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超常灾害已来，我们却还在“神农尝百草”

10月上旬，北方多地遭遇历史同期破纪录的降雨。在市民“这雨还要下多久”、“真的变南方了吗”的惊叹声中，在农民面对泡在烂泥中的庄稼欲哭无泪之时，我们迎来了第36个国际减灾日。

10月13日国际减灾日是联合国设立的纪念日，用于提升全球对灾害风险的认识和防范。今年的主题是“投资韧性建设，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强调要将重点放在灾前准备，而非灾后补救。

这是一句常识——如果知道灾害会来，人人都会提前做好准备。关键在于我们真的懂灾害吗？灾害援助工作者郝南说了一句看似反常识的话：“我们对灾害影响的理解还处在‘神农尝百草’阶段，一点都不夸张。”

他说这话，其来有自。河北兴隆-北京密云特大暴雨过去两个月后，就在这个十一假期，他所在的机构卓明信援（下称“卓明”）带团回访灾区，从损失惨重的太师屯出发，沿着洪水足迹试图还原灾害全过程。

如何像剖析病原致病机制那样，去解剖一场灾害，逆向、正向推演其发生机制并评估风险，这不仅涉及多学科专业的综合测算，更需要在社会层面分析不同相关方从不同视角对灾害及其影响的理解。郝南认为，这些工作目前还做得远远不够。而由于气候变化，极端降水和超标准洪水将渐趋常态。未来怎么办？我们希望卓明团队的经验与困惑被更多关注气象灾害的人士看见。

◉十一期间，卓明信援团队重访河北兴隆县灾区，一户人家的房屋被山体滑坡冲毁大半，至今全家只能暂居救灾帐篷和铁皮木板搭建的临时住所。他们是幸运的：洪水来袭时，得以躲上屋旁石峰数日，活了下来。图源：卓明志愿者谢一景

1

北方变南方

乡镇依然被遗忘

这几天华北地区又在密集下雨，就像很多农友曾感慨的那样，北方要成南方了。随着极端降雨愈发频繁，你们在灾害管理中遇到了什么新问题？

郝南：近几年，那些原本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地方，超标准洪水发生的都更多、更密集。未来，不仅是多雨的南方，北方类似灾害也可能发生的更频繁。

相比于南北方的区别，面对超标准洪水，我们更关注河流径流的“年际变化率”和“年内分配”，来评价防范难度。比如北京密云区太师屯镇在7月底特大暴雨时最高流量达到了3000立方米每秒，但常年汛期较高流量也就是5-10立方米每秒，非汛期还时常断流。

南方“湿润区”洪灾风险较高的河流一般变率不这么大——汛期几千上万流量，平时水量也有两三千，汛期两岸可能几年就淹一次。但发生周期超过20-40年的超常洪涝灾害更难防范——人类的抗洪经验很难代际传递。

极端降水和超标准洪水增多也在改变政府的工作方式——“叫应”成了应急管理部门现在应对暴雨洪灾主要的工作内容——有暴雨红色预警和启动洪灾响应就要逐级给基层打电话：“（要）下暴雨了，让高风险区域民众赶紧转移！”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难免手忙脚乱。

随着气候变化，400mm等降水量线北移，未来在国内400mm-800mm等降水量线之间山区溪沟谷地形的地方，发生极端降水导致重特大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灾害的概率还会增加。

2024年8月，葫芦岛市建昌县等地大面积暴雨洪灾，导致至少11人遇难。同时参与过去年辽宁葫芦岛洪灾和今年北京承德交界洪灾救援的队长对我说，从类型、规模和现场灾情来看，两次灾害非常相像。

我们能不能从前述灾区学习经验？能不能意识到，它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然后去思考该怎么办？

◉山洪往往沿着沟谷冲下来，那也是梯田和道路容易修建的地方。在图中这种典型的山洪沟地形下，如果村落前方水平的河谷与后侧垂直的山洪沟同时爆发山洪泥石流，那么被冲击民房里的住户很难有逃生机会。图源：卓明游学成员葛明宁

