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

辛向阳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中国社科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以上观点整理自辛向阳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9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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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推动中国的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2013年12月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运用这一方法论，我们提出了新质生产力以及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其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更加充分，也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就是具有高技能的劳动者；其二，劳动者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影响生产的过程，管理的民主性大大加强了；其三，劳动者的报酬会不断提高。

第二，运用这一方法论，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论断。国家治理过去一直是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从现实来看，国家治理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它有其自身的特性。首先，国家治理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其次，国家治理的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美国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利用自己的硬实力为其企业发展扫清外部障碍：谁阻碍美国企业发展就灭掉谁。美国的著名趋势大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在1999年说：“隐藏在市场背后的手只有握成拳头才能发挥力量。事实上，麦当劳的兴盛离不开美国军用飞机F－15的设计者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确保硅谷科技公司蓬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的拳头被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我们的政府治理也要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为此，三中全会指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健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全球集散分拨中心，支持各类主体有序布局海外流通设施，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经济治理中的重大问题。

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第一，经济治理必须把握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2017年“7·26”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第二，经济治理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2020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系统性。“推动解决这些问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我们认识到人民群众需求从物质文化需求变成了美好生活的要求：更高的物质文化需求，还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不仅解决有没有，还要解决好不好，不仅有需求领域的扩展，还有需求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要注重需求的客观性，还要注重需求的主观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经济治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2019年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题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文章。文章指出：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就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典故都是批评和讽刺形而上学的，如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等。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瞎说一气，不需要依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而坚持唯物辩证法，则要求用大气力、下真功夫。

2019年5月，《求是》第10期发表习近平的《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的文章。文章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注重目标引领，把握政策取向，讲求时机力度，强化系统思维，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协同以及与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增强政策合力。健全和用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机制，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升政策目标、工具、时机、力度、节奏的匹配度。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看准了就一次性给足，提高政策实效。这些要求都是习近平系统观念的体现。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