卡面甚至有些泛黄磨损，和我平时用的那些光鲜亮丽的信用卡完全不同。
她把卡递给经理，平静地说：
“我要给我女儿的海外账户汇一笔钱，交学费。这是她的账户信息。”
她说着，又递过去一张写着我学校账户信息的纸条。
“好的，沈女士，您稍等。”
经理双手接过卡和纸条，走到房间一角的专属操作台前，开始办理业务。
房间里很安静，只剩下键盘敲击的清脆声响。
我坐在母亲身边，心里充满了无数的问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张旧卡里，难道就是父亲留下的那两百万？可即便是两百万，也不至于让一个大堂经理如此卑躬屈膝。
于是，在等待办理时，“我”出于好奇，瞥了一眼经理身旁那台为客户准备的显示屏。
上面正同步显示着操作界面。
我一眼就看到了账户余额那一栏。紧接着出现的数字，立马使我的呼吸停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