密云特大暴雨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京郊农友了解受灾情况，但到了10月8日，华北开始又一波密集降雨降温，连我们这样一个关注秋收的食农机构对灾情都有些“疲劳”了。在你的观察里，近年来哪些地区的灾情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灾情是否也有“灯下黑”？

郝南：2013年我就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 “五大不均衡”：灾害类型不均衡，大灾小灾不均衡，城乡不均衡，灾后各个阶段不均衡，灾前灾后也不均衡。社会对灾害关注的这五大不均衡到现在仍然存在，没什么本质改变，只是以前更在乎地震，现在更关心气象灾害了。资源的投入从来都和社会关注度而非灾情大小更相关。

而农村获得的关注始终是比城市少的。

过去十几年间，气候变化导致灾害频发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但社会得到教育，还是2021年的河南“23·7”特大暴雨洪灾（媒体一般称为“720特大暴雨”）。郑州城区在7月20日傍晚一小时降水200mm，史无前例的豪雨自然马上造成严重内涝，地铁里淹死十几位市民的消息点爆舆论。而同一时间，甚至更早一点发生的更为严重的伤亡，却鲜有人知。

官方公布的郑州暴雨洪灾死亡人数是380人，其中百分之七十的死亡人口来自郑州郊区山丘市县，死亡时间集中在7月20日下午13时之前。绝大多数人员是因为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丧生，仅有十分之一左右是在城市内涝中遇难。然而社会舆论讨论的，几乎全部是城市内涝中的案例。

在黄河另一侧的新乡市，“7·20”前后几天降水的极端性并不次于郑州。虽然死亡人数较少——这边主要是平原，水的流速相对缓慢，有逃生和救援机会。但淹成了一片汪洋，卫星地图上，将近枯水期的鄱阳湖，村子都成了孤岛。据我们初步估算，包括下游洪水流经的鹤壁市淇县和浚县，曾被洪水围困群众近100万人，救援队救助了其中至少40万人。当时光新乡卫辉一个县级市，就有20万人要全部转移。

◉新乡卫辉市汲水镇辛庄村北洪水围困五天，村主干道水流湍急，被访者说一层民房全部被淹。图源：浙江经视

郝南：这么多年过去，一些重要的问题还是没有被讨论——城市内涝的致灾机制与风险类型与山洪地灾、河流洪水截然不同。城市内涝造成人员伤亡的风险远低于山洪地质灾害和河流洪水，灾害影响也往往是后两者更深远。即使在郑州，如此极端的降水，内涝积水一天也就排掉了，而下游河流沿岸村镇，却陆续被淹半个多月。

而且城区主要是雨水，清理相对简单。城市基础建设也会在几天里很快恢复，市民一般也不会失去生计。一路倾泻而下的洪水却携带大量泥沙杂物，所过之处，居民财产尽皆损毁。

在今年6月份贵州黔东南州特大洪灾中，榕江城里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混合着垃圾能有一两米厚。更重要的是，山区洪水会把农田道路、基础设施冲毁。在我们这次走访的河北兴隆县重灾乡镇，很多位于山间沟谷的基本农田，还有河滩田地、山上的梯田果树都被冲毁。基本农田被泥石流冲毁很难再生，需要专门核减。农户因灾失去土地则会给予一定的补助，但生计损失是永久性的。

在未来，山区洪水频发的趋势还会持续，甚至会加速。

◉福建上杭县古田镇，暴雨造成严重的山体滑坡。图源：周轩

2

宣传减灾

谁有钱和村民喝三个月酒？

今年国际减灾日主题关于抗灾韧性，你曾强调过预防灾害需要一整套预警监测逃生演练体系。比如湖南洞庭湖救援抢险时，当地提前把大巴安排到了溃坝洪水即将到来的村子，村民有经验，也反应迅速。这些年来，国内增强抗灾韧性的资金和意识是否有提升？

郝南：不知道OCHA（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厅，灾害紧急响应归属于该部门管辖）会怎么看待这个主题。“韧性”这个词，精英话语里频繁地提，但是老百姓不买账。社科、理工各个领域都在讲韧性，但其实概念和理解完全不一样，很难统一定义甚或计算。这种宽泛模糊的概念，很方便形成所谓的共识。

