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模型，并没有让经济学思想更有价值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张是之

各位好，晚上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今天刚刚颁布的诺奖经济学奖的论文和他们的著作。

先说下结论吧，如标题所写，数学模型，并没有让他们的经济学思想更有价值。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还是再说下，这个奖不是诺贝尔本人的意思，是瑞典央行纪念诺贝尔设置的经济学奖

今年获奖的主题是，“解释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其中一半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表彰其识别出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由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共同获得，“表彰其关于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莫基尔（Joel Mokyr）是研究经济史的，我们就先不说了，先重点说说后面这两位。

一、阿吉翁-霍伊特模型的核心

阿吉翁与霍伊特在1992年发表于顶级期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的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是他们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简单来说，就是把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个概念，加上了一套数学模型，形成了一个看上去“更科学更严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这个模型的核心设定是，经济的增长并非连续平滑的，而是由一系列离散、随机的“创新”阶梯式推动的。

每一次创新，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更高效的“中间品”（intermediate good）被发明出来，这种中间品能够降低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成本。

而这一新技术的出现，将立即使得先前最先进的中间品变得过时，从而被市场淘汰。这便是“创造性破坏”在模型中的具体体现。

为了让这个过程运转起来，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的动态激励框架：研究与概率（泊松到达率）、创新的奖赏（垄断租金）和创新的威胁（创造性破坏）。

作为一篇公号文章，我们就跳过那些数学公式，来看他们的结论。

他们的模型表明，未来的预期研发强度直接决定了当下创新的价值。如果市场普遍预期未来的创新步伐会非常快，那么任何一个今天的创新者能够享受垄断地位的时间就会很短，其创新的价值也就会相应降低。

他们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未来的创造会破坏当下的价值”的机制，说这就是“创造性破坏”的数学表达。

他们还揭示了一个所谓的悖论：一个社会对未来创新的预期越高，对当下创新者的激励反而越小。

他们认为，对未来创新速度的预期，直接决定了当下的创新投入；而当下的创新投入，又构成了未来预期的基础。

这种动态关系可能导致非常复杂的经济后果，比如经济周期，甚至“无增长陷阱”（no-growth trap），由于对未来颠覆的恐惧过于强烈，以至于完全扼杀了当下的创新活动。

二、市场驱动的增长是最优的吗？

阿吉翁-霍伊特的模型不仅解释试图增长的来源，还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用来评估自由市场（laissez-faire）所产生的增长率是否符合社会整体的福祉。

为了这么干，他们引入了一个理论基准——“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

这位“社会计划者”并非指具体的政府机构，而是一个理想化的、全知全能的决策者。

其目标是最大化整个社会的总福利，它会考虑所有个体和企业在决策时可能忽略的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

通过比较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结果与这位“计划者”所选择的最优结果，经济学家可以判断市场是否存在失灵。

划重点来了，注意，他们是认为经济学家是可以判断市场是否失灵的。

阿吉翁-霍伊特论文的核心论点之一是，自由市场驱动的增长率可能过高，也可能过低，其与社会最优水平的偏离方向是不确定的。

这种不确定性源于创新过程中三种相互冲突的外部效应：窃取业务效应、跨期溢出效应和垄断扭曲效应。

首先，是“窃取业务”效应（The "Business-Stealing" Effect），这是一种负外部性。

当一个新企业通过创新取代现有企业时，它只关心自己能获得的垄断利润，而完全忽略了其创新行为对被取代企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原有利润的毁灭）。

全知全能的“社会计划者”则必须将这部分损失计入社会总成本。因此，仅考虑此效应，市场会倾向于产生过度的创新和增长，因为颠覆者无需为他们造成的“破坏”买单。

其次，是跨期溢出效应（The Intertemporal Spillover Effect），这是一种正外部性。

每一次创新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为未来所有的创新者提供了一个更高的技术平台，但创新者本人却无法从这些未来的“追随者”身上获得任何补偿。

一项创新的社会价值——它为未来所有创新奠基的价值——远大于其私人价值（即短暂的垄断租金）。因此，仅考虑此效应，市场会倾向于产生不足的创新和增长。

最后，是垄断扭曲效应（The Monopolistic Distortion Effect）。创新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会为了最大化自身利润而限制产量、抬高价格，这导致其产品的社会总效益未能最大化。

