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后,陈恭澍随即获释出狱,郑介民:他投靠76号是为了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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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末,一位匿名老者死在了香港铜锣湾不起眼的老旧公寓里。

当他的邻居发现他的尸体时,桌上还摊着一本字迹斑驳的回忆录手稿,封面题写着“英雄无名”四字,旁边压着枚磨损的黄埔军校校徽。

直到数月后,来自台湾的内部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这位匿名老者,正是当年军统“四大金刚”之首、策划过两百余次暗杀行动的“辣手书生”陈恭澍。

然而,他死后,却没有墓碑,没有讣告,甚至连确切的死亡日期都成了谜。

那么,陈恭澍是谁?他又为何会死在香港呢?



特务骨干

1907年,陈恭澍生于北平一个普通官宦家庭,祖籍河北宁河。

年少时,他性格叛逆,18岁那年因和嫂嫂争执负气出走,辗转南下广州。恰逢黄埔军校招生,陈恭澍一举考入第四期,后因患病转入第五期步科学习。

尽管学习时间短暂,却让他结识了日后影响一生的关键人物,戴笠。

当时,戴笠在军校担任骑兵营副官。他看中了陈恭澍“头脑缜密、行事果决”的特质,多次对他加以点拨,关系颇密。

毕业后,陈恭澍被外派至地方部队任职,辗转数年却始终郁郁不得志。

1931年,他接到召回令,进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深造,系统学习情报搜集、密码破译等特务技能。

不久后,戴笠主导的力行社特务处在南京香林寺开办首期特务训练班,陈恭澍成为首批学员,接受了更为严苛的实战训练。

从伪装潜伏、秘密联络到近距离格斗、精准射击,甚至包括毒药使用和刑讯逼供技巧。

训练期间,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亲自授课,向他们传授特务工作的生存法则和社会洞察术,这些经验让陈恭澍受益匪浅。

训练结业后,陈恭澍被派往北平,参和军统“北平站”的筹建工作。

此时,北平正值多事之秋,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汉奸势力蠢蠢欲动,特务工作危机四伏。

然而,陈恭澍却在短短一年内,就搭建起了覆盖全城的情报网络,联络点遍布茶馆、商号和洋行。

他还借鉴王天木的经验,要求特工“融入市井,不露锋芒”,自己则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为掩护,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

1933年,北平站初具规模,26岁的陈恭澍正式出任站长,开启了他的“暗杀生涯”。



北国锄奸

没过多久,陈恭澍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个重大任务,刺杀张敬尧。

当时,张敬尧已被日本关东军收买,潜入北平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密谋策动旧部叛乱,配合日军攻城。

而戴笠则给陈恭澍下达了死命令,七天内必须完成制裁任务,否则以失职论处。

接到命令后,陈恭澍和天津站站长王天木、行动组长白世维组建行动小组。经侦查发现,张敬尧在六国饭店包下331、333、335三个房间,行踪诡秘且护卫严密。

为摸清具体房间,王天木和白世维以住店为名潜入饭店,连续蹲守四天无果。好在两人幸运的从饭店合作的西服店掌柜处获悉,张敬尧每日午后会在房间内午休。

此后,王天木又在二楼走廊偶然发现一间客房门虚掩,屋内之人正是张敬尧。他立即示意白世维行动,后者拔枪连开三枪,张敬尧当场毙命。

两人趁乱混入人群撤离,由戚南谱在外接应,整个过程仅用三分钟。而陈恭澍也因策划有功,受到戴笠的重奖,“辣手书生”的绰号开始在特务系统内流传。

1934年,他再接重任,暗杀抗日将领吉鸿昌。

当时,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组织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因天津站刚换站长,行动由陈恭澍主持,天津站配合执行。

他组建特别行动组,在吉鸿昌住所附近设点监视,却因吉鸿昌警惕性极高而屡次失手。

后来,陈恭澍得知吉鸿昌将在国民饭店38号房会见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他立即安排杨毓珊假扮带孩子的妇人,借送开水时机确认目标位置,再由吕一民、吕问友实施刺杀。

行动当日,吕一民二人踹门而入,对准目标位置连开数枪,却未料因换庄,刘少南恰好换到吉鸿昌座位,当场中弹身亡,吉鸿昌仅右臂受轻伤。

此后,陈恭澍又通过人脉运作,促使法租界当局将吉鸿昌引渡至北平陆军监狱,最终由蒋介石下令枪决。

虽然此次行动有瑕疵,蒋介石却仍让陈恭澍升任军统华北区区长。

然而,仕途顺遂的陈恭澍很快就遭遇了重创。

1934年12月,戴笠下令制裁汉奸石友三,陈恭澍通过石友三副官先鸿霞策反厨师褚某,在他爱吃的火锅中下毒。

不料,褚某行动时神情极为紧张,被石友三察觉破绽,先鸿霞和褚某随后被送进日本宪兵队遇害。

毒杀失败后,陈恭澍因畏罪逃离北平,在塞北流落近一年才敢回南京请罪。戴笠震怒之下,将他撤职关押于南京羊皮卷“乙地”监狱。

一年后,陈恭澍获释,被任命为天津站站长,戴笠特意叮嘱“戴罪立功,不可再失”。

上任不久,他就接到制裁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的命令。陈恭澍实地勘察后,遂策划“美人计”,由戴笠介绍的尚小姐接近殷汝耕。

尚小姐凭借和殷汝耕的密切关系,策动他贴身副官反水。然而,却因副官临时反悔告密,导致尚小姐被捕遇害。

后来,伪冀东保安队起义,一度抓获殷汝耕,却在押往北平途中被日军解救,制裁任务再次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连续的刺杀失败,也让陈恭澍在军统内部背上了“屡战屡败”的骂名。



河内刺汪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陈璧君等从云南逃往越南河内,公开投靠日本,筹备成立伪政府。

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怒,蒋介石于是下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制裁汪精卫”。

当时,戴笠任命陈恭澍为“河内工作组”组长,率“十八罗汉”赴河内执行任务,这成为了陈恭澍职业生涯最受瞩目的行动。

陈恭澍率队抵达河内后,首先和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总领事许念曾建立联系,由领事馆负责情报支持。

经侦查确认,汪精卫住在高朗街27号西式洋房,楼高三层,前后有院落,门前设草坪,护卫虽不多但警戒严密,汪精卫极少外出散步。

因此,陈恭澍制定两套了方案。一套由余乐醒牵头,通过毒杀或定时炸弹实施“软刺杀”;另一套由自己亲自指挥,采取阻击或强攻的“硬刺杀”手段。

软刺杀方案率先实施。

陈恭澍得知汪精卫每日食用的面包由固定面包店供应,就拦截送面包的人,换上有毒面包,由行动员化妆送达。

不料汪精卫当日恰好未吃面包,毒杀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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