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激战安庆

1860年，也就是咸丰十年六月。在这个时间节点，无论是湘军，还是湘军主帅曾国藩，乃至整个太平天国战争的态势，都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时间节点：6月8日，一向苦于手中权力，资源不够的曾国藩，终于否极泰来，咸丰皇帝下诏，任命这位湘军统帅暂代两江总督，加赏兵部尚书的头衔；短短两个月后，又正式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一时间，长江南北沿岸，与太平天国对峙的各路水陆清军，都归曾国藩节制。

当然，这种慷慨和信任是有代价的。咸丰帝的意思，是要曾国藩立刻拿出一套可行的作战方案，调集军队，去援救被太平军猛烈进攻的浙江、江苏乃至上海。然而曾国藩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和整个湘军集团的最高使命和主要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想打败太平天国，就必须贯彻争取长江上游，高屋建瓴，直捣其首都南京的战略决策；而要想顺江东进，围困南京，就必须首先占领南京的门户安庆，这里是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运输枢纽，也是安徽省重要的商业与经济中心之一。另外，湘军围困安庆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贯彻军事战略上“攻其必救”的原则，吸引太平军后期的重要机动兵团，以皖北为根据地的英王陈玉成部前来救援，然后以逸待劳，加以歼灭。

此时的曾国藩，经过了数年战场指挥，以及多次惨痛失败的历练，在运筹帷幄上已经变得老成持重。为了攻克安庆，他提出了一个周全稳妥的多路进军方案，以弟弟曾国荃部为攻城主力，直至安庆城下，同时命令胡林翼，多隆阿等部，攻击安庆北面的霍山，桐城，舒城等地，阻挡太平军南下增援；再命令湘军水师名将杨载福攻击安庆以东的枞阳，池州等战略要地，切断东来增援的太平军，同时曾国藩自己坐镇皖南的湘军大本营祁门，掌控全局。对于安庆的重要性，那些比较具有战略眼光的太平天国高级将领，比如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还有英王陈玉成，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各路湘军还在调动之中的时候，他们就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最后想出来的对策是针锋相对，也来个围魏救赵，攻其必救：派出两支大军，一支是由陈玉成指挥，沿着长江北岸，向武昌进军。另一支是李秀成，走长江南岸，经过皖南、江西，渡江与前者会师。武昌，是各路湘军的补给后勤中心。这样一来，湘军就必须分兵援救武昌，安庆自然解围。同时，太平军在沿着长江两岸进军时还可以连络捻军，以及割据皖北的苗沛霖等反清力量，壮大声势，一举多得。

然而这次声势浩大的两路进军计划，最后却落得个虎头蛇尾，草草结束，既没有能攻克湘军的后勤中心武昌，也没有能解安庆之围。这是为什么呢？首要责任还是在南路指挥官，忠王李秀成身上：李秀成此时的心思，都放在经营自己新近占领的苏南地区上，他还想保存实力，继续经略浙江，上海，所以对救援安庆不感兴趣，进军迟缓。直到1860年11月，李秀成才率军进入皖南，然后在浙江，江西盘桓许久，不肯进攻武昌，直接导致陈玉成在长江北岸孤掌难鸣，进展缓慢。

另外，向武昌进军的陈玉成，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阻碍，那就是他打到武汉附近的黄州时，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突然到访。他们声称，根据英国和清廷刚刚签订的北京条约，汉口已经变成了向英国开放的对外通商口岸，英国在汉口拥有重要的商业利益，所以太平军不得进入汉口。陈玉成缺乏和欧洲列强打交道的经验，由此产生了极大的疑虑，当时西方列强由于声称保持中立，安庆的太平军还能从到达的英国商船上买到急需的粮食，欧洲的枪炮武器也是太平军必不可少的装备，所以陈玉成感觉不能和英国人公开撕破脸面。不仅如此，陈玉成一路进军途中，和湘军接连血战，兵力折损严重，出征时的十几万大军，此刻手头仅有五万多人，再加上听闻武昌城池坚固，各路援救的清军也在纷纷抵达，而南岸李秀成的配合也指望不上，于是只能回师皖北，太平军南北呼应的作战计划最终落空。

武昌无法攻下，安庆周边局势自然也就日益恶化。万般无奈之下，陈玉成不得不于1861年4月，7月两次单独率军出击，试图解安庆之围。但湘军已经在安庆城下扎营将近1年，阵地可谓深沟高垒，易守难攻。再加上强大的湘军水师已经控制了安庆附近所有主要水道，后勤补给和各路援军源源不断，所以陈玉成的解围行动最终失败，主力全失。9月5日，被围困许久，弹尽粮绝的安庆被湘军攻陷，随后，曾国藩赶紧把自己的官署大本营移到了安庆城内，从此安庆就成为湘军东进的指挥中心、后勤中心。因为此次大捷，曾国藩被朝廷下旨，加封太子少保头衔。