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专家：全球仅有中国与其他国家之分，因中国人的信仰难以实现

日前，剑桥大学马丁·雅克教授在伦敦一场国际关系研讨会上的一段发言视频突然刷屏。

“我们总用西方的尺子量中国的道路，但你们不懂中国人的信仰体系，那种对家国命运的共同执着，西方社会可能很难复制。”

尤其在中美科技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这位研究中国数十年的学者的即兴发言引发了跨国界的讨论……

有意思的是，这已经不是马丁·雅克第一次提出类似观点。

有些西方观察家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没有统一宗教信仰的社会必然缺乏凝聚力。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所谓的“信仰”更像是一种嵌入日常的生存智慧。

它不像教堂礼拜那样有固定仪式，而是融化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认知里。

2021年7·20郑州洪水时，陌生人手拉手结成“人链”救援；2022年重庆山火中，摩托车队昼夜不停运送物资……这些画面背后，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共识：个人命运与集体存亡紧密相连。

这种意识或许源于地理环境，中国先民在黄河泛滥、北方游牧民族压力下，很早就意识到孤立无法生存，大禹治水、长城防御等历史记忆，逐渐转化成一种“共同体优先”的思维定式。

西方个体主义传统强调个人救赎，而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往往以“家国同构”为基点。

再举个更具体的例子，2025年国庆假期，全国超过2亿人次通过铁路出行，其中一半以上是返乡探亲。

这种周期性的人口迁徙，表面上是为了家庭团聚，深层却折射出对血缘、乡愁、文化根脉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感经过现代化转型，逐渐演变成对国家共同体的一种天然归属。

中国老百姓对“发展”二字的理解也与西方不同。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大多数人亲历了从自行车到高铁、从胡同到高楼的生活巨变。

这种肉眼可见的进步让“国家好，家庭才会好”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2025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车渗透率突破50%，这个数字背后是成千上万家庭对技术创新的支持，而国人们选择国产电动车，既是经济考量，也暗含对产业升级的参与感。

这种将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相绑定的思维模式，可能让习惯个人主义叙事的西方社会难以完全理解。

而马丁·雅克所说的“信仰”，可能远非西方语境下的宗教概念。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人在疫情中的自律、在救灾中的互助、在国际争端中的团结，会发现这更像一种数千年文明积淀出的生存哲学。

另外，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塑造了独特的忧患意识。

从“居安思危”到“底线思维”，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危机感，让社会更容易在关键时刻形成共识。

比如2024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震荡时，中国民间对芯片自主的声浪远超预期，普通网民甚至自发讨论起光刻机原理。

这种“全民关心产业链”的现象，在其它国家可能并不多见。

当然，这种集体倾向也有其两面性，它既可能凝聚巨大能量，也可能压抑个体差异，需要动态平衡。

在这个背景下，马丁·雅克的观点之所以持续引发热议，是因为他点破了一个关键：西方学界长期用“民主-威权”的二元框架分析中国，却忽略了这个文明古国自有其运行逻辑。

举个例子，“爱国主义”在中国语境里往往与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绑定，而西方更强调制度对抗。

2025年9月，中国某智库调查显示，18-25岁年轻人中将“科技自强”视为爱国最重要表现的比例高达63%，而“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选项只有22%。

这种务实倾向，可能让抱着意识形态眼镜的观察者感到困惑。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西方学者往往低估了中国文化的适应性。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古老文明始终在吸收外来元素的同时保持主体性。

2025年“一带一路”倡议新增的拉美成员国中，68%的项目采用中国标准与技术规范，这种软实力的输出不是靠军事威慑，而是基于互利的合作模式。

可惜不少西方分析报告仍习惯性归因于“战略扩张”，却忽视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主动选择“中国方案”的内在动力。

还需要注意到，中西方的“信任”生成机制存在差异。

西方社会的信任建立在契约精神上，而中国社会的信任更像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集体判断。

比如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通过社区网格实施管控的措施获得高支持率，这在强调个人自由的西方看来难以想象。

但如果你了解中国城乡基层治理中“街道大妈”几十年来发挥的作用，就会明白这种配合度并非凭空产生。

这种深层的社会基因差异，可能意味着西方模式难以简单复制到中国，反之亦然。

马丁·雅克的发言之所以值得深思，不在于他给出了标准答案，而是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认知困境，当人们习惯于用自身文化密码解读他者时，真正的理解便成了奢侈品。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异，或许本质上不是制度或技术的竞争，而是文明底色的不同。

未来的世界格局，大概率不会是某种模式的统一天下，而更可能呈现多元共生的状态，重要的不是争论孰优孰劣，而是能否建立跨文化的解读能力。

因为只有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各国才能和平发展，全球化进程才能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