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科因：成名后女人们向我蜂拥而来，还有女人寄来穿过的内裤

前英格兰球星加斯科因在一本新书中讲述了自己动荡的一生，本文内容是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和前妻雪莉的感情之路。

以下内容是加斯科因第一视角的自述

第一部分内容

世界杯后不久我去了巴巴多斯度假，在布里奇顿看见几间小屋，墙上写着“加扎！”“我们爱加扎！”

回到英国，公众对我百看不厌。我在酒吧里被人围住，香槟免费喝，钱也像流水一样入账。找我代言的东西五花八门——午餐盒、地毯、T恤、钥匙扣等。我去剪彩开店，20分钟能拿1.5万英镑。我还拍了很多广告——麦当劳、乐事薯片、阿迪达斯……不管什么广告，导演都想看见我嚎啕大哭。我不介意，反正钱给得足。名气太大，妈妈和安娜就干脆成立粉丝会，卖“加扎”徽章等周边，还帮我处理铺天盖地的粉丝信。

有女人寄来穿过的内裤，妈妈受不了了。有个男人寄来恐吓信，妈妈拆开一看，上面写着：“我知道你住哪。我会把你铐在床上，然后把你从头到脚都强暴一遍。”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儿子，我干不下去了。”我当然不能怪她。来信多得夸张，桌子旁边总有两三袋黑色垃圾袋装满邮件等着分类。

“加扎热”带来的最大快乐之一，是我能尽情给家人花钱买礼物——珠宝、名牌、给孩子们的自行车，我甚至给爸爸买了船、房车，和不计其数的汽车。老爹对车着了魔——我一共给他买了大约82辆。一年三回：父亲节、生日、圣诞节，我都得结账。他在2018年去世前开的最后一辆，是7.5万英镑的宝马。账单寄来，我吓了一跳。他表示：“这是我的父亲节礼物。”我回：“哦，天哪。”可我其实不介意——我就是想帮他，他为我做过太多。

世界杯后的惊人名气也让女人们向我蜂拥而来。报纸充斥着“我与加扎激情一夜”的标题，内容是她们夸我床上多棒，给我满分十分。我心想：“这姑娘我根本没见过。”但被夸得这么好，谁会真去较真呢？

从世界杯回来大约一年，我在赫特福德郡家附近的高级酒吧遇到了雪莉-费尔斯——那个后来成为我一生挚爱的金发女人。我们开始约会，为了避开媒体经常住酒店。一开始特别好玩，化学反应强烈，我能感觉到她喜欢我，和我喜欢她一样多。她正处在离婚过程中，我也很快见到了她的孩子，梅森两岁，比安卡五岁。梅森太小不认识我，但有次吃早餐，比安卡盯了我很久，最后问道：“妈妈，为什么加扎在我们家？”那会儿我上电视上报纸的频率太高，小女孩下楼看见我在厨房肯定觉得怪。

我们交往大概一年，我签约拉齐奥。我告诉她要去罗马时，她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在我心里，我们只是比较随意、时断时续的关系，可她表示：“你不能就这么走！孩子们觉得你是他们的爸爸。”按理说，我和孩子们相处时间很短，我们也交往不久，这话有点过。但我对雪莉的感情很真，也许心里有一大半是想把这段关系走下去。于是尽管心存犹豫，我们决定，大概六岁的比安卡继续上学，和她亲生父亲住，假期再来看我们；而梅森和雪莉一起搬到罗马。

这段生活说不上成功。我在新俱乐部要立威，压力山大。回到意大利乡下的别墅，家里孩子哭闹、玩具凌乱，鸡飞狗跳。我脾气急，最受不了孩子哭，于是买了几个装在儿童卧室里的装置，只要孩子一出声就发出“呜呜”的诡异声。某晚雪莉表示：“孩子们今天太安静了，他们平时不是这样的。”我没告诉她，那是孩子被吓得不敢吭声了。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把他们当亲生孩子爱，但那段时间确实难熬。大概六个月后，雪莉带着孩子回了英国，偶尔假期再来。

1995年夏天，我在拉齐奥的最后一个赛季结束时，雪莉告诉我她怀孕了。按理我该高兴，但我没有，而且我承认我对她并不友善。当时我正筹划转会格拉斯哥流浪者，不想被任何事分心。回到英国后，雪莉多半住在她位于赫特福德郡的家，我则在流浪者踢球。我们的儿子里根预计1996年2月出生。临产前不久，我随流浪者在伦敦，有一晚和队友出去玩，第二天有点醉醺醺地到了雪莉家。我敲门，对雪莉的母亲说我是来赶着见孩子出生的。她却让我离开，否则就报警。我转去盖茨黑德老爹家，随后又和朋友们出去喝酒，拼命想把一切麻醉掉。

第二天，在酒馆里，一个朋友指着报纸上的文章给我看，雪莉正在临盆，打算给男孩取名“里根”。我就是这样从《世界新闻报》上知道了自己儿子的名字。之后我回到赫特福德郡，终于把我的小家伙抱在怀里。那感觉太美妙了。尽管之前我对做父亲有所顾虑，但那一刻我从未感到过那样的爱。太棒了。雪莉解释说，“里根”的意思是“小国王”。他的到来让我们俩的关系更近。尽管分歧重重，我们决定为了孩子努力一把。雪莉在格拉斯哥选了一栋漂亮的六卧大房子，带网球场和游泳池。

1996年7月，就在我和英格兰被德国淘汰出欧洲杯的一个月后，我们在赫特福德郡的汉伯里庄园举行了盛大婚礼，花了15万英镑，在当时是一笔大钱，但全由我们卖给《Hello!》杂志的独家版权支付。站在礼拜堂祭坛前，面对雪莉，以及所有家人和朋友，包括英格兰队友希曼、保罗-因斯、克里斯-瓦德尔、伊恩-赖特，还有好友丹尼-贝克和克里斯-埃文斯。我感到恐惧，就在我们互换誓言的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犯了错。我立刻觉得被困住了。但为时已晚，只能硬着头皮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

结婚仅仅三个月，1996年10月，我们之间的失和爆发成一件让我一生都后悔的事。我们带孩子在珀斯附近的格伦伊格尔斯酒店度假。我在餐厅因为一件蠢事和雪莉吵了起来。她回房间，我跟上去，把头顶到了她的头上，凭着本能把她推开，把她推倒在地。我说了句“滚开”。她落地时伤到了手，痛叫起来。我知道自己捅了大篓子。她情绪平复后，我离开了。那一刻我已经无话可说，也无事可做。

几天后，《每日镜报》头版写着“加扎把雪莉打得黑青”，还配了雪莉在酒店外、手臂打着吊带的照片。必须公平地表示：雪莉对那晚的回忆和我的叙述非常不同。无论如何，我会永远为那晚给她造成的伤害感到抱歉。我也明白，很多人会觉得我活该。此后，不管在球场还是街上，对手球迷都冲我喊“打老婆的，打老婆的”。流浪者承受了不小压力要把我踢出队，但我非常感激主教练沃尔特-史密斯支持我，我得以留在队里。谢天谢地，那赛季对俱乐部非常出色，我出场34次，进17球，我们赢下了超级联赛和联赛杯。

可格伦伊格尔斯事件像阴影一样笼罩了我的人生。即便我们偶有短暂和好，也再回不到从前。1998年，离婚手续终于办妥。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还是感到心碎。更别提巨大的经济压力——70万英镑的和解金，外加每月1万英镑的抚养费。随着我的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尤其在我一步步陷入酗酒和吸毒的恶性循环之后，要负担这些钱，变得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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