这种静态的效率损失如何影响长期的创新激励，方向并不明确，但它构成了市场结果与社会最优的又一重偏离 。

他们认为，这三大效应的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对创新政策的简单看法。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如罗默模型）主要强调知识的正外部性，因此得出的政策建议往往是直接补贴研发。创新本身就内含着一个强大的负外部性（窃取业务），它与正的知识溢出效应相互抗衡。

因此，市场的最终结果是投资不足还是过度投资，变成了一个需要依赖实证数据来具体衡量的问题。

政策制定不再是简单的“是否应该补贴研发？”，而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和精细的问题：“在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发展阶段，这两种相反的外部效应，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更审慎的态度。

这么说还是有点绕，我们来看下他们对专利的看法和政策建议。

三、他们的政策建议

在他们的在模型中，专利是整个创新激励机制的基石。

它通过法律手段确保了创新者能够独享其成果，从而获取作为“奖品”的垄断租金。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竞争对手可以瞬间复制新技术，将利润降至零，从而彻底摧毁创新的动力。

另外他们认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中，创新成果的规模往往“过小”（too small），这暗示了专利制度的设计，比如专利的宽度和长度，对于激励什么类型的创新至关重要。

在他们的奠基性论文里边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是在阿吉翁后来的《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的政策倾向。

我来简单列一列，比如对于竞争政策，他认为要在激励创新和防止扼杀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政策应该确保新进入者能够挑战现有企业，但监管机构应更严格地审查在位企业对持有潜在颠覆性技术的初创公司的收购，因为这种并购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开发新技术，而是为了扼杀未来的竞争。

再比如对于专利制度的改革，他认为专利制度应该在保护创新者回报和促进知识传播之间找到平衡。他们建议专利的宽度和长度应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性进行调整，并鼓励强制许可，以防止创新者“坐拥”技术而不思进取。

还有产业政策，他们支持通用技术，而非特定企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大力资助基础研究和“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如人工智能或生物技术，因为这些技术能催生跨行业的广泛创新。

而对于宏观经济政策，他们的建议是稳定经济，应对冲击。怎么应对呢？当然是要采取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是因为信贷紧缩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造成严重打击，从而损害长期的创新和增长。

老生常谈的话题，他们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失业保险）不仅能保护工人和家庭，还能充当“自动稳定器”，在经济下行时维持总需求，从而间接保护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再看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他们认为政府需要大力投资于能够培养认知能力和适应性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和研究型大学，因为它们是创新的源泉。

而为了帮助那些因技术变革而失业的工人，政府应实施“主动型”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不仅包括失业救济，更重要的是提供高质量的职业培训、就业援助和终身学习机会，帮助工人适应新的岗位需求。这套政策组合在丹麦被称为“弹性安全”（Flexicurity）模式，阿吉翁对此高度评价。

另外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他们建议公共政策应激励制药和医疗设备领域的创新，例如通过专利保护和研发补贴。为了防止创新带来的成本失控，政府应扮演“聪明买家”的角色，通过集中采购、效果评估和价格谈判等方式，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控制医疗开支。

这些建议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理论思想的演进，概括来说，就是“既要又要”：既要拥抱“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活力，同时又认为必须建立一整套社会和经济政策来管理其“破坏性”的后果，保护受冲击的群体，并为下一轮创新铺平道路。

四、就这？就这！

亲爱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读者们，看清楚了吗？这就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政策倾向。

我本来还想从奥派角度来分析批判一下，想想还是算了吧，这会儿11点半，时间也不够了。

但凡读过几本奥派的书，应该都看得出，这些获奖者是什么水平。

所以，正如我标题里所写的：数学模型，并没有让他们的经济学思想更有价值。

哈耶克在1974年获奖时告诫说，最好不要设置这个奖项，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他的获奖感言名篇《知识的僭妄》放在今天的次条，欢迎学习。

另外想看今年诺奖论文和书籍的朋友，可以打赏任意金额，然后找我来索要论文和他们的著作原文，方便大家自己核实一下，看看张老师有没有冤枉他们。

2025年10月13日，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