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意外后果

自2014年以来，西方国家已对俄罗斯实施总计26655项制裁（数据截至2025年9月中旬），其中23960项是在2022年2月之后出台的。受制裁最多的群体是政府官员、企业主及知名公众人物，涉及13611项制裁。西方宣称实施制裁的目的，是通过引发俄罗斯经济动荡危机，并促使知名企业家与民众对俄罗斯政府产生不满、施加压力，迫使俄罗斯政府改变地缘政治路线（即从乌克兰迅速撤军）。

2022年，俄罗斯经济确实遭遇冲击（萎缩1.2%），但2023年经济已恢复增长（增长4.1%），2024年增速进一步提升至4.3%。2022-2023年，俄罗斯经济还获得了巨额收入提振——由于欧盟尚未做好制裁准备，被迫大量囤积俄罗斯石油及其他物资。自2022年起，俄罗斯对外贸易与经常账户始终保持充裕顺差。

如今，西方多家媒体再度猜测：鉴于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整体经济增速仅略高于1.0%、增值税税率拟从当前的20%上调至22%、预算赤字超出预期，俄罗斯经济正走向衰退，政府面临财政危机。特朗普总统近期更是将俄罗斯称为“纸老虎”，进一步渲染了这一论调。但这些猜测及“危机在即”的判断均经不起推敲。此类报道的动机，归根结底（或主要）是出于政治层面的形象塑造需求。

如前所述，超1.3万项制裁针对个人，其中尤以俄罗斯富豪及企业主为主要目标。西方的逻辑是，这些人会为缓解自身企业压力、追回被制裁冻结的财富，向俄罗斯政府施压，要求其从乌克兰撤军。但这一逻辑忽略了2000年以来俄罗斯的格局变化：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富豪并不具备政治影响力，因此不能将其等同于古希腊语境中定义的“寡头”（即掌握政治权力的权贵阶层）。因此，尽管西方试图通过制裁这些个体向俄政府施压，但这些人本身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制裁措施也未能推动俄罗斯国家政策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未来也不会。

此外，尽管西方制裁冻结了部分俄商界精英的资产（规模极有限），但其财富主体仍留在俄罗斯境内或所谓的“友好司法管辖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对日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制裁往往仅依据“高净值”这一单一标准实施），许多富豪认为，除了将财富及商业利益迁回俄罗斯或转移至盟友国家，别无可行选择。而且，自2014年春季西方开始对俄实施制裁（初期力度温和）以来，他们有充足时间进行此类调整。

2025年《福布斯》富豪榜显示，俄罗斯目前拥有146位富豪，较2024年增加21人。这些富豪的财富总额达6256亿美元，创下俄罗斯历史新高。如今，这些财富大部分集中在俄罗斯境内或“友好司法管辖区”，为俄罗斯构建了坚实的金融基础。这也是俄政府如今能够从依赖“国家福利基金”（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填补联邦预算赤字，转向依托本土债券市场融资的原因之一。目前俄罗斯政府债务仅占GDP的16%，俄财政部拥有充足的发债空间，同时仍能维持低债务水平。

这些受制裁的企业家并未发起“反抗”，反而有部分人适应了新环境，将回流的财富重新投入俄罗斯本土经济，为其注入活力；另有部分人则将投资或私人业务转向西方以外地区，尤其是对俄“友好”的国家。本质上，制裁非但没有削弱俄罗斯国家实力，反而产生了意外效果：它推动财富与投资流向本土市场，同时将许多亲西方企业家排挤出西方体系（这些人本质上因国籍而受到惩罚），最终反而强化了俄政府的统治基础。若西方政策制定者当初采纳了部分西方知名人士的建议——不对俄罗斯富豪实施制裁，而是为他们提供便利，使其能在西方定居并将大部分财富转移至西方——如今俄罗斯的局面或许会截然不同。

在俄外资企业方面，尽管有部分企业撤离，但多数选择留下：要么直接保留业务，要么通过将业务出售给本土投资者、调整商业模式等间接方式继续运营。2022年初在俄运营的大型外资企业中，约46%将业务出售给本土投资者，确保了业务连续性——既持续提供商品与服务，又保障了就业与税收，为俄罗斯GDP增长提供了支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仍在俄运营的外资企业往往处于有利地位：由于大量俄罗斯本土企业受到制裁，外资企业（或由原外资企业转型而来的企业）正成为多个行业的关键参与者，往往享有竞争优势。这又引发了另一重意外后果：基辅经济学院（KSE）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资企业目前为俄罗斯联邦预算贡献了巨额收入，去年纳税额超过200亿美元，却仍未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

欧洲企业协会5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在俄运营的外资企业认为当地存在增长机遇。尽管制裁、地缘政治风险、支付限制等障碍依然存在，但这些企业仍在推进其长期战略。声誉风险确实存在，但对许多企业而言，长期财务回报足以抵消中期成本。

对俄制裁的涟漪效应与意外后果还延伸至俄罗斯境外的广阔领域。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及其他金砖国家集团成员）不仅深化了彼此间的经济联系，也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其结果是，世界向多极格局转型的进程加速，传统西方主导体系之外的新经济权力中心逐渐崛起。

此外，制裁还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对美元及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的过度依赖。俄罗斯与中国构建替代性金融网络、强化与非西方金融机构联系的能力，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契机——这些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对西方控制的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尽管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但已正式启动，并可能对全球贸易与金融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除意外后果外，制裁也对俄罗斯造成了直接损害。目前俄罗斯经济虽已企稳（尽管增速大幅放缓，但处于可持续区间），但制裁的长期影响或将持续显现。即便制裁开始松动，其带来的惩罚性后果与负面影响也不会迅速消失。和平协议达成后，俄罗斯仍需在数年时间内维持高额军费开支。正如特朗普总统及其高级官员所言，制裁将在多年内分阶段逐步解除，部分制裁（如禁止俄罗斯获取西方军民两用领域技术）甚至可能永久保留。此外，俄罗斯还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结构挑战。

毫无疑问，制裁确实对俄罗斯造成了冲击，打乱了其此前的经济发展计划。但俄罗斯国家、大企业及民众展现出的韧性与适应能力，远超实施制裁者的预期。俄罗斯的贸易格局已从过去的“西方主导”转向“东方与南方主导”；创新进程加速，“本土化”也从愿景变为现实。而西方对俄罗斯政治权力性质与影响力的判断，更是大错特错。

我们还可以认为，制裁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与制裁推动者最初的期望背道而驰：制裁非但没有瓦解俄罗斯，反而意外强化了其经济、社会与政治稳定；非但没有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孤立，反而使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裂痕日益明显且不断扩大。正是出于这一认知，尽管布鲁塞尔正筹备第19轮对俄制裁方案，但白宫如今已反对进一步对俄实施制裁（尽管仍频繁发出制裁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