关于‘抗灾韧性’，我认为一个地方特定类型的灾害风险须是可量化的，要明确计算方法，或者评估其等级。如果无法计量，那“减少灾害风险”的目标又如何去验证是否达成呢？

“抗灾韧性”和防灾减灾，概念上也不是一回事，但不代表在投入工作时不能兼容，至少能完成些表面对话吧。至于社会防灾减灾的捐赠，近十年来并没有增加，目前还是很少，项目屈指可数。

防减灾的投入产出比很难衡量，很难找到科学可靠的参照；而且越成功，灾害发生后就越接近日常，越不容易看到效果。见不着效益，就没有人投入。舆论更容易看见已经形成的损失，而原本可能发生的损失很难，也很少被认真计算。

超常灾害的发生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在1000个低风险社区开展防减灾，在措施有效时间内，很可能严重灾害并不发生。想要提高防减灾投入的有效性，还是要有效识别灾害高风险社区，也就是发生严重灾害损失概率更高的社区。

◉一些社区发展机构开始关注灾害问题。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从化北部山区发现很多水渠年久失修，存在洪涝隐患，于是发动村民清淤修渠。图源：凤连

在社区防减灾，或者社区韧性建设方面，国内目前是否有表现突出、值得借鉴的例子？

郝南：就社会组织正在探索的实践而言，学校做得是比较好的，模式相对比较成熟，效果也可预期。社区层面，尤其是农村社区，成功的个案有，但暂时没见到可规模化推广的模式。没办法在科学上验证某种方法是有效的——即同样的方法拿到下一个村子还有效。

现在很多防减灾的活动内容到了农村往往‘驴唇不对马嘴’，与农民实际认知的风险错位。比如，和村民一起做一个社区风险图，问村民如果地震，你们村子里哪些房子不安全？村民说，我活了80岁了，没见过地震，我们这儿最大的风险是着火，附近村寨就有好多房子被烧坏。我去过一些地震灾区，其实他们那里更容易发生、风险更高的是洪水，地震前的社区防减灾教育也都跟洪水有关，而地震之后又只讲地震不讲洪水了。

防减灾往往只在灾害发生后才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很难教别人应对他们从未见过的情况。而往往造成损失最严重的超常灾害，正是超出当地人认知的历史性灾害事件。

应对既往灾害的经验在大多数时候都非常关键的，但面对超常灾害时，有时反而会成为障碍。今年在广东梅州龙岩灾区，我们看见，河流两岸的居民以前会在来洪水时把一楼的财物和不方便活动的老人搬上二楼。但去年六月特大洪水的水位淹过了二楼……

◉（左）2025年6月，广西柳江流域暴雨导致部分村落发生破纪录的洪水，20日凌晨的洪水水位比1996年高了35公分。图源：杨会光；（右）食通社同事参加了今年6月份卓明的另一次灾后游学，在福建龙岩市武平县下坝镇，当时水漫到二楼，洪痕依稀可见。图源：周轩

社区在农村工作的基础其实就是呆得足够久，和当地人形成信任，老乡可能没见过你说的东西，但愿意相信你，和你合作。但现在做社区服务的机构，和做应急救灾的人，其实是两波人？

郝南：和老乡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曾经国际发展组织的工作范式就是这样。过去国内做社区减灾工作比较扎实的，反而是几家传统的社区发展机构，他们发现灾害损失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然后才加入进项目里来。但那种项目需要有人员驻村好几年，我觉得国内如今很多机构做不来、资助方也不愿意支持。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钱下村了，谁可以为了防减灾，讲好一个逃生的办法，和村民吃上三个月的饭、喝三个月的酒呢？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这样的项目资助了。

为数不多在农村有长期项目的机构才能“顺便”做防减灾。这样的机构两只手能数过来，他们不一定懂灾害。有些刚准备做社区防减灾项目的机构会问，有PPT吗，有课程吗？但这并不是一套拿来就能用的东西。

比如逃生这个行为，目的是远离风险，而社区里的风险源，比如滑坡、崩塌，或者是河流上游的强降水，它们是什么属性，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接下来的影响范围是哪里，判断这些需要非常特定的专业能力。这些都影响了逃生的时机、路线选择和预案的制定。不同的灾害类型有不同的对应方法，社区的基本情况也千差万别，而影响社区居民“知、信、行”的各种因素，就更复杂了。

