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前夜,北京南长街的推土机把最后几户老宅的院墙碾平了,第二天一早,人们看见天安门广场南边冒出个灰白色的大家伙——人民大会堂,这栋当时中国最大的建筑,从打地基到盖完只用了十个月,可它的出生证上还沾着没干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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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刚解放,梁思成和陈占祥在清华宿舍里熬着夜画图,他们想把新政府大楼放在西边五棵松,那儿有日据时期留下的废机场,拆起来便宜,老城的胡同四合院也能留着,他们说别拆紫禁城周围,那不是死物,是活生生的街巷,可这份方案刚交上去,苏联来的建筑专家就拍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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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得学莫斯科,苏联总规划师巴兰尼克夫指着天安门说,他们要扩长安街到八车道,把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摆在天安门两边,中方工程师算过,选五棵松只拆三百户,选天安门得拆六千间房,可朝鲜刚停战,苏联答应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项目还在谈,没人敢顶撞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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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闹得厉害,毛主席突然问,明年国庆前能盖个万人礼堂不,这话一出,选址的事更吵了,苏联专家拿着卷尺在天安门这儿那儿比划,非说必须放这儿,才跟天安门在一条线上,他们还叫卫戍部队从五棵松跑过来,故意挑最难走的路,跑一趟算时间,硬是把四十五分钟说成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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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治局开了会,定了下来,六千多间老房全给拆了,梁思成站在城墙的断壁上,按了最后一张快门,镜头里能看见被推倒的城门和牌楼,后来他在日记里写,我们盖了座挺好看的楼,可拆掉的,是更值钱的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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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大会堂前抬头看那十二根大理石柱子,总想到梁思成当年的犹豫,要是真按他的想法,北京会不会像巴黎一样把老城留下来,可五九年国庆游行时,七十万人从天安门广场走过,又何尝不是那时该有的样子,规划师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对错,只有时代那头轻那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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