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响了七下,他到最后一下才倒,脸是朝天的,眼睛没闭上,马场町那天风特别大,旁边的人小声说,是风吹的吧,还是心里有事,没人敢过去看,那个行刑的脸都白了,谁都没多瞅一眼。
那时候的台湾真是乱,国民党刚过去,情报网跟蜘蛛网一样,谁是谁的人,谁是藏着的,根本分不清,一帮人来来回回,聂曦就在这堆人里,挂着个副官的牌子,天天跟在吴石旁边,军装穿得板正,脖子上还挂着牌子,写着抗共保台,看着就是自己人,可他还有个身份,家里都蒙在鼓里,他是情报员,埋得很深的那种。
朱枫那会儿从香港过来,要跟吴石见个面,这事儿不能见光,谁去接,谁打掩护,都得聂曦来弄,他白天在办公室里开会,晚上就去码头,去茶馆,去联络点,东西都塞在茶叶罐子,糖纸,烟盒里头,一句话要拆成好几段,让不同的人送,每条线都备着后手,一出事马上就换人,这套东西搞得严实,才能撑那么久。
可再严实也架不住有人掉链子,蔡孝乾在电影院叫人给盘了,一开始还挺硬气,后来没扛住,嘴一松,这边的身份就全亮了,特务连夜抓人,名单上第一个就是吴石,第二个就是聂曦,消息透过来,聂曦也没慌,赶紧通知吴石要小心,又派人去找陈宝仓,商量怎么补救,再联系朱枫,让她快点走,走得越远越好,他自己没动。
第二天大清早,台北街上全是军车,有人还看见聂曦跟没事人一样去上班,下午在半路上车被拦了,特务把他拽下来,他也就是皱了下眉,人就跟着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后面那几个月,就像掉井里了,人就在台北淡水几个地方来回送,不停地审,灌水,过电,吊着打,竹签,烙铁,能想的法子都用了,有一次人直接昏死过去,旁边有个军官就说,你就是不说,也没人知道你是谁了,聂曦睁开眼看着他,冷冰冰的一句话不说,问他朱枫是谁,怎么联系上的,情报怎么送出去的,他就说不记得,或者干脆不理。
后来有个军官私下说,这人不怕死,也不求人。
六月十号一早,行刑的命令就下来了,聂曦上了车,手脚都铐着,押送的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摇摇头,说没什么好说的,车开到一片黄土地上,天也是灰的,地也是灰的,行刑官在那念判决,他一直低着头,直到枪口举起来,他才抬眼看了看天,吴石和朱枫就是在那没的。
第一枪打在身上,人晃了一下,没倒,后面又连着几枪,他身子就跟着晃,脚上的铁链子在地上划拉,直到第七枪才倒下去,子弹是从胸口穿过去的,他脸朝上,眼睛还是睁着,风从东边过来,卷起一阵土,没人敢上去给他合眼。
后来有人去看,那眼睛还是睁着,就那么看着天,好像在等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风太大了,有人说他心里有口气没咽下去,其实就是不想闭眼,他知道自己没说出去一个人,那条线也没断,这个底他守住了。
几十年过去,马场町修成了公园,广场上立了个碑,上面好多名字都没人认识了,碑上刻着功勋永垂不朽,底下埋着几位烈士的名字,聂曦的名字就在一块小石牌上。
都说情报员是无名英雄,这个无名不是说不该记着,是他们自己把名字融进了那条线里,线要是断了,人也就没了。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这几个名字现在放在一块,就像一串铁链子,他们活着的时候话都不多,走的时候也没喊过一句,心里都清楚自己是干嘛的,在人家的地盘里打仗,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能回头。
有人老问聂曦最后为什么不闭眼,其实也简单,他想看的结果,还没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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