现在很多机构开始做社区气候适应，会首先对社区的气象灾害风险进行评估。但大家都反馈这部分不好做，根据我的观察，很难把减少风险或者提高韧性作为项目产出融合进来。

各级政府现在也非常看重生命安全。应对气象灾害的基础工作压得很实，责任层层传递。气象、水利水务、应急管理、自然资源部门等等，都在要求基层紧抓落实防灾避险举措。比如根据自然资源部的要求，社区里要做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避险工作明白卡等。农村社区理论上也都要设置灾害信息员、地质灾害风险监测员等公益岗位。

◉山洪灾害防御明白卡。图源：周轩

郝南：但执行起来同样比较难。在暴雨洪灾中，灾害原发地的洪水泥石流往往和预警一起来，这和大多数应急预案上写的就不一样。是否能在平时拿出能够在灾害发生时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成了社区防减灾项目专业性上的分水岭。有的时候，社区项目可以起到一个提高意识的作用，但实际防减灾的效果就不好说。

曾经有机构邀请我们去给一个村子做灾害风险评估，那个村风险背景比较复杂，需要请三四个专业垂直领域的专家现场勘测评估。比如了解滑坡体的前、后缘在哪——其裂缝、隆起会是滑坡前兆，估量岩土结构，了解可能滑动的土层有多厚、多大体量、向哪个方向移动、会影响哪几户等等。这样一个评估的预算，最多也超不过5000元。

虽然钱少，但我们愿意参与这种有用的项目，可是再没遇到过。

还有一类社区灾害能力建设项目，是灾后配套项目的一部分，往往是一次性的。有朋友前阵子去西藏定日县做了一次社区抗震能力提升项目，那边年初发生过6.8级地震，有项目资金。这类项目都有个统一规律：哪儿受灾了哪儿才做，而且还是一年之内。相当于给幸存者提供一些安全感和心理抚慰。两年之后，当地人都不想做了。

本应属于灾前阶段的防减灾项目，只能灾后做。要靠灾害的实际发生来筛出高风险社区，成本实在是高了一些。

你们这次游学走访了河北兴隆县和北京密云区，这些受灾区域的基层工作具体是怎样的？

郝南：在河北兴隆县上石洞乡，这个高风险乡镇最大的问题是人手不够。

上石洞乡占地面积100多平方公里，整个乡常住人口只有1100多人，其中有一个受灾很严重的行政村，常住人口就60来人。村里最年轻的人被选为村长，也已经55岁了。全乡没有一所学校、一家幼儿园、一间工厂。

◉上石洞乡山神庙村附近道路一度被洪水冲毁，形成断崖。图源：卓明团队收集自网络

郝南：村子这么老龄化，我们过去后口音都不通；年轻人也不在家，碰到的年轻人都是趁十一假期帮着回家收拾、送物资的，他们在北京做一些最底层的房产中介、快递、网约车的工作。在这种地方，用手机推送预警的通知方式就无效了。先得好好了解老年人在当地怎么生活，不然无法找到适应本地的、有效的沟通渠道。

3

山里滚石头

比村干部喊声大

卓明已经做了十多次游学了，你曾说过，去做灾害游学，其实就是要对灾害的类型和发生机制做一个解剖。具体到这次特大暴雨洪灾里，有哪些风险是利用已有知识可以提前预判的？

郝南：光洪涝灾害，类型就有上百种，还经常并发很多其它灾害。在具体的灾害场景中，准确给出分类上的定义，提前举出合适的应对方法，都很难。我是口腔医学背景出身，对于灾害领域的实践，我们真的还停留在“神农尝百草”阶段，或者说类型解剖都还没搞明白，说是“中世纪”都保守了。

回到7月底清水河流域特大暴雨，当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这股洪水是怎么形成的呢——暴雨发生了，水从山上冲下来，从最上游的小流域山洪，到小河流、中河流洪水，再到区域性流域性洪水，它是循序渐进、一步步发生的，洪水的流速、内容物和动力机制主要和河道的“比降”（某一河段的高程差与相应水平距离的比值，类似于坡度）有关系。水汇流的过程中，会夹杂泥、沙子和石头，也要具体去分析。

