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位继承制度来探索社会转型的方向

就中国历史上的皇位继承选定接班人的方式来看，大致上有这样几种方式：一、嫡长子继承制，即立皇帝正妻（皇后）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为太子，是为储君，将来入继大统；二、从皇子中择贤而立，这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的遴选制度，让贤者上，庸者让；三，不立太子，不定继承人，在老皇帝死后，用遗诏的形式确定继承人。

从第一种（立嫡长子）继承制度来看，似乎对皇帝其他众多皇子不公平，同是帝王之胄，只因为出身时间的先后，就决定了兄弟之间的君臣身份。但是这种继承体制却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由于有储君在先，一旦老王驾崩，则即刻可以实现权力交接，且名正言顺，不存在给其余人觊觎的机会。然而万一嫡长子是个平庸无才或者德行、品性不端的人呢？平庸不是问题，朝中有能力的大臣多的是，择一二重臣辅政，将政务交予能臣干吏，新皇帝只需盖个朱批下个手谕就可以了。由于存在着太子品性不端而混乱天下的可能性，则会逼得老王在世时就设计一套权力制衡体制，制约新君即位后滥用权力，出现恶政。嫡长子继承制度使得封建王朝向着王权逐步削弱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大臣和地方政府将获得若干权力，逐步摆脱君主专制独裁体制的束缚。这于一个国家而言，即有利于国运平稳，又制约了封建专制集权，形成现代首相和内阁制度的雏形。欧洲国家多是采用这一继承体制，我国的周、汉、唐、宋、明等朝代，也基本上都是贯彻了这一继承体制，这些朝代国运较为长久，没有出现过因君位空悬而造成国家混战分裂的局面。以明朝为例，在明朝中后期，内阁已经可以独立驾驭国家机器，内阁首辅如张居正等，完全能够代理天子执行政务。明朝的万历皇帝近三十年不上朝理政，国家权力机构却能正常运转，而且在国内外几次大的战事中取胜，国家也比较富庶。可见，国家不一定需要多强大领导，有一个好的管理制度就可以了。唐朝的宰相体制、宋朝的文官体制、明朝的内阁体制，都在极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专制权力的极致化，假如没有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外力频繁入侵乱华，将这一向民主政体过度的进程打断，中国必定会先于西方列强进入现代文明。

但是有利必有弊，早立太子，定位储君，会在这一未来的君主身旁聚集一些搞政治投机的人，形成太子党实力。这可能会导致储君急于登基而行冒进之事。当年的唐明皇李隆基就是被羽翼已丰的太子弄成“太上皇”的。闹得厉害的有汉武帝刘彻父子，太子刘据发兵攻打老子，兵败自杀。

再来看看世袭制度中选定接班人方法二-----皇子中择贤而立。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接班人选定的领域中来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与国家而言却并非甚善。首先是所谓“贤”和“不贤”的判别标准如何定？其次是这种令众皇子将兄弟视为对手甚至死敌的机制是十分可怕的，在专制政体下，政治上的失败者的命运是十分可怕的，这势必让参与皇位角逐的皇子们没有退路，如红了眼赌徒一样，不成功就成仁。可以这么说，在这种帝位竞选机制下，每一次帝位更替，就是一次血雨腥风，就是一大批人头落地。各觊觎帝位的皇子们，带着属于他们的政治派系势力的朝臣和地方党羽，旷日持久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让国家陷入深不可测的内耗，甚至走向分裂。对最后的成功者而言，帝位得来不易，竞争而来的还会有可能因竞争而失去，他会用一切手段，将昔日强有力的强势竞争对手打压下去，甚至置于死地。他不能容许到手的权力有半点闪失，这权力落到或明或暗的对手手里，将会是致命性的后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帝位竞争中的赢家，都是那些阴险、冷血、凶狠、奸诈角色。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固然，由于胜利者非凡的能力和权变手腕，国家在他们的时代，统治定是强而有力的。但是这种强有力的实质是专制独裁上的强有力。把国家的命运寄希望于一两个能力超强的领导人，这本身就是人治和专制的死胡同。这种继承机制多见于古代中国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匈奴和鲜卑、蒙元等，普遍的结果是因分裂和混战导致衰败、灭亡。

再说说最后一种选定继承人的方式----不确立太子，储君之位空悬，老皇帝以遗诏的方式公布即位人选。这种立接班人的方式见用于清代。康熙皇帝居帝位年久，晚年为择立太子之事困扰，不得已起用了这个办法，并定为成例。康熙皇帝可能认为此策堪称完美，但是若泉下有知，一百几十年后的历史变故，定会让他悔不当初。1861年，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改变了大清王朝的历史进程。其实这场政变的种子，早已种下。当年道光皇帝在奕詝和奕二皇子中，择立太子之事犹豫不定，最终的结果是原本胜券在握的奕败北。仓促间君臣名分已定，而兄弟间就此生成嫌隙。因此，在后来的咸丰帝（即奕詝）驾崩时拟定的辅政八大臣名单中，就独独没有奕的名字。这招致了奕的怨恨，遂与野心勃勃的西宫太后联合，发动了一场原本不该发生的宫廷政变，从辅政八大臣中夺过权力。这场政变的结果，是将一个无整治才具却擅长弄权的女人送上了权力颠峰。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当年道光皇帝坚定地立奕为太子，太子的名分一旦确定，就不会因为某件小事而轻易改变。以奕的器宇和才能，加之其健硕的体魄，定会为中兴大清做一番成就，最起码也不会让国家出现长期的“主少母壮”的局面。就算不立奕而立奕詝，不玩先密不示人，待驾崩后才宣读遗诏的那一套，也不会造成一种极其突然的局面，形成奕和奕詝之间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兄弟间产生敏感的嫌隙。坦而言之，这种继承人的确立方式，没有给失败者以心理缓冲和角色适应的时间和机会。再则，由于储君之位空悬，众皇子为谋得帝位继承权，一定会竭力争斗，出现第二种所述的情况。事实上雍正皇帝兄弟间、乾隆皇帝兄弟间、嘉庆皇帝兄弟间……无一不是如此，这种君位继承体制，实质上是最开历史倒车的领导人选定方式。总而言之，世界上不存在万全之策，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它所属的特定时代环境，所谓的“万全之策”，即便是不在这些方面出问题，也会在那些方面出问题。但是从历史宏观来看，立嫡长子为皇位继承人的体制是最先进的，中国自商、周始就确定了这样的君位继承制度。它有四个方面的好处：一、嫡长子在年龄上具备优势，可以在很大层度上避免“主少母壮”和“辅政大臣专权”的局面，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二、可以早安人心，避免以储君位空悬而带来的夺嫡之争，引发内乱；三、便于储君的培养和锻炼，由于名分已定，太子可提前进入角色状态，构思施政预案；四、也是最重要的，由于此种继承机制的定型，在极大程度上免去了新君的对失去权力的恐惧，比较容易接受让渡以些权力给朝臣，实现一定的君臣共治，直至向民主转型。当今世界，较早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国家，基本上是得益于这样一套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