复杂的动力机制专业人员也未必能讲清楚。但在山区里，雨下得特别大的情况下，居民得能够判断来水方向，知道有威胁的是屋后山上的山洪，还是门前河道的洪水：这决定了生机存在于哪个方位。

了解水流动力机制，对于救援也特别关键。这次密云太师屯养老照料中心是被水淹为主，水漫上去很快，也有1-2个小时，人员还有机会往高处转移，而怀柔琉璃庙镇的村干部被山洪冲走的，那个过程可能只有几秒钟，在当时是没有救援机会的。

所以，洪水上游的防灾减灾难度更大。要依赖灾前的评估，来确定小流域的暴雨致灾风险阈值，知道多大的降雨量情况下，老百姓住的地方会被汇集起来的山洪冲坏。以此设定好，降雨到什么程度时，居民就得跑了。毕竟，等雨真的下够了，山洪马上就要发生，转移逃生的时间就不够了。在山里，洪水跑得比红色预警要更快。

我们在很多村子遇到亲历过灾害的人，都会说听到过当时山里“打雷一样”的声音，那其实不是雷声，而是沟谷间山洪和泥石流滚滚而下的声音。在被崩塌泥石流摧毁的房子旁边，还会听到很大的风声，感觉到汹涌的气浪。这些声音太大，在灾难爆发的时候，远远盖过村干部喊人撤离的声音。

所以基层干部这两年伤亡这么多——别人跑，他们去危险的地方。我还专门去现场还原了这次一位村书记和同伴被冲走的过程——怎么出的村委会的门，被倾泻激射而下的泥水冲倒，一步步冲到河道里……

◉今年密云洪灾中，位于清水河边的搜狐农场被无情吞噬。食通社的文章中记录下了农场员工被洪水卷走、死里逃生的过程。图源：搜狐农场

那么怎么去提前评估一个山区小流域能承载多少的降雨量，或者说它的“降水阈值”呢？

郝南：要判断降水阈值，从而确定灾害风险，必须精确推演特定小流域内，多大的降雨会引发足以冲毁沟谷、抬升下游水位的洪水。这需要综合地形、植被、土壤、岩性、流域面积与坡度等数据，测算集雨区范围，并结合降水和下垫面情况，计算地表径流转化率——这正是水利部门的专业范畴。

但根据职能划分，水利部更多关心洪水产、汇、流后，要如何调蓄洪，如何在下游已有水利设施范围内防范风险。社区如何应对，尤其是最上游的山洪会产生什么灾害，在他们的视线盲区和职能之外。

实际上去治理地质灾害的，是自然资源部。在他们的定义里，山洪往往归入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合并于地质灾害。

我们到了地方，发现某个乡还是由水务局去逐户做灾害风险评估——我认为按照他们的常规工作职责，只能评估河流沿岸。能否覆盖山洪地灾是个问题。

有洪水计算能力的人不管小流域，主要管河道，管小流域灾害的人对于水文水动力学的模拟并不精通。这里显然有一些壁垒是要去打破的。

你提到洪水跑得比红色预警要快。抛开科学测算与致灾机制，民众最关心的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应该撤离？哪些知识工具能帮助我们做这个判断，地方又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

郝南：首先，清水河流域特大暴雨，关键的一点是该干活的人都没睡觉。大半夜两三点突然紧急通知，撤离群众，对这些五六十岁的乡村干部不容易。他们好歹还是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要总结的经验应该是这个。

*编注：7月29日当天凌晨两点多，上石洞乡下辖的9个村先后与乡里失去联系，因为暴雨诱发山洪、泥石流灾害，全乡9个行政村电力、通信、道路全断，成为孤岛村。上石洞乡党委书记曹佐峰一度徒步37.9公里，逐村确认村民安全。

◉上石洞乡米铺村位于狭长的山谷沟道之中，受到严重的泥石流与山洪灾害。10月4日，通向米铺村的路全部被冲垮、塌陷，车子走在洪水冲出的河道里，原来的路基反而在头上；以前河滩内的耕田也全被大石头覆盖。图源：谢一景

郝南：但回到科学上应该如何判断撤离时间，问题就来了。这次暴雨洪灾的重灾区，是按照五年、十年、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水位标准来判断是否撤离的，符合水利部门防汛响应预案。

但洪水多少年一遇，是基于发生概率统计的工程设计标准。以此作为人员撤离的标准，往往只对下游河道两岸有效，对于上游则未必有参考性。这次兴隆县针对河道洪水的逃生都比较成功，汇流需要时间，居民通常有几小时逃生窗口。造成人员损失的，主要是山洪、泥石流等，它们发生的更早，和极端降水时间更接近，按照河道洪水的应对方式逃生，就来不及了。

气象部门的短临暴雨预警也是这个问题——暴雨红色预警一般以县为单位发布，指3小时降雨100mm及以上，或1小时降雨50mm及以上，但对具体乡镇街道的撤离，很难具备可操作性。也是对下游河流洪水更有效。

这次兴隆县基于全域降水情况，在凌晨两点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但一点到两点一小时内，上石洞乡营南峪村局部的降水量已经有91mm。在营南峪更上游的栅子沟，山洪从一点半左右就已经开始肆虐——前面介绍过的对于山洪预警更重要的临界值——小流域降水阈值早于红色预警先到达了。

所以，基层判断何时撤离，很大程度上还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目前防减灾一线可以依托的专业力量和资源，还是比较稀缺。

所以，你认为还是应该按照各流域的降水阈值来因地制宜地计算撤离节点？

郝南：是的。只要小流域上游降水量接近成灾阈值，就需要通知下游人员，立即撤离逃生。无需等待更大范围的雨量统计结果和预警通知。 有基层已经开始计算小流域降水阈值了。我们今年7月中旬，去过一个两年前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村子。当地根据山洪雨量站的计测量结果，一旦降水达到阈值，村里大喇叭就会发出高音警报，提示村民撤离。我们到的前一天晚上有雨，村民连夜撤离。我们到达时，村里几乎已经没人了。这已经是他们在汛期的常态。

在另一些复杂情形下，即使从专业角度，想要提前精准计算灾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规模，几乎也不可能，但当地至少应该知晓复合型风险的可能性。

比如河北兴隆县六道河镇受灾严重的杨家台村，山洪和泥石流是从两个方向爆发而来，几乎同时，彻底堵死了逃生路线……这也是地质灾害伤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兴隆县暴雨红色预警是凌晨两点多发布。杨家台村所在的小流域，暴雨其实是三点多才开始下。到了四五点钟，降雨的极端性打破了山顶高位的岩土平衡，上游高处多个分支沟谷同时爆发山洪和碎屑流。一大部分汇集到了杨家台村四组和五组前，先冲毁了沟底的几栋房屋和院墙；一小部分汇集到四组村后的山洪沟里，从那里随后荡平了四组大部分房屋田地。

◉重建中的上石洞乡。图源：郝南

4

治“龋齿”，需要科研

也需要社区医生

郝南：总体来说，在气象灾害的应对上，中国依然是走在全世界前列的，国际上能借鉴的经验也越来越少。我国大部分区划属季风性气候，是世界上气象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受气候危机的影响最早最深刻。地形地貌多样，各种灾害类型非常齐全。山区和河谷人口密集。只有个别国家兼具以上特点。

现在，中国所有区域的地质构造、每一种细分的灾害类型、洪涝灾害每个环节的动力学机制其实都研究得很清楚。但在实践应用中，学术的上下游连贯不起来，。

从社会的角度，不知道灾害是怎么发生的，不了解灾害的“致病机制”，就无法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好比有人研究了“龋齿”的成因和治疗方法，但没有人做“公共卫生”，去普及、干预人们的健康行为，也没有“社区医生”，帮助具体的病人开出处方，“蛀牙”问题就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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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通社日前发布的《农村社会组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路径研究》报告曾详细介绍卓明团队在响应自然灾害、发挥“信息枢纽”作用的案例。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链接下载报告全文。

-这是食通社第750篇原创-

食通社

作者

裴丹

重回正途的码字女工，关注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与变迁下具体的人。

编辑：令钰

版